五四運動爆發後，作為省立一師北園分校的學生代表，王盡美聯絡濟南其他學校學生舉行遊行示威、罷課、絕食等鬥爭。在五四運動中，王盡美結識了省立一中的一位學生，這就是和他一起創建濟南黨的早期組織，又一起出席了黨的一大的另一位山東代表——鄧恩銘。
鄧恩銘，水族，出生在貴州省荔波縣，是黨的一大代表中唯一的一位少數民族。荔波縣是水族人聚居區，水族是一個喜愛歌唱的民族，往往即景生情，遇事而歌，隨編隨唱，有“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連夜來天連天”的說法。
1917年，16歲的鄧恩銘投奔叔父來到山東。離開家鄉時，鄧恩銘寫了一首詩表達自己的誌向：南雁北飛，去不思歸；誌在蒼生，不顧安危。
1918年，鄧恩銘考入濟南最早開辦的公立中學——山東省第一中學。入學僅一年，五四運動爆發了，鄧恩銘作為一中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和王盡美等人一起領導了濟南學生運動。
皖係軍閥的政客集團在濟南辦的《昌言報》，公開詆毀汙蔑學生的愛國行動，王盡美、鄧恩銘帶領學生怒砸《昌言報》，轟動了整個濟南。
此後不久，王盡美作為山東省學聯代表去北京取經，在北京大學認識了羅章龍。羅章龍是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負責人，在他的幫助下，王盡美參觀了北大圖書館，認識了李大釗等人。當時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展了一批外埠會員，王盡美就是外埠會員之一。成為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通訊會員，使王盡美的思想發生了轉變。
由於王盡美與王樂平有同鄉和同族的關係，因此王盡美是王樂平家中和齊魯書社的常客，思想上也深受王樂平的影響。
齊魯書社是濟南唯一經銷進步書刊的地方，因而逐漸成為進步知識分子聚會活動的場所。王盡美經常在這裏與省立一中學生鄧恩銘、山東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學生王象午和育英中學教師王翔千等見麵，如饑似渴地學習、研究著各種新思潮，探討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道路和方法，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王樂平是老資格的同盟會會員，當時正擔任著山東省議會議長，或許是身份不便，或許是覺得自己並不完全信仰馬克思主義，對陳獨秀請他在山東發展共產黨組織的委托，他在經慎重考慮之後，把正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王盡美、鄧恩銘介紹給了陳獨秀。
與此同時，李大釗也與王樂平等保持著密切的聯係，聯係他們之間的紐帶是齊魯書社和《曙光》雜誌。
《曙光》雜誌，是山東旅京大學生宋介、王統照、王晴霓於1919年11月創辦的立誌於傳播新文化的刊物，在當時很有影響。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曙光》的政治傾向由“促進社會改革”轉變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大量發表介紹蘇俄情況的文章和列寧著作譯文。李大釗、何孟雄、瞿秋白都是該雜誌的撰稿人。
曙光雜誌社主編宋介與李大釗關係密切，他在1920年8月16日作為曙光雜誌社的代表和李大釗、周恩來等一起參加了在北京陶然亭舉行的少年中國學會、天津覺悟社、北京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社等五團體的茶話會。此後不久，宋介也加入了李大釗領導的北京黨的早期組織。
王統照、王晴霓與王樂平、王翔千同是諸城王氏家族，交往頗深。宋介與王盡美、鄧恩銘的個人關係也很密切，王樂平創辦的齊魯書社是《曙光》雜誌在山東的代派處，該刊發表的進步文章在山東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曙光》雜誌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在山東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0年11月下旬，王盡美、鄧恩銘等組織的勵新學會舉行成立大會，北京《曙光》雜誌代表王晴霓專程來濟祝賀，並捐資讚助。1921年初，宋介到山東考察半月有餘，在濟南向勵新學會會員作了報告，並座談9次之多。宋介在濟南的活動對濟南黨的早期組織的成立無疑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此外，作為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通訊會員的王盡美，曾到北京與北京黨的早期組織骨幹成員羅章龍等人建立聯係，這無疑也是北京黨的早期組織幫助濟南建立黨的早期組織的重要聯係渠道。
在陳獨秀、李大釗關注濟南的這一時期，陪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到中國開展工作的楊明齋，也曾回到故鄉山東，在濟南作短暫停留，並見到王盡美、鄧恩銘等人。他在故鄉山東的活動對推動濟南黨的早期組織的成立無疑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王盡美、鄧恩銘受到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亢慕義齋”的啟發，1920年秋，在濟南發起組織了“康米尼斯特學會”（即共產主義學會）。學會“專以收集共產主義理論書籍，研究共產主義”為宗旨。從該學會的名稱可以看出，它具有明顯的共產主義傾向。學會成員大多是濟南一師、一中和工專的學生，他們是在王樂平開辦的齊魯書社閱讀和購買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報刊中，誌趣相投而結合在一起的。
王盡美是研究會的主角，比他大10歲的同鄉王翔千也非常積極。
王翔千原名鳴球，號劬園，1911年肄業於北京譯學館，在濟南《大東日報》任編輯。1916年任濟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校監、文案等職。五四運動後，致力於教育改革，到育英中學任教。在他的影響下，他的弟弟王象午也參加了研究會，女兒王辯（後改名為黃秀珍）後來成為山東的第一個女黨員。
研究會顯然得到受陳獨秀委托在濟南發展共產黨組織的王樂平的支持和幫助，因為“康米尼斯特學會”活動的地方主要是在濟南城內大布政司街20號，也就是齊魯書社。在康米尼斯特學會建立及活動的過程中，學會的核心骨幹王盡美、鄧恩銘等建立起了濟南黨的早期組織。大部分學者認為，小組成立的時間在1920年年底和1921年年初的可能性最大。
關於早期組織的成員，可以肯定的是有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王象午、王複元五位。有多位學者認為，對濟南黨的早期組織成立起到關鍵作用的王樂平，也應當是小組的重要成員之一。
1920年12月25日，陳獨秀抵達廣州，應有“共和將軍”之譽的廣東省省長陳炯明邀請，出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陳獨秀的廣州之行，使南國羊城成為籌備中的中國共產黨繼上海、北京之後的另一個活動中心。
廣州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在唐宋時期對外貿易就居全國之冠，即便在清朝海禁時期，這裏仍然是朝廷指定的唯一對外貿易的窗口。廣州又是著名的僑鄉，廣州裔華僑分布在世界五大洲近百個國家地區。
正是因為這裏與海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近代以來，這裏最早領受鴉片戰爭及帝國主義的侵略欺淩，最早被迫對外開放和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化，同時也最早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最早出現一批又一批企圖引進西方文明以改造中國的先進的中國人。從林則徐虎門銷煙到康有為創辦萬木草堂，廣州一次次成為近代中國的焦點，並最終孕育出封建帝製的掘墓人、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領袖孫中山。
孫中山不僅在廣州接受教育，而且在廣州“放言革命”，結交誌士，從事革命鬥爭，尤以辛亥黃花崗之役影響最大，它吹響了武昌起義的前奏曲。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又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繼續進行革命鬥爭，在南粵大地上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革命風潮。
陳獨秀之所以應陳炯明之邀南下廣州，並非一時決定，而是早有鋪墊。早在1920年2月17日，為邀集國內教育界人士籌建西南大學，陳炯明曾致電北京政府，要求“切實保護陳君（獨秀）赴滬，以便借重籌議”。這說明陳炯明是十分看重陳獨秀的。陳炯明主政閩南時期，曾邀請陳獨秀到漳州擔任教育局局長，陳獨秀當時急於考慮的主要是建黨問題，因而婉言拒絕。
1920年8月，桂係把持的廣州軍政府以討伐福州北軍的名義，下令進襲孫中山領導下的陳炯明部，第一次粵桂戰爭爆發。陳炯明率粵軍在各地軍民的支持下，一路勢如破竹，於10月28日趕走了盤踞廣州的桂係軍閥。11月，孫中山自上海返回廣州，宣布重組護法軍政府，繼續護法運動。作為孫中山部屬的陳炯明，不久即被任命為廣東省省長、粵軍總司令、軍政府內務部長，執掌廣東軍政大權，成為廣東實際上的最高當政者。
“聯省自治”一直是陳炯明堅持的主張，他認為中國廣土眾民，隻有實行分權自治，才可養成“民治精神”，建設民主。當時廣東受戰禍蹂躪已10多年，實行地方自治，建設廣東為模範省，與廣東人休養生息的渴望正相吻合，因此得到粵人的熱烈支持。
廣東的模範省建設計劃，包括改革教育，設立現代化市政府，設立特別市等重大舉措。誠懇邀請陳獨秀南下主管廣東教育，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學預科校長。
陳獨秀接到邀請後，寫信給李大釗商量是否應聘去廣州。李大釗認為領導廣東教育工作，有兩個重要作用：一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思潮帶到廣東去；二可以在那裏發展共產主義者的組織。陳獨秀也認為廣東有革命傳統，很想借此機會在那裏一麵宣傳馬克思主義，建立廣東黨組織，一麵從事教育改革工作，因而對廣東寄有較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