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最後一天，一艘來自中國上海的名叫“歌狄娜號”的郵船停靠在法國南部港口馬賽。
北京大學校長、華法教育會會長蔡元培從頭等艙中走出，陪同蔡元培走出船艙的還有一位年輕人。這個神態文雅又略顯幾分高傲的年輕人，名義上是蔡元培的秘書，實際上是應蔡元培、吳稚暉的邀請，到華法教育會正在籌備中的裏昂大學中國學院擔任教師的北京大學講師張申府，這一年他29歲。
由於與陳獨秀、李大釗都很親密的關係，張申府在出國之前的大半年時間裏，始終參與了南陳北李在北京和上海的建黨活動，在他們之間溝通信息，探討建黨事宜。10月，根據陳獨秀的建議，他和李大釗、張國燾一道發起成立北京黨的早期組織。
動身來法國之前，李大釗和陳獨秀都希望張申府在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中發展黨的早期組織，張申府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使命。
在近代中國曆史上，出國留學是青年知識分子追求新思潮、向西方學習的重要途徑。由於出國留學人數眾多，並且在時間和國別上比較集中，能夠稱之為“運動”的中國青年出國留學熱潮曾兩度出現：一次是清朝末年的留日運動，另一次即為1919年至1920年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雖然興起於五四時期，但它的雛形卻可上溯至20世紀初的留學活動。辛亥革命前後，隨著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我國留學生的誌向和興趣逐漸由學習軍事、法政等科目，轉向學習科學技術等學科。由於歐美諸國的科學技術水平高於日本，所以許多人認為學日本不如直接學歐美。因此，一反過去留學日本的人數多於歐美的狀態，赴歐美留學的人數日益增多。
歐美諸國的生活費用較高，即便是其中生活費用偏低的法國，每年的開支費用至少也在五六百元以上。在中華民國成立以前，留學歐美的學生仍以官費生居多，自費者則寥若晨星。1902年，李石曾、張靜江、夏堅仲三人也是以隨員名義跟隨駐法蘭西欽差大臣孫寶琦一同赴法，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留法學生。
中華民國成立後，在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的鼎力支持下，李石曾、吳稚暉、吳玉章等人一起發起成立留法儉學會。這個組織在成立後的一年多時間裏，送走了3批共80多名自費留法儉學學生。這個數字雖然不算大，卻超過了此前10年官費留法學生的總和。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法國被戰爭破壞十分嚴重，人員傷亡很多，後方嚴重缺乏勞動力。法國政府為解決勞力不足，於1916年2月特派陸軍部校官陶履德，以農學技師的身份專程到中國招募華工。華工絕大部分沒有文化，更不懂法語，無論是掌握法國先進的工藝技術，還是生活交往，都深感學習文化知識的必要。法國從本國的利益出發，也讚成施華工以教育。
1916年3月29日，中法有關人士在巴黎自由教育會會所召開華法教育會發起會，會上擬舉法國自由教育會會長、大學教授歐樂為法國方麵的會長，蔡元培為中國方麵的會長；中國方麵的書記為李石曾、李聖章，會計為吳玉章。1916年年底，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學校長的任命，回國前，蔡元培、李石曾、吳玉章等人在巴黎華法教育會開會，決定在中國建立會所並大力推行。蔡元培回國後，積極著手恢複停止4年之久的留法儉學會，設立留法勤工儉學會及華法教育會。由此，華法教育會和留法勤工儉學會成為主辦全國留法勤工儉學事宜的總機關。在設立會所的同時，蔡元培等還通過各種報刊發表文章和印發傳單，刊登廣告，廣泛介紹留法勤工儉學的意義和辦法。
繼北京成立華法教育會後，到1919年，上海、四川、湖南、廣東、直隸、山東、福建等省市也相繼成立了華法教育會的分會，留法預備學校也增加到20幾所。上海還專門設立了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會集所和俱樂部，負責接待各地來滬候船的赴法勤工儉學學生。至此，全國性及地方性留法勤工儉學的辦事機構在不少省市建立起來。此外，華法教育會還為解決赴法旅費做了一些努力。從中國到法國，海路3.1萬裏，三等艙的船費就要幾百元。經華法教育會聯係，法國輪船專設四等艙供勤工儉學學生乘坐，船費100元。全部旅費總計200元，原則上由學生自備，但對無力自備或不能備齊的，可向僑工局暫時借貸。籌措200元，這對一般家庭來說還是可以解決的。
五四運動前後，流行一時的“教育救國”“工讀主義”和“勞工神聖”思潮對留法勤工儉學熱潮的興起，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據統計，1919年全年有10批勤工儉學學生赴法，其中7批是在五四運動後啟程的。1920年共有10批近千名勤工儉學學生赴法，達到高峰。兩年之內，就有近2000名青年學生赴法勤工儉學，這在中國近代留學運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近兩千名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中，以四川、湖南人數最多，湖南省共有346人，四川省共有378人。
在曆史的長河中，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雖是暫短的一瞬，但它的意義十分重大，蕭三在為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文物史料展覽的題詞中曾寫道：“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最巨大的功績是為中國共產黨準備了一批最有能力的幹部。”
在中國共產黨的老一輩革命家中，有一大批是從參加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起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主要有：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鄧小平、李維漢、李富春、李立三、陳毅、聶榮臻、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蔡暢、向警予、徐特立、郭隆真、熊雄、蕭三、傅鍾、何長工、劉清揚、許德珩等。毛澤東當年就是為了赴法勤工儉學才走出湖南、北上北京，後參加了國內建黨活動的。劉少奇是為了赴法勤工儉學走出湖南，在河北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高等工藝預備班學習畢業，後又轉赴蘇聯學習，參加了革命。朱德也是在德國留學期間經周恩來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大部分都途經蘇聯回國，係統地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骨幹力量。
在他們當中，蔡和森、趙世炎、向警予、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等一批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為中國革命貢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有一大批久經考驗的革命者，成為新中國卓越的領導人，從他們當中，走出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四位副總理、三位元帥。
1920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
或許僅僅是個巧合，這一天，一艘名叫“波爾多斯”號的法國郵輪緩緩駛離上海港，駛向大海。
華法教育會組織的第15批197名赴法學生也在這艘郵輪上。其中有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任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那一年，他22歲。與他同行的有來自天津的郭隆真、李福景、張若名等同學密友。
波爾多斯號是一艘兩萬噸級的巨型郵船，上下共分10層。周恩來等勤工儉學學生住在郵船最底層的統艙裏。由於海浪洶湧，輪船搖晃得厲害，同行者很多在艙裏靜臥。周恩來卻總在船頭甲板上坐著，手不釋卷，時不時麵對浩渺的海洋在思索著什麼。
1898年3月5日，周恩來出生於江蘇淮安駙馬巷一座宅院中。周恩來的祖籍是以“師爺”聞名天下的浙江紹興，他的祖父周起魁也是因為當師爺定居淮安。到周恩來出生時，家庭的境況已相當衰敗，父親和伯父為了生計常年在外奔波。10歲的時候，周恩來的養母和生母相繼去世，家中隻剩下兩個弟弟、嬸母和臥病在床的叔父。周恩來從小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擔。
12歲那年，在奉天稍稍安定下來的伯父周貽賡寫信給這個自己十分喜愛的侄兒，讓他到東北跟隨自己生活。1913年，周恩來又跟隨伯父來到天津，考入聞名全國、仿照歐美近代教育製度創辦的南開學校。15歲到19歲，正是一個年輕人思想性格形成的重要時期，周恩來在天津和南開度過的4年歲月，對他一生的影響十分深刻。
1917年6月，19歲的周恩來以優良成績從南開學校畢業，在友人幫助下於9月東渡日本，想去考取在日本官費留學的資格。然而，周恩來在日本的求學和生活並不順利。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潮風行一時，周恩來從報刊上了解到十月革命的一些情況，又閱讀了河上肇的《貧乏物語》和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較早地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原理。而日本突然爆發的席卷全國的米騷動，使周恩來認識到日本社會發展的道路並不完美無缺，因而對日本社會感到失望。正在此時，母校南開學校決定創辦大學部的消息傳來，周恩來下決心回國學習，於是結束了在日本近兩年的留學生涯。
然而，五四運動的風暴，再一次改變了周恩來的生活軌跡。
5月中旬，周恩來一回到天津就卷入了這場全國性的愛國運動之中。他接受天津學聯的委托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並很快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訂戶在正式創刊前就達到四五千份。
周恩來和劉清揚、郭隆真等組織發起幾次罷課和赴京請願活動，都受到殘酷鎮壓。在激烈的鬥爭中，周恩來等都感覺到團結運動中骨幹分子，組成一個比學聯更嚴密的團體的必要性。
9月16日，經過十幾天的籌備，覺悟社在草廠庵學聯辦公室成立，同時出版《覺悟》雜誌。覺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
覺悟社最早的會員共20人，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會員各10人，他們是：周恩來、馬駿、李震瀛、諶誌篤、胡維憲、關錫斌、潘世綸、諶小岑、趙光宸、薛撼嶽和劉清揚、郭隆真、李峙山、鄧穎超、張若名、李錫錦、鄭季清、周之廉、吳瑞燕、張嗣靖。
覺悟社成立後的第一個活動是請李大釗到覺悟社講話。李大釗對覺悟社不分男女的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讚成，並提出要分類研究問題等許多具體建議。為了表示平等，大家用抽簽的辦法，決定代表各人的號碼。在《覺悟》上發表文章時，姓名就用號碼來代替。周恩來抽到的是五號，使用了“伍豪”的代名，鄧穎超抽到一號，就使用“逸豪”的代名。
由這樣一群崇尚“奮鬥”“犧牲”“批評同受批評”精神的青年人組成的覺悟社，很快成為天津革命鬥爭的核心。
暑期開學後，天津學生運動又迅速高漲起來。由男女學生組合的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於12月10日成立，周恩來作為新學聯的執行科長，在天津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焚燒日貨活動。
外號“楊梆子”的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下決心對愛國運動進行更嚴厲的鎮壓，強行封閉天津學聯和各界聯合會，逮捕各界代表馬駿、馬千裏等20人，宣布解散一切愛國團體，嚴禁人民集會、結社。覺悟社連續3天在維斯理堂地下室召開秘密會議，研究鬥爭策略和方法，決定舉行大規模的群眾示威。
1920年1月29日，以周恩來為總指揮的5000多名學生前往省公署示威請願，要求廢除一切中日不平等條約，釋放因抵製日貨而被捕的20名天津各界代表，啟封學聯會和各界聯合會。“楊梆子”出動軍警鎮壓，重傷學生50多人，周恩來、郭隆真、於方舟、張若名4位請願代表被捕。
慘案消息傳出，激起廣大愛國民眾的憤怒，紛紛集會、通電表示聲援，天津全市學生實行總罷課，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為抗議反動當局的拘留迫害，周恩來、馬駿等在獄中發動絕食鬥爭。被拘代表連續絕食3天，迫使當局答應釋放單獨押在拘留所的代表、允許代表們互相往來和迅速公審等要求，除女代表兩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處，自由往來，並且能夠閱讀書報。他們共同議定：每天早晨做體操，每晚舉行全體會議，並推舉周恩來、馬千裏、於方舟3人主辦讀書團，帶領大家研究社會問題。又議決每星期一、三、五開演講會，介紹各種新思潮。
從5月28日到6月7日，周恩來分五次作了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講演。所講內容，據周恩來當時編寫的《檢廳日錄》記載，主要有：曆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馬克思傳記、唯物史觀的總論和階級競爭史、經濟論中的餘工餘值說、《資本論》和資產集中說。周恩來能在被監禁的條件下做到這一點，同他在日本時已研究過馬克思的學說有關。在當時的中國，能作這樣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係統講演的人是不多的。
嚴酷的現實鬥爭和牢獄生活，使周恩來對“顫動於獄中”的共產主義思想開始產生共鳴。
7月17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對此案進行公審判決，周恩來等獲當庭釋放。半年的牢獄生活，再一次改變了周恩來的人生之路。入獄前，他是一個關心國家命運和社會改造、積極參加進步活動的學生；出獄後，周恩來已經具有日漸鮮明的革命意識，從此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此時，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正日漸進入高潮，周恩來在獄中就有了遠涉重洋赴歐求學的想法。為了幫助周恩來實現這個願望，對周恩來頗為賞識的南開大學校董嚴修向校長張伯苓提出，推薦兩個南開學生出洋留學，一個是周恩來，一個是李福景。為此南開學校特設“範孫獎學金”在經濟上資助他們。行前，周恩來又同天津《益世報》商定，當他們的旅歐通訊員，經常為他們撰寫通信，以所得的稿費補貼旅歐的生活費用。
10月6日，周恩來和李福景到華法教育會辦理赴法證明，10月中旬離開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
曆經36天的漫長航行，波爾多斯號到達法國南部的著名港口馬賽。
在這片遠離故土的異鄉，周恩來開始了全新的生活，並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當周恩來到達法國的時候，留法勤工儉學已出現困境。
從1919年到1920年，是旅法勤工儉學順利進行的階段。在此期間來到法國的勤工儉學學生，在華法教育會的安排下，大都能夠順利轉入工廠做工或進學校求學。據不完全統計，1919年到法的約600名勤工儉學學生，有400名左右分派到工廠“勤工”，其餘200人左右入學校補習法文。1920年上半年赴法的勤工儉學學生，相當一部分人也能進廠或入學，隻有少數人需要在華法教育會等待分配，有的要靠領取維持費來維持生活。
這種危機的迅速到來，有客觀原因，但更多的是由於華法教育會對如此龐大的運動缺少計劃和應對困難的準備造成的。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之所以能夠開展起來，主要是基於法國戰後恢複建設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前提。但伴隨著法國工業由戰時到和平時期的轉變，其經濟結構暴露出嚴重的問題。首先是工業原料缺乏，尤其是煤炭、電力等動力資源缺乏，設備不足，嚴重阻礙著其他工業部門的開工和發展，再就是很多原來為軍事服務的部門現在沒了用場，大量裁減人員，數以萬計的軍人退役、待業，而民用工廠卻由於原料、動力奇缺而不能正常生產，這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失業人群。僅巴黎一地，失業工人就多達20萬。加上物價高漲，法郎貶值，人民生活困難，整個法國社會經濟呈現出凋敝不堪的蕭條局麵。
法國經濟蕭條的到來，使廣大勤工儉學學生失去賴以生存的工作機會，處於無工可做的境地。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發展之快、人數之眾，尤其是法國經濟蕭條的猝然而至，大大出乎蔡元培、李石曾等倡辦者的意料，而勤工儉學學生在語言、財力方麵的準備不足，更加劇了由此引發的問題的嚴重程度。蔡元培在1919年秋曾致電巴黎華法教育會，建議暫停派送學生。李石曾在法國複電說：對勤工儉學學生“如再切實預備、嚴格取締，方能得良好結果，否則將生困難，俟詳函到後，再選學生。希通知上海、四川各處”。可是已經處於高潮的留法運動難以驟然降溫，各地分會和預備學校之間也很難協調。以至於到1920年年底，仍有大批的學生不斷從國內漂洋過海來到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之地。豈不知，那個理想中富饒美麗的西方之邦，正呈現出陰暗和冷酷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