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節慶日和重大革命紀念日是不可缺少的內容。
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是中國人最重要的傳統節日。
五一國際勞動節、七一黨成立紀念日、八一建軍節、十一國慶節是中國人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紀念日。
在這4個重要的紀念日中，“七一”黨的生日最為特殊。因為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在7月1日誕生的，1921年7月23日才是黨的一大在上海秘密開幕的時間，而最後一天的會議則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
那麼，“七一”是如何成為黨的成立紀念日的呢？
這要追溯到延安時期的1938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日益壯大，黨的誕辰紀念活動越來越多，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擔任高級職務、曾經出席過黨的一大的有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張國燾，他們都記得一大是在1921年7月召開的，但究竟是哪一天，卻都想不起來了。可是說不清一個具體的日期，又確實給紀念活動帶來許多不便。
1938年5月，毛澤東和董必武商量了一下，決定就把七月的頭一天作為黨的生日。
5月26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講演《論持久戰》時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的一周年。”這是黨的領導人第一次公開提出7月1日是黨的誕辰紀念日。
“七一”作為黨的生日，見諸正式文件，是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文件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采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並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這是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作出的關於紀念“七一”的第一個指示。
從此，“七一”成了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例行節日。
有科學家指出，人類記憶最弱的是數字記憶能力。由於黨的一大是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的，會議結束後有關一大的文件也沒有公開發表，並逐漸在動蕩的歲月中丟失殆盡，這就給後人了解黨的一大的情況留下許多困難。多年來，中共黨史學界圍繞著一大開幕、閉幕的日期，一大代表的人數、資格，一大的議題等諸多問題展開了一次又一次的討論。
就是一大會址的尋找和確認，也經曆了一番曲折。
1950年夏天，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在上海市委會上提出，195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黨的一大是在上海召開，但一大的會址在哪裏？應該找一找，並且建一個紀念館供人瞻仰。這個任務交給了上海市委宣傳部。
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姚溱找來軍管會文藝處的沈子瑜和市委宣傳部幹部楊重光，一起商量辦法。茫茫大上海，要尋覓30年前的一處並不知名的舊址，的確不是一件容易事。
姚溱手中唯一的線索，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提供的。揚帆手下有一位副科長叫周之友，中共黨員，原名周幼海，是周佛海之子。周佛海從中共黨員成為中共叛徒，以至成了汪精衛的漢奸同黨。他的兒子卻走上革命之路，於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揚帆領導下的一名地下工作者，改名周之友。周之友提供了兩個重要情況：一是他的母親楊淑慧現在上海，中共一大期間，兩人正處於熱戀之中，周佛海曾帶她去過開會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裏送過信；其二，周佛海寫過一本《往矣集》，談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隨著周佛海的身敗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在上海圖書館，沈之瑜出示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介紹信之後，才在一堆被封存的書中找到了周佛海在1942年出版的那本《往矣集》。翻開書本，沈之瑜在書中發現了極為關鍵的一句話，“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學樓上”，開會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為黃陂南路。這樣，就確定了尋覓的大致範圍。
隔了一天，周之友的母親楊淑慧奉揚帆之命來找沈之瑜，說是將盡力幫助尋找李漢俊家。她說自己和周佛海剛結婚時曾經在陳獨秀家裏住過一段時間，印象很深刻，是否先找這裏，然後再找李公館。
楊淑慧帶領沈之瑜在南昌路100號很快找到了陳獨秀當年的住所，這裏原來是環龍路老漁陽裏2號，也是《新青年》的編輯部和中共中央最早的駐地。當年的“貝勒路”距離這裏不遠，他們在“貝勒路”上轉了半天，竟沒有找到當年的“李公館”。畢竟30年時過境遷，已麵目全非。
接下來的幾天裏，楊淑慧自己悄悄來到“貝勒路”，細細回憶、尋訪。她終於發現，在興業路和黃陂南路交叉口的一處房子看上去有些眼熟，隻是當年白牆上沒有刷著“醬”字，也沒有“恒昌福麵坊”招牌。
沈之瑜通過醬園的董老板得知，這一排五幢的石庫門房子，是一位姓陳的老太太在1920年出資建造而成的，專門用來出租。租下東邊兩幢房子的是一位姓李的先生，他把兩幢房子的隔牆打通，變二為一。李先生搬走後，他把這五幢房子全部租下進行了改建，西邊的三幢自己開了這家“萬象源醬園”，東邊的兩幢租給自己的親戚開了這家“恒昌福麵坊”。如果董老板所說不錯的話，租住東邊兩幢房子的李先生應該就是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眼下“恒昌福麵坊”租用的這兩幢房子應該就是當年一大開會的舊址了。
與此同時，楊重光也在上海教育局的檔案中查到博文女校的地址，在距離黃陂南路很近的太倉路找到了這幢鑲嵌著紅磚的青磚二層樓房。
為了慎重起見，上海市委宣傳部把一大會址、博文女校、《新青年》編輯部三處舊址拍了照片，派楊重光專程赴北京進行鑒定。楊重光回憶說：
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後，接待我的胡繩同誌答應把這些照片呈請中央領導同誌看看。兩天後，胡繩告訴我，毛主席和董老都看了照片。他們說：博文女校是“一大”召開期間代表們住的地方，開會地點是在“一大”代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的家裏。李書城在建國後任農業部長，胡繩要我找他弄清確實的地址。我到農業部找到李書城。他說：那時我家在法租界望誌路106、108號，現在路名和門牌都改了。
李書城所說的原來的望誌路106、108號正是“恒昌福麵坊”租用的這兩幢房子，現在的門牌號是興業路76、78號。這樣，中共一大會址得到了證實。
由於事關重大，中央又委派當年和李漢俊共同籌備一大的李達專程到上海實地查看。李達來到上海興業路，一步入“恒昌福麵坊”就連連點頭稱是，說李漢俊的家是在這裏。
由此，一大會址李公館的尋找終於塵埃落定。
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發出通知：把興業路上中共一大會址、老漁陽裏2號《新青年》編輯部和博文女校，都辟為革命紀念館。為此，成立了由夏衍牽頭的管理委員會，隨後對周邊環境和會址內外進行初步修繕。
1952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誕辰31周年紀念日這一天，上海《解放日報》首次公開披露了《上海市革命曆史紀念館經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的消息。當天上午，上海市市長陳毅以及潘漢年、方毅、劉長勝、陳丕顯、王堯山等趕往興業路，參觀了中共一大會址。
1952年冬，國家文物管理局局長王冶秋來到上海，提出一大紀念館的布置應該完全恢複當年原狀，使來參觀者能看到當年情景，有肅然起敬之感，並要求做成模型送往北京。1953年6月，一大會址的模型送到北京。董必武看了模型後表示認可，毛澤東在看了模型後交待，讓包惠僧到上海實地看一看。1954年3月，包惠僧和李書城夫人薛文淑一同前往上海，會同有關部門著手布置會址，對當時的情景作了詳盡的回憶，力求使一大會址的布置盡可能接近原貌。
1956年春節，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中共一大代表、年屆70歲的董必武來到闊別30多年的一大會址。董老細細地查看了會址的布置，對把會場布置在樓上提出不同意見。他說當年開會不在樓上，而是在樓下，會議室應該布置在樓下，當時不似現在，人家有女眷，我們怎麼好走到樓上去開會呢？何況那時我們的會議還有外國人參加。
董必武的話是令人信服的，於是開會用的長方餐桌從樓上搬到樓下，完全恢複了曆史原貌。
對於一大開幕的日期，一大代表們的回憶能夠確定是1921年7月，但究竟是7月的哪一天，說法卻各不相同。
張國燾和李達回憶是7月1日，包惠僧回憶是7月10日左右，陳公博回憶是7月20日，陳潭秋回憶是7月底。劉仁靜回憶，他和鄧中夏於7月2日一起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後到上海參加的黨的一大，沒有說清楚是7月的哪一天。董必武和馬林都籠統地說是7月。毛澤東和斯諾在延安談話時，說是5月，這裏說的5月應該是農曆，相當於公曆的7月。
1971年8月4日，董必武曾經和來訪者有過這樣一段談話，有助於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這裏有個問題請大家考慮，“一大”沒有任何文件，共產國際保存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兩個文件沒有名字，沒有年月日。這樣的狀況，是什麼原因呢？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一大”時共產國際派的代表是馬林（荷蘭人，托派），他把當時的文件都帶走了，沒有交給共產國際。另一個原因是：“一大”以後好久沒有中央，文件沒有人管，那時我們也不知道有中央。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據，我記得綱領提出來了。七月一日這個日子，也是後來定的，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那個說得到的。關於“一大”的情況，陳潭秋寫過回憶，是到延安寫的。後來李達也寫過回憶，兩個人寫的不完全一樣，有時候距離很大。主席沒有寫過回憶，我也沒有寫過。回憶那時的事，難於擺脫現在的思想意識，如果加上現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你們想想，兩個人回憶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憶的結果就不可能一樣。
董必武在這段談話中提到的共產國際保存的文件，是指1957年蘇共中央移交給中共中央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部分檔案。在這部分檔案的第九卷中有3件俄文本關於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文件，這些文件的寫作時間，都隻是注明1921年，沒有月和日，也沒有注明作者和收發文機關。
1958年，中央檔案館先把這3份俄文文件譯成中文，分別刊登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編輯的《黨史資料彙報》第1號、第6號和第10號上，作為秘密文件供中央領導審閱，直到1980年才在《黨史研究》第1期和《黨史資料叢刊》第1期上同時公開發表。
這次發表的3份文件中，有一份題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會議報告，這是一份最早、也是比較詳細記錄黨的一大情況的珍貴文件。從內容分析，可能寫於1921年下半年。作者可能是一大的參加者之一。這份報告中明確提到了與一大召開直接相關的具體日期：“代表大會定於6月20日召開，可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
這個記載是有關一大召開日期在檔案中的首次重大發現，它非常明確地寫著7月23日這個日子。這份報告寫作的日期據推測是在1921年下半年，應該不會有記憶上的錯誤，而且是在權威檔案中的記錄。但仔細推敲一下“直到7月23日才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這句話，會有一個新的疑問，它的意思是各地代表們是在7月23日才到達上海，但並沒有明確大會就是在當天開幕的，可以明確的是，大會的開幕肯定是在7月23日之後了。
問題雖有進展，但依然沒有最後解決。
黨史學界一些專家繼續研究探討這一重要課題。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上發表了署名邵維正的文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對黨的一大開幕日期進行考證，最後認為“一大的開幕日期是7月23日，閉幕是7月31日”。
自從《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文件公布和邵維正考證文章發表後，黨的一大開幕日期是7月23日，得到黨史學界的公認。
由於種種現實和曆史的原因，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數也同開幕日期一樣，成為長期沒有解決的疑難問題。
關於各地代表的人數，主要有13人、12人兩種說法，有兩人的代表資格存在爭議，他們是包惠僧和何叔衡，尤其包惠僧爭議最大。
12人之說主要來源於毛澤東1969年在黨的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他說：“第一次代表大會，隻有十二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是董老，再一個就是我。有好幾個代表犧牲了，山東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湖北的代表陳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漢俊，都犧牲了。叛變的，當漢奸的，反革命的有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劉仁靜四個，後頭這兩個還活著。還有一個叫李達，在早兩年去世了。”
在毛澤東列舉的12位代表當中，唯獨沒有包惠僧。毛澤東或許並非特意要把包惠僧剔除一大代表之列，而隻是根據記憶印象這麼一說而已，但由於毛澤東一言九鼎的特殊身份，包惠僧的代表資格便成為一個存在爭議的問題。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每一位代表都代表特定的地區，而每一個地區限定的代表名額是兩位，這樣就使得包惠僧的代表資格變得複雜起來。他本來是武漢黨的早期組織的成員，但武漢地區已經有了董必武和陳潭秋兩位代表。他雖然不是廣州黨的早期組織的成員，但又確確實實是陳獨秀指派參加的，而且就他的資曆來說也完全夠代表的資格，他參加了黨的發起工作，擔任過一個地區的負責人，又和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黨的發起骨幹有著多方麵的聯係。至於包惠僧後來脫黨，那是另外一回事。從包惠僧的回憶錄來看，他的多次回憶內容詳盡，多數材料能得到印證，有些細節是非親身經曆者所難以寫出的。因此，包惠僧的代表資格不應該懷疑。至於歸屬於哪個地區的黨組織，這並不是什麼原則問題。黨史界現在都傾向於把他歸為廣州代表或者是陳獨秀個人指派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