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漢學造詣很深啊！”朱永興一下子更有興趣，上下打量著眼前這個大胡子老外。嘿，這家夥還穿著儒服。
“我是利瑪竇‘合儒超儒’的追隨者。”保羅拱了拱手，讓朱永興覺得很滑稽，“我來到中國已經有二十一年，對經史倫理潛心研究過。”
初期來到中國的傳教士，象利瑪竇、湯若望等人，一踏上中國土地，便開始精心研習中國語言文化，甚至以掌握燕京官話為目標。這些西方修士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住進中式房屋，並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和倫理，尋找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
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過程中，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讀漢文典籍的西方傳教士，自然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比如徐光啟、孫元化等，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這就是利瑪竇開創的“合儒超儒”的傳教策略。
但隨著利瑪竇去世，狂熱的傳教士占了上風，認為利瑪竇等人過於遷就中國人，影響了天主教的“純正姓”，發展教徒速度太慢。明末的“南京教案”便是狂熱派與中國禁教派爆發矛盾的一次衝突，使教會遭到了損失和限製。
“入鄉隨俗是應有之義。”朱永興拿出了自己對天主教的意見，為了得到自己需要的，又摒棄糟粕，他還是下了些工夫的，“中國餘外還有別樣之理，毫無異端，或與異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齊家治國之道，亦可遵行。既為吾國之民，縱是教徒，亦當支持政斧，參加政斧支持的任何組織及其活動……”
“中國的偉大是舉世無雙的，當然這是在沒被韃靼人占領之前，缺陷是還沒有沐浴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保羅已經快五十歲了，清兵入關前便在南方傳教，他見到的多是江南的繁華，而不了解北方的貧苦，當繁華被戰火毀掉之後，他對清廷並沒有什麼好感，“而且，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這是很令人感到不解的。殿下所說的這些要求聽起來也很有道理，但在措辭上似乎要做修改，以免教廷產生誤解……”
朱永興在交談中越來越顯親切，沒錯，保羅的思維方式和學識更接近於現代人，而不是慣常所聽到的之乎者也。甚至保羅還談到了柏拉圖的《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曾經在明末時出現過端倪。
公元前？唯心主義？朱永興並不認為保羅的感知是對的，也不認為柏拉圖的《共和國》是正確的，但借鑒意義應該還是存在的，他覺得應該抽空讀讀這本書。
保羅也感到極為驚訝，眼前尊貴的殿下知識麵相當廣，視野也相當開闊，絕不象他所接觸過的那些中國人。或許，這將是自己輝煌的，將跟隨這個未來的、掌握巨大權力的親王的崛起而踏上光明的大路。
即便不能達成最理想的目的，朱永興也決定做出適當讓步，比如說劃出一塊地盤來準許其傳教，也要留下這個家夥，以及和他差不多的人才。奠定科學的基礎，並不是想到便能做到的，沒有老師、儀器、理論知識，靠著孩子們自學，顯然有些異想天開了。
即便做些改動，頂著被狂熱派指責，也要得到殿下允準，使傳教得到有力的保障，保羅暗中也打定了主意。這也是天主教的一貫套路，走上層路線，利瑪竇剛到中國傳教時，便從澳門帶走了許多禮物，想方設法到燕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
第一次召見是和諧的，盡管還有很多地方沒有達成共識。但朱永興對保羅送上的地球儀、玻璃器皿、西式裝訂的書籍等禮物極感興趣，保羅則認為朱永興開通睿智，不同於迂腐的士大夫，更有希望沐浴“神聖的天主教信仰”。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