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儒者爭奪道統的話語權，朱元璋們肯定是會成功的，因為他背靠國家機器、手握生殺大權。到了清朝的康熙，就更牛了，他徑直宣告：“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從此隻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論家、思想家，隻有聖旨才是判斷一切是非曲直的標準，傳統儒家在君權之上的道統至此被徹底顛覆。
沒有約束的權力勢必濫用，與絕對權力導致絕對**是一個道理。朱永興想得很深，絕不是簡單的複古和刪改。有糾正，有繼承，有發展，一種思想理論如果不能依時代而進步，被曆史的快車所拋棄，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錢謙益，雖有汙點，但學問是好的，是當時文壇領袖，又有幡然醒悟之舉，可用；呂留良，雖應試清廷得諸生，但一直與堅持抗清的張煌言等保持聯係，且對應考經曆表示了深深的反悔與自責，可用；黃宗羲，變賣家產，多次抗清，後隱居著書，可用；顧炎武，嗯，可用……
朱永興先粗略地將中意的名士大儒挑選出來，又命人盡量找來這些人所著的書籍，由段琬兒翻譯念誦，以期有更深入的了解。為了能加快時間，他還請來了張煌言，直接向他請教谘詢，獲益匪淺。
顧炎武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他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
黃宗羲多才博學，於經史百家及天文、算術、樂律以及釋、道無不研究，尤其在史學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學和政治思想方麵，更是一位從“民本”的立場來抨擊君主**製度者，堪稱是中國思想啟蒙第一人，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
令朱永興感到驚訝的是，黃宗羲對經濟也很有研究。其總結的“積累莫返之害”，被稱為“黃宗羲定律”。說的是曆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這個定律進行深入研究，引申到工業社會企業稅費負擔中去，也是可行的。
這一下子，相比於顧炎武和黃宗羲，錢謙益、呂留良等人在朱永興心目中的地位瞬間低落，雖然還有可用之列，但重視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語。
這二人才是自己所需要的思想理論的柱石。朱永興讚歎感慨，立時便給情報局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延請二人南下，不惜一切代價保證二人安全。
至於錢謙益、呂留良等人，願來則來，不願來便在家中著書。朱永興既然動了心思，便禮賢下士一回，親筆寫了書信，蓋上印章，以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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