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襄。
提督董衛國屢攻香溪口不下，棉被之策無用，又死傷了不少官兵，得到明軍沿江而下趕來增援的消息，立刻率軍東返，直退到夷陵。
討朔軍與根據地已聯絡上，並探聽到夷陵清軍往攻夔東，馬上棄了鍾祥，過荊門，向夷陵殺來。而擊退了董衛國後，李來亨所部和趕來的援軍乘船東下，與討朔軍合擊夷陵。
崇明島。
破朔軍休整完畢，物資也充分，便與楊彥迪的分艦隊聯合展開攻勢，水陸配合，一舉占領海門，並向通州（現南通）推進。
浙江。
滅朔軍由仙霞嶺中路而出，佯攻衢州。
江西。
魏君重率滅朔軍第一師，連下萬年、餘幹，接防撫州，做出北攻南昌的態勢。
晉世子李嗣興率征朔軍主力攻勢極猛，接連光複宜黃、樂安、永豐三縣。進抵重鎮吉安城下。
廣東。
鄭家再次內亂後，朱永興立刻抽調廣州周邊部隊，以五千人馬趕赴韶關，加強了對贛州的壓力。
抗清大潮洶湧難抑。各地烽火熊熊燃燒。急報連連，“賊勢猖獗”、“土寇蜂起”、“營兵嘩變”等詞不絕。令清廷焦頭爛額。
明軍攻勢不斷，連連取勝，固然有民眾支持，清軍空虛。綠營不堪戰等原因，但根本的變化還是來自於本身。以燧發槍、刺刀、火炮為主要武器的明軍，經過初期的磨合改進，已經充分掌握了武器的性能，戰場廝殺愈加熟練，排兵布陣也成形並日益發揮出火器的威力。
而直接指揮作戰的前線將領對此顯然比朱永興更加了解，對敵我兵力對戰的數量掌握更加精確。再者。這些將領都年富力強，銳意進取，建功立業之心更盛。相對於朱永興的有些保守，他們更為激進。作戰更為凶猛，敢以少搏多，敢以寡敵眾。
當然，他們還保留著某些那個時代的作戰傳統。比如以反正或投降的官兵打頭陣，如果是朱永興，他對此便持謹慎態度。這麼做有利有弊，但卻造成了明軍的聲勢越來越大。
曆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三藩之亂時耿部猛將曾養性率部萬餘人攻入浙江，專攻沿海地區。先至平陽（今仍名），該城遊擊獻城降，合兵後，渡飛雲江（今仍名），圍瑞安，攻不下，轉赴溫州。守城總兵官迎降。耿兵勢大振，聚兵十萬，橫行浙江，攻勢達到了頂點！
由萬餘人到十萬大軍，這樣的擴充速度，這樣的兵勢大振，著實令人驚訝無比。征戰的各路明軍也不同程度地使用著這樣的辦法，暫時的效果卻是很好的。既壯大兵勢，以勢懾人，又能減少本部的傷亡。但也有負麵效應，需要明軍派人監督軍紀，而且本軍並不需要那麼多的人擴編。那日後如何安置便隻能交給政府，對政府來說，確實是一個負擔。
好在政府已經形成了一套處理辦法，主力軍補充一些，警備軍編組一些，剩下的便發放土地、安置費轉兵為民。隨著大量地方的光複，大批文職官員從書院而出，接管地方政權，穩定地方秩序，安撫地方民眾，以盡快地安定地方，轉而為國戰提供助力。
這些年輕的官員基本上都沒有科舉一途而出的文人學識淵博，但在書院接受的是比較專業化的教育，如何治理地方已有套路，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的掌握卻比那些吟詩作對、出口成章的士子強。而且，從書院畢業並不意識著學業結束，書院還不定期地編製一些文件資料，發給各地方官員學習進步，算是函授，也算是幹到老，學到老吧！
年輕化，有幹勁，是明廷整個文職官員係統的特點。雖然還不能全部根除某些迂腐、守舊的毛病，但已經是很效率，很有破而後立的新氣象。
從軍事，到政治、經濟，明政府正施行著與以往不同，甚至是完全背離的政策。一切為了抗清，一切為了國戰，在大義凜然的口號下，變革正在滲透到各個領域，影響著各個階層。
反對者在抗清的大形勢下噤若寒蟬，已經有“助清反明”的一小撮壞分子被清除，且遭到了民眾唾棄，可謂是臭名遠揚，再也無法抬頭，何人還敢仗驢馬之鳴？
支持者卻是受惠得利的廣大民眾，這點燃了他們支持國戰的熱情，國戰的潛力正蘊含其中，由此而被充分激發。
可抵賦稅的魚幹、肉幹、飧飯、幹菜源源不斷地被送入軍中，為將士們維持補充著體力；油布、被服、軍鞋、蚊帳等軍需品被百姓製造出來，既增加了個人收入，又使軍人無雨淋冷凍之苦；刺刀、紙製彈殼、土硝等不斷由軍方收購，再次加工後成為戰場上克敵製勝的利器……
在這種幾乎全民動員的情況下，明統區一省可抵清廷的數省，滇、粵、桂、閩四省之地便可以十數萬大軍征戰大江以南，何況還有安南占領區，還有湄公、河仙兩省之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