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節剛過初五，明軍的大規模調動便開始了。山東的殄朔、伐朔兩軍南下，分駐於福建和廣東，統歸新成立的廣州軍區，軍區總指揮為鄭王劉體純，副指揮為敘國公馬惟興。
除了成建製的調動，北地的蕩朔、征朔、滅朔、破朔、剿朔、除朔各軍，也積極招募補充北地兵丁，而撤換下來的南方兵丁將並入西南軍區，先增兵雲南和安南占領區，待擊敗安南鄭氏後再轉向滇緬邊境，準備進行下一次軍事進攻。
水師則一分為二，一部繼續停留在渤海，配合打擊滿清的軍事行動；另一部則南下廣州，準備與廣州陸軍一起攻打安南鄭氏。
按照安南鄭氏的軍力，頂天也隻能征召六七萬人，若看常備軍的數量，則隻在三四萬上下。一個軍，加上水師，加上安南占領區的軍事力量，再加上湄、河兩省的兵力，拿下鄭氏是綽綽有餘。
而如此大規模地軍事調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朝廷的錢糧吃緊，將近十萬人回到南方就食，不僅運輸壓力大大減輕，更少了很多運輸途中的損耗。同時，打完安南鄭氏，接下來便要謀取呂宋，便要侵略緬甸，南方的戰事也不比北方少。
即便如此，在北方的三個軍區北京軍區、東北軍區、西安軍區，齊裝滿額後依然有三十五六萬的明軍。按照當時的人口數量來計算，大明是將近百人養一兵，隻要分派得當，人人出力，這並不是難以保證的供養限度。相反，隨著耕地麵積的增加，隨著氣候的日漸回暖。民眾的壓力也將越來越小。
其實，朱永興一直以來也沒有用加重賦稅的辦法來維持朝廷的運轉和戰爭的進行。借貸是使用最多的手段，然後便是捐輸，以及掠奪。這使得朝廷一直在負債經營，朱大董事長名義上也是最大的欠債戶。
但政府會因此破產嗎？在朱永興看來是不會的，起碼在戶部的反複計算後。得出的結論是能夠維持。有了這樣的判斷，朱永興便把發行紙幣的念頭暫時放了下來。
中國是紙幣的故鄉，產生於北宋時期（1023年）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比歐洲早六百多年。然而，在明朝中葉，中國的紙幣就已經消亡了。為什麼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國紙幣卻逐步走向了沒落呢？
道理很簡單，紙幣是一種信用符號，隻有當它代表了貨幣信用的時候，它才具有價值。能夠流通，能夠極大的便利和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一旦失去信用，它就變成了一張廢紙。交子的興起，正是中國市場經濟和商業信用大發展的成果。而會子和其他中國古代紙幣的衰亡，也正源自政府對貨幣信用的破壞性掠奪。
在封建社會中高度集權、缺乏監督製約機製的政府有著強大的國家機器，有著能夠強迫社會接受的實力。正是這一力量使其可以不受市場的約束，不必那麼珍視自身的信用。在這種沒有外部製約力量的情況下，如果再沒有自我約束。政府就很容易走上恣意妄為的濫用權力之路，從而毀掉自身的信用、毀掉紙幣製度、也毀掉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