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獨特民性
【曾傳軺】
舊說多以為嶺南瓦屋始於唐
曾傳軺（1910—1935），字雲馗，廣東新會人。師事黃佛頤，長於考據之學。能詩，兼工小楷，清雅古樸。著有《曾傳軺遺稿》等。
本刊編者以黃仲琴先生近撰之《瓦屋及其傳說》一文見示，屬書其後。（【按】黃君持論，約有兩點：一、謂嶺外人民，得居瓦屋，在漢以後。二、民間瓦屋，有鋪瓦與粘瓦之分，宋時粘瓦最貴，非民間所能用。）軺於此二說，鹹未敢讚同。茲略疏其意見如下：
一、舊說多以為嶺南瓦屋始於唐。（【按】《舊唐書》宋璟本傳雲：“廣州舊族（疑當作俗）皆以竹茅為屋，屢有大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複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阮修《廣東通誌·宦跡》引唐顏真卿《宋公神道碑》，張說《宋公遺愛碑》，宋蔣之奇讚其說均同。又《齊物子複傳》雲：“轉嶺南節度使，教民作陶瓦。”又《楊於陵傳》雲：“出為嶺南節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按】齊物子複節度嶺南在貞元間，而於陵之節度嶺南則在元和初，均在璟之後，豈璟時所改造者“店肆”，而子複、於陵所改造者民居耶？是不可考矣。然其謂嶺南至唐時始有瓦屋則同。此《唐書》說，前人多信之，並以見嶺南民俗之陋。但近年因
廣州近郊古物之發現，始知其不然。其在東山寺貝底一帶所發現之南越時瓦，亡慮數萬；粵人多有藏之者，餘則撰有《兩越朝台殘瓦考》一文以證之[見《考古學雜誌》第一卷第一號]。此外廣州市內，亦有之，而以惠愛西路廣東省教育廳後園[即今淨慧公園]所發現者最著。其形製文字鹹同，疑當時不特宮闕官廨有之，即尋常民居亦有之也。但因市內營建翻造既多，遺物盡毀，故無從取證。）
此外尚有一重要發現者，即為陶屋。餘所見陶屋凡二十餘座，均廣州市近郊出土，其確有地點可考者：一為東郊木塘岡漢塚，二為東山貓兒岡澳塚（以上三座現藏廣州博物院）。又黃花考古學院曾在西郊大刀山附近，向鄉民購得陶屋二均殘破，待粘補。（【按】大刀山有晉塚，其附近一帶出土之器物，依其釉色形製考之，亦晉物也，故此二陶屋亦當為晉物。）各陶屋之屋麵，均有長方形之突麵土，界以橫線，極整齊，蓋即狀屋瓦之形也。又黃花考古學院所藏陶井四座，均有井亭，其麵亦有突土，惟橫界則作半弧形，儼然疊瓦魚鱗之狀。以此考之，是漢時廣州有瓦屋，圖信而有征。（【又按】《太平禦覽》七百五十九引有《梁皇太子謝敕賚廣州甌》等啟（嚴可均《全梁文》以為皇太子即梁昭明太子），是梁時廣州甌已充貢品矣。既
能製甌，當能製瓦；既能製充貢品之細瓷，則其能製民間用之粗陶瓦而無疑矣！）
二、黃君據《隨園隨筆》引《宋史·郭進傳》及《螺陽文獻》引黃宗旦《鋪錦記》，以證筒瓦非民間所能用。（【按】史文多闕略，或且錯誤[如《舊唐書》以為廣州有瓦屋始於宋璟其例也]。然或為宋初之製，亦未可知。）至《鋪錦記》雲雲，則小說家言，多得之道聽途說，未足據為信史。（【按】劉恂《嶺表錄異》雲：“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為蚶子頭，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為瓦屋子，以其殼上有棱，如瓦壟故名焉。”）（【按】《說文》：“壟，丘壟也。”段注：“高者曰丘壟。”故得引申為高貌。所謂瓦壟，當指瓦脊而言。）脊用筒瓦，可見唐時用筒瓦，固無限製也。
西關瓦屋攝於1910年代
又本市出土之陶屋，有極簡陋者，疑為尋常百姓殉物，然亦有屋脊也。是知筒屋最貴之說，殆非實錄也。
大抵居今考古，史闕有間，文獻已不足征，非得實物，無以征驗，此王觀堂先生之所以有二重證據之說也。地不愛寶，後出轉精，其持此篇，以當息壤。
（《民俗》一九三三年第一百一十九期，原題《廣州瓦屋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