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楊周翰沒有“宣示義”和“啟示義”的概念。一般說來，“形似”指翻譯原文的“宣示義”，“神似”指翻譯原文的“啟示義”。兩種語言的文化背景不同，詞語的“宣示義”和“啟示義”也有多有少，如果把原文“啟示義”少的譯成多的，那就是譯文勝過了原文，“再創造”超越了“創造”
。這樣一來，最上乘的譯文也就不止是“近似”了。《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三三四頁上說：《追憶流水年華》譯本中的“流水”二字，“暗示出普魯斯特的意識流創作方法，可謂曲盡其妙”。這就是譯文的“啟示義”比原文的更豐富，譯文可以勝過原文，“再創造”可以超越“創造”的一個例子。
抗戰勝利後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出國留學考試，規模最大，全國大學畢業生的精英幾乎都參加了。結果，聯大外文係的助教王佐良在兩次落選之後，終於在萬米競賽的第三圈追了上來，奪得了一塊金牌。曆史係的金牌得主是丁則良，地理係是王乃梁（他們三人號稱“清華三良”），哲學係是王玖興（他是江蘇省高中會考的狀元），數學係是吳文俊（後獲全國第一屆科學一等獎），物理係是朱光亞（後為中國科協主席），化學係是朱亞傑（後為國際能源學會副會長），工學院是王希季（後為中國回收地球衛星總設計師，回收安全率超過美蘇），鋼鐵學院是徐采棟（後為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對中國鋼產量躍居世界第一做出了貢獻），醫學院是廖延雄（後為江西科學院院長），法學院是端木正（後為全國最高法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是陳舜禮（後為民進中央副主席），教育學院是李廷揆（曾在美國《詩刊》發表過英文詩），
音樂學院是丁善德（後為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藝術學院是世界聞名的大畫家吳冠中。在這十五人中，有十人是清華或聯大畢業生，其中有四人是天祥校友（王希季的夫人聶秀芳是天祥畢業生）；而徐采棟和廖延雄是我中學時代的同班。此外，聯大外文係同班吳其昱取得了語音學的銀牌；“好吃懶做”的我卻隻考取了法國文學第四名。
王佐良後來是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英文學會會長。他沒有參加《唐詩三百首》的英譯，因為他反對譯詩押韻。他在《英語文體學論文集》二七頁上說：韋利等人“拋棄了腳韻和詩歌用語的老套，而用自由詩體和白描手法，著重形象、意境和氣氛的移植，於是一時顯得十分新鮮。正是由於有這段曆史，至今英美譯得比較成功的中國古詩絕大多數是不押韻的”。
我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中詩英譯比錄》序言中反駁說：“譯詩應不應該拋棄‘腳韻和詩歌用語的老套’，要看原詩是不是用了‘腳韻和詩歌用語的老套’。如果原詩用了而譯詩不用，那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移植原詩的‘形象、意境和氣氛’，因為詩的內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郭沫若說得好：‘詩是有一定的格調，一定的韻律，一定的詩的成分的。如果把以上這些一律取消，那麼譯出來的就毫無味道，簡直不像詩了。’他還形象地說：
‘一杯伏特加酒不能換成一杯白開水，總要還他一杯汾酒或茅台，才算盡了責。’我看郭沫若這個比喻正是一語中的。以詩體譯詩好比把蘭陵美酒換成白蘭地，雖然酒味不同，但多少還是酒；以散體譯詩就好像把酒換成白開水，白開水雖然可以解渴，但在人們需要高級精神飲料的時候，白開水就不能滿足人的欲望了。”
說來也巧，王佐良和我都在一九九一年第一期雜誌上談到法國象征派詩人瓦雷裏《風靈》的譯文，最後一段是：
無影也無蹤，
換內衣露胸，
兩件一刹那！
原詩把靈感比作來無影、去無蹤的一陣香風，比作美人更衣一刹那裸露出來的胸脯，真是妙喻。王佐良在《中國翻譯》的兩篇文章中，兩次盛讚這個譯文，說是清新貼切。我的意見恰恰相反，認為“兩件一刹那”是譯“詞”，沒有譯“意”；不但沒有傳達原詩的“啟示義”，甚至連起碼的“宣示義”也沒有傳達；雖然“一時顯得十分新鮮”，但怎麼可能移植原詩的“形象、意境和氣氛”呢？我在《世界文學》上用“詩歌用語的老套”把這一段後兩行改成：
更衣一刹那
隱約見酥胸！
我認為最後一行的兩種譯法代表了文學翻譯的兩條典型路線。我在以前講過一個笑話，說有個士兵中了毒箭，去找外科醫生，醫生隻把箭杆切斷，說取出箭頭是內科的事。我看“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