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解決問題之前，讓我們效仿郝基斯院長的辦法——弄清事實。在沒有以客觀態度搜集到所有的事實之前，不要去想如何解決問題。
當然，如果不對事實加以分析和詮釋，對我們也絲毫沒有好處。因此把所有的事實都寫下來之後，再做分析，事情就容易解決了。事實上，僅僅在紙上記下許多事實，把我們的問題明明白白地寫下來，就可能有助於我們得出一個很合理的決定。正如查爾斯·凱特林所說的：“隻要能把問題弄清楚，問題就已經解決了一半。”
中國有句古話：“百聞不如一見。”現在就用大名鼎鼎的蓋倫·利奇費爾德——遠東地區一位非常成功的美國商人的做法來說明這種效果。1942年，日軍侵入上海租界，利奇費爾德正在中國，下麵就是他的故事：
“日軍轟炸珍珠港以後不久，他們占領了上海，我當時是上海亞洲人壽保險公司的經理，他們派來一位海軍上將——命令我協助他清算我們的財產。這件事，我一點別的辦法都沒有，要麼就跟他們合作，要麼就算了，而所謂算了，也就是與日軍對抗，最後可能隻有死。”
“當時，我竟無其他辦法，我隻好遵命行事。不過，有筆大約75萬美金的保險費，我沒填在那張要交出去的清單上。我之所以沒把這筆保險費填進去，是因為這筆錢是屬於我們香港公司的，跟上海公司的資產無關。不過，我還是有些惴惴不安，因為日本人萬一發現了這件事，可能對我會非常不利。果不其然，他們很快就發現了。”
“當他們發現時，我不在辦公室；不過我的會計主任在場。他告訴我說，那個日本海軍上將大發脾氣，拍桌子罵人，說我是個強盜，是個叛徒，說我侮辱了日本皇軍。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知道我會被他們關進憲兵隊去。”
“憲兵隊，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室。我有幾位朋友寧願自殺，也不願被送到那個地方去。我還有些朋友，在那裏被審問了10天，受盡了苦刑以後，死在那個地方。現在我可能也要被關進憲兵隊了。”
“我應該怎麼辦呢？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正是禮拜天下午，大家一定認為我應該嚇得要命。如果我沒有可解決問題的方法，我一定會嚇壞了。多年來，每次我擔心的時候，總是坐在我的打字機前，打下兩個問題以及問題的答案：我擔心什麼？我能怎麼辦呢？”
“我以往都不把答案寫下來，而在心裏回答這兩個問題。不過，多年前我不再那樣做了。我發現把問題和答案都寫下來，能夠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所以，在那個星期天的下午，我直接回到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我住的房間，取出我的打字機。我打下第一個問題：我擔心的是什麼？”
“我怕明天早上可能會被關進憲兵隊。”
“然後我打下第二個問題：我能怎麼辦呢？”
“我花了幾個小時去想這個問題，寫下了四種我可能采取的行動，以及每種行動可能帶來的後果。”
“我可以嚐試著去跟那位日本海軍上將解釋。可是他“不會說英文”，若是我找個翻譯跟他解釋，很可能會讓他發起火來，那我可能沒有一絲生存下來的希望。因為他是個非常殘酷的人，我寧願被關在憲兵隊裏，也不願去跟他談。”
“其二，我可以逃走。這點很快被我否決了，日本特務一直在監視著我，我從基督教青年會搬出搬進都需要登記。如果我打算逃走的話，很可能會被他們抓住而立刻槍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