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2日，南方周末以《選調生的夢想，如何觸碰基層的現實？鄉鎮裏來了年輕人》對當前大學生在基層就業的窘境進行了報道。以下是報刊文章的節選。
在某選調生的論壇裏，用戶的積分等級是按照行政級別的體係來設計的，積分低的是“副科級”，高的可以達到“正省級”。
最初，肖嶽很瞧不起身邊一位選調生，他把主要領導的工作特點和點菜偏好都進行了總結。但他現在有點佩服這位同齡人：“他說這是為了更好地領悟領導工作意圖，開展工作。從效果看，有時候真是事半功倍。”
畢業後在西部的一個小鎮上工作了兩年多，肖嶽開始懷疑自己當初的選擇。他戴著光環而來：重點大學優秀畢業生，黨員，學生幹部，選調生——也即各省組織部擇優選拔的一批應屆生，被安排至基層“鍛煉”，日後可能成為重點培養幹部。
肖嶽期待著被提拔和重點培養的那一天。剛來時，他豪情萬丈，想在這個貧窮落後的小鎮上大幹一番。現在他覺得，與其說他改變了小鎮，不如說基層官場改變了他。他沒幹成什麼事，反倒習得了一套官場生存法則；以前愛寫詩的文學青年，現在下筆就是“高度重視”、“親切關懷”；當然也有長進，以前一瓶啤酒能喝吐，現在酒量大增。
令肖嶽焦慮的是，傳說中的“提拔”不知要等多久。他身邊一些“有背景”的選調生，已調到了縣裏甚至省直機關。
中國的選調生數量，正以每年超過萬名的速度增長。許多人都經曆過肖嶽這樣跌宕的心路曆程。不少人離開，少數的幸運者獲得了提升，更多人繼續在基層工作，等待未來的機會。
盡管結局各異，但選調生因為特殊的政策，對大學生的吸引力依然不減。如今招考旺季又至，新一批選調生又將離開校園，開始他們與基層官場的新碰撞。
肖嶽對初到鄉鎮的場麵記憶猶新：剛一下車，行李都沒來得及放，就被拉到一個餐廳包間，那裏坐滿了各位領導。還沒動筷子，他就被要求與所有人喝上一圈，和幾位主要領導還要多喝幾杯。
暈眩與嘔吐，是許多選調生的基層初體驗。肖嶽第一天晚上便空腹醉倒了，那種難受的感覺讓他發誓不再沾酒。
這當然是個不可能實現的願望——接風酒席隻是起步。領導們總說“酒量就是工作量”，他不敢怠慢。最多時，肖嶽一天喝了三場，結果在床上躺了三天。
酒局之外，工作的頭幾個月裏，肖嶽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打掃幾位領導的辦公室。有時，這是他一天工作的全部內容。
讓肖嶽最感頭疼的，是在開會時端茶倒水。不是怕累，而是他以重點大學本科生的智商，依然在很長時間內弄不明白“什麼時候倒水”和“先給誰倒水”這兩個問題。
端茶倒水、打掃衛生這兩件事，廣東選調生朱華也幹了半年，“我當時也想不通，這是一個臨時工就可以幹的嘛。簡直是浪費生命。”
後來有些人明白，不是鄉鎮領導有意要讓他們端茶倒水，而是一時安排不出別的工作。選調生受省委組織部統一選拔和管理，頭幾年多在偏遠鄉鎮鍛煉，但當地並沒有專為選調生設計的培訓崗位，基層工作又不易上手，他們往往隻能在端茶倒水中認識人、熟悉工作。
當工作逐漸上手之後，狀態轉變是巨大的——剛來時，除了端茶倒水便無所事事；一年後，一天到晚忙得團團轉。從黨務到計生，從駐村工作到合作醫療，從信訪到森林防火，從扶貧到婦聯，選調生們什麼都幹。尤其是打字、複印之類的活兒，幹部年齡老化、文化層次不高的鄉鎮裏好不容易來個大學生，就都交到了選調生們手中。
朱華終於見識了基層工作的辛苦和千頭萬緒，“鄉鎮幹部都是萬金油。”因為工作太多，她不得不每個周末都加班，一個月回家不到一次。她認為，這也體現了領導對選調生的期望很高。“像組織部門就說了，選調生就是後備幹部的培養，方方麵麵的事情都會去接觸。”
在江西贛州工作的選調生蔣超也認為，一定要適應基層“分工不分家”的工作狀態，“讓你去幹活是信任你，你應該高興才是。”
蔣超還在讀大一時，就將選調生納入了人生規劃。他先後參加了2次“國考”、5次選調生考、2次事業單位考、1次村官考和2次地方公務員考，轉戰南北考試12次，在每晚二三十塊錢的旅館住宿，拿五個饅頭一根大蔥填飽肚子，終於夢圓。
到基層後，來自山東的他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語言不通：在“十裏不同音”的南方農村，沒有同事當“翻譯”，蔣超聽不懂村民說什麼，村民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在蔣超看來，比語言更重要的是領導。“到基層後，遇到一個好領導很重要。一把手的施政風格，對地方發展影響很大，當然也包括年輕幹部的進步。”蔣超說。
蔣超慶幸自己遇到了好領導。他在街道從事新聞宣傳工作，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權”。領導對他隻提了兩個要求：這個任務全部交給你，怎麼做是你自己的事情；以正麵宣傳為主。“有些人就沒那麼幸運，領導不信任你，寫新聞報道都會被反複審查。”
在貴州某鄉工作的伍寧，一般不參加迎來送往的酒局，他不喜歡那種“壓抑的氣氛”。另一個理由是：“說來不怕笑話，當我喝著那些公款買的酒時，總想起鄉裏失學的孩子們，心裏難受。”
在選調生群體中，伍寧有些另類。不少選調生自被錄取開始，就未雨綢繆，研讀起官場小說。
在選調生的內部論壇中，一些人也直言不諱地表示，當選調生“無非就是希望以後受到重用和提拔”。伍寧卻“想切切實實地做點事情，為民眾爭取一點公平正義，但我必須先有資源和權力”。
改變之前，先得習慣現實。伍寧第一次參與撰寫年終評估材料時就震驚了：“這些材料隻有30%來自真實事件，剩下的幾乎都是在網上找的和工作人員自己編的。”
伍寧到鄉裏之後，希望發起一項幫助孤兒的活動。給領導彙報，提議被否決。伍寧認為，其他年輕人到基層都比較沉默，但他話很多，“領導不歡迎”。
他沒有放棄，想了兩天，又寫了一份初步方案。這一回他動了腦筋，故意把本來寫好的步驟打亂了，“如果方案交上去時很完美，領導沒有可改的地方，他一定不喜歡。”為了增加成功率，他還在方案的開頭強調：“在鄉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之下”。果然領導對方案做了改動，開始關注支持這項活動。
伍寧已經足夠幸運。按照廣西選調生肖桂國的總結，“會做事、不會做人”的選調生一般當不了官。“光做事肯定會得罪人，得罪人可能得不到提拔晉升。”
在廣西區委黨校工作的肖桂國，是選調生中的“名人”——他從七八年前起運營一個提供選調生資訊的博客。由於長期關注選調生，他總結出了一些規律：選調生要與領導、同事處好關係，需要維持一些事情不變，不能表現太優秀，不能另類。
這也讓像肖嶽一樣原本豪情萬丈的選調生們，到基層後變得現實。有人總結出“多聽少說常點頭”的金科玉律，有人轉而研究領導的性格特點、辦事風格、表達方式。
剛開始，肖嶽很瞧不起身邊一位選調生，他把主要領導的工作特點和點菜偏好，都進行了係統總結分析。但他現在有點佩服這位同齡人：“他說這是為了更好地領悟領導工作意圖，開展工作。從工作效果看，有時候真的是事半功倍。”
蔣超的書桌前，掛著一幅大學畢業時老師送他的字：“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也是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在江蘇給全國大學生“村官”的題詞。
“不經曆風雨怎麼見彩虹。國家領導人當年很多都在基層，習近平在陝西，李克強在安徽，當知青。”蔣超說。
這個群體極度關注升遷與提拔。在個別選調生論壇，用戶的積分等級是按照行政級別的體係來設計的，積分低的是“副科級”，高的可以達到“正省級”。
從製度設計上而言，選調生的升遷速度應快於普通公務員。中組部文件曾提出：“縣級以上黨政機關補充工作人員，應優先從選調生中挑選。對其中適合做機關領導工作的，應提拔到機關領導崗位。”省級組織部門亦做出了類似規定。曾有官員在報考選調生動員會上說：“努力吧，年輕人們，未來的市長在你們這群人當中誕生！”
現實中，選調生們所期待的隻是早日結束基層生涯，調到縣裏或市裏工作，他們難以忍受與城市生活的巨大差距——在貧困的鄉鎮，月工資不到2000元，再無其他收入。就連住的房子都要比其他地方破舊許多，甚至有老鼠出沒。
但一方麵，基層工作需要這些年輕人，而基層有限的提拔機會在多數人當中分配，出現有人“儲備一時”，有人卻要“儲備一世”的現象。一些人發現，最先離開基層的，多來自“有背景”的家庭。
安徽選調生李欣，在一年中目睹了十幾位朋友離開不同的鄉鎮，回到縣裏，乃至城市。她不清楚每個人的背景，隻是聽說有人的父親在省城裏當官，有人家境富裕。當然也有無背景的名校畢業生提拔得很快，但那離普通二本學校畢業的李欣太遠了。
在與一批同齡人的生活逐漸拉開距離後，李欣曾一度覺得自己跟上山下鄉的知青很像。她不指望以後當上“市長”，隻是瘋了一般地想回城。
她更加努力地工作，每天加班到深夜，希望讓組織部門看見自己的勤奮和才能。不過她發現，自己的努力甚至幫了“倒忙”——本來有過回縣裏的機會，但鄉鎮書記目睹了她的勤奮和才能，說什麼也不願放她走，希望把她留在基層工作。
與體製的碰撞，令一些年輕人感受複雜。朱華曾哭過很多次，她感覺，包括職位升遷在內的任何事，都不是她個人能控製的。“當時要不是有另外一個女生，兩個人相互鼓勵，真的可能會堅持不下去。”
肖桂國也目睹了一些選調生在基層工作中，在晉升提拔等問題上備受煎熬，因而再考公務員、參加各種選拔考試，或辭職離開。
“他們憑學曆、能力、年輕、潛力等優勢進來，但進一步發展卻不一定能依靠這些。”肖桂國說。碰撞之後，一些人選擇了逃離，一些人則留了下來選擇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