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蚯蚓一般軟弱無力的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等待著一個小時之後即將到來的電視台記者。
暴露在窗外的天空如同我手中的相機一樣陳舊而凝重，也和我關於父親的記憶那般遙遠。一些事情是始終要公之於眾的，於是我給了麒麟電視台一次獨家專訪的機會，理由是這家電視台在播放電視劇時從不插播廣告。
一小時的等待時間若想欣賞一部完整的電影顯然是不夠的，我索性抽出自己的其中一本攝影畫冊翻看起來。
我是一名攝影師，如今在一家雜誌社工作，之前的幾年自主經營著一家小照相館，再之前則遊手好閑於離這座城市非常遙遠的一個小鎮上。鎮上的人們從我出生那天開始便都已經認識我，因為他們在此之前都很熟悉我的父親。我的父親叫林維葉，是鎮上唯一的攝影師，無論男女老少喜事喪事，凡是需要照相的事情都得經父親一手包辦。遺憾的是，父親從未替自己拍過一張照片，就連他去世後的那張遺像，也是找鎮上的畫家給幫忙畫的。
十五歲那年，當母親再度改嫁的時候，我獨自逃到了這座城市，從此再沒回過故鄉。我敢打賭，那個小鎮上的人們永遠不會忘記我，盡管他們時常記不起我的名字，他們掛在嘴邊的永遠是我的父親，偶爾才會提起林維葉的兒子。我在他們眼裏根本不是我，隻是林維葉的兒子。於是當林維葉死後，我便什麼也不是了。正因為如此，父親在我的心目中永遠是一個獨裁者的形象，我甚至一度的認為天空之所以閃電是因為父親的相機不小心走火了。
在我出生前的一個月，父親理所當然的行使了他獨裁的權力，給我起了一個叫做林傲的名字。我七歲那年曾經和他商量過要改一個和他一樣由三個字組成的名字，叫林霸天。他說我年紀太小，等到十八歲的時候再自己去派出所改。後來的事實證明了父親的遠見，我從十二開始便無可救藥的愛上了林傲這個名字。
我不知道父親的攝影技術從何而來，我甚至不了解在我出生前關於他的一切。當我意識到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父親有所了解的時候，他已經去世了。我對他的認識，僅限於自己的兩歲到九歲之間。直到現在，我仍無法得知他當時究竟患上了什麼致命的病毒，隻記得那天母親當著老師的麵衝進教室將我拖進了醫院，接著我才發現滿臉通紅目光呆滯的父親安靜的躺在病床上。我不敢叫他，我根本無法將他和今早那個精神抖擻拿起挎包大步邁出家門的父親等同起來。我看到父親艱難的把眼球旋轉過來以便正確的讓瞳孔中心對準我，那專注的眼神令我想到了他在攝影前調整焦距的嚴肅表情。沒錯，他是我父親，千真萬確，我打消了心頭的疑慮，心平氣和的像往常一樣叫了一聲“爸爸”。他沒有作答，也許是工作過於勞累吧？他平時疲勞的時候對於我那些千奇百怪的提問是從不作答的。我看到他眼裏漸漸泛起了淚潮，我不明白一句普普通通的稱呼為何會激起父親如此大的情緒波動。而今回想，那是他這輩子最後一次聽到我叫他“爸爸”了。
幾個小時之後，醫生把我們母子兩趕出了病房，用白布將父親蓋上。我起初以為那是怕細菌感染而采取的隔離措施，那時的我已經明白細菌是一種肉眼看不見的小蟲子。母親突然作痛苦狀，卻聽不到半點哭聲，隨即暈倒在身旁護士的手臂上。一個聲音甜美的護士阿姨將我拉進辦公室，說一會就送我回家。
幾天之後，我確切的知道父親去世了。那天母親問我想不想爸爸，我說想，她又問我如果以後看不到爸爸會不會害怕，我說不害怕。於是她就告訴我爸爸已經死了。也許是擔心我聽不懂，母親沒有用“去世”或“離開”等這些修飾過的詞語，而是直截了當的用了一個“死”字。我當時並不明白母親為何偏偏用這個難聽的字眼來形容父親，在我的概念裡，“死”是一個不太光彩的詞語，電影裏的**員都是“犧牲”的，隻有日本鬼子才會“死”。但這並不妨礙我去深刻的體會母親的悲傷。
此後的幾天，鎮上不斷有人來看望我們母子兩。我生平第一次收到那麼多的禮品，悲傷之餘，也收獲了小小的喜悅。鎮上有名的畫家蔡文才替父親畫了一幅遺像擺在靈堂七七四十九天，每晚我都會對著那張遺像凝視許久，就像我後來凝視自己拍的照片一樣。現在我常常會想，如果當時那張遺像是父親生前的照片，我就能對他的過去了如指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