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用生物技術設計生產的大分子係統是更高級的電子元件生產材料，如蛋白分子計算機比現有計算機運算速度和儲存能力高數億倍。（《跨世紀的軍事新觀點》，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P142－145）
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與打什麼仗造什麼武器
“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與“打什麼仗造什麼武器”，這兩句話道出了傳統戰爭與未來戰爭的明顯分野，也點明了在兩類戰爭中武器與戰法的關係。前者反映了處於自然狀態下進行戰爭的人類對武器與戰法關係的不自覺或被動適應，後者則預示了進入自由狀態時人們對同一命題的自覺或主動選擇。自有戰爭史以來，人們一直遵循的一條不成文的通則就是“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往往在先有了一種武器之後，才開始形成與之匹配的戰法。武器在前，戰法隨後，武器的演變對戰法的演變具有決定性的製約作用。這裏固然有時代和技術的局限因素，但也不能說與每一代武器製造專家們都隻考慮武器自身性能是否先進而不論其它的線性思維無關。或許這就是武器的革命總是先於軍事革命的一個原因。
盡管“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這句話就其本質而言是消極的，因為它的潛台詞所折射的是一種無奈，我們卻無意貶低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積極意義，這種積極意義就是立足現有武器，尋找最佳戰法。換言之，就是力求找到最能與既定武器相匹配的作戰方式，從而使其性能的發揮達到最大值。今天，從事戰爭的人已經在有意無意間完成了使這一法則從消極向積極的過渡。隻是人們仍然誤以為這是落後國家在無奈中唯一可能采取的主動。殊不知就是美國這樣的世界頭號強國，也同樣需要麵對這種無奈，即使富甲天下，也未必就能用清一色的高新技術武器去打一場費用昂貴的現代化戰爭[9]。隻不過她在新舊武器的選擇搭配方麵有更多的自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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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即使在被人們稱為是新式武器實驗場的海灣戰爭中，也有許多老式武器和普通彈藥發揮了重要作用。（詳見《海灣戰爭——美國國防部致國會的最後報告附錄》）
如果能找到良好的契合點，也就是找到最恰當適宜的戰法，新舊不同代次的武器搭配使用，不僅能消解武器單一性的脆弱，還可能成為武器效能的“倍增器”。曾多次被人預言早該壽終正寢的B－52轟炸機在與巡航導彈及其它精確製導武器的結合後又重放異彩，至今仍未歇下它的翅膀；A－10飛機利用外掛的紅外導彈，使自己具備了原本沒有的夜間攻擊能力，而其與阿帕奇直升機的配合相得益彰，更使這種70年代中期出現的武器平台雄風大振。可見，“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並不是消極無為。如今日益開放的武器市場，多元的武器供應渠道，為武器的選擇提供了極大的餘地，多代次武器的大量並存，為武器間的跨代次組合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廣闊也更可為的基礎，隻要破除把武器代次、用途、聯結方式固定化的思維慣性，就可能化腐朽為神奇；如果以為打現代戰爭就一定要靠先進武器，一味迷信這類武器的神奇作用，反倒會化神奇為腐朽。我們正處於以火yao為標誌的武器係統向以信息為標誌的武器係統躍進的武器革命階段，這期間會有一個相對漫長的武器更迭期。眼下我們無法預言這一時期有多長，但可以肯定的是，隻要這一更迭沒有結束，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就是任何國家包括美國這樣擁有先進武器最多的國家處理武器與作戰間關係的最基本的辦法。需要指出的是，最基本的不一定就是最有前途的。在消極的前提下積極進取隻是特定時期的特定做法，而並非永恒的法則。科技進步在人類手中早已從被動發現變成主動發明，美國人提出“打什麼仗造什麼武器”的設想，引發了武器與戰法關係自有戰爭以來的最大的一次變革。先確定作戰方式然後再來研製武器，在這方麵，美國人吃到的第一隻螃蟹就是“空地一體作戰”，時下沸沸揚揚正當紅的“數字化戰場”和“數字化部隊”[10]則是它的最新嚐試。這種做法標誌著武器總是領先於軍事革命的地位已經動搖，戰法先行而武器隨進或是兩者相互砥碩、推挽前行構成了它們之間的新關係。同時武器自身也產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演變，它的發展不再隻是看單件武器性能的改進，而更要看武器是否具備與其它武器之間聯結和匹配的良好性能。像當年高蹈獨行的F－111因其太先進無法與其它武器匹配而隻能束之高閣的教訓已被汲取，那種企圖依靠一兩件高新技術武器充當“殺手鋼”就能製敵於死命的思想顯然已經過時。“打什麼仗造什麼武器”這種帶有鮮明時代特點和實驗室特征的做法，既可以被視為一種主動選擇，也可以被當成以不變應萬變之策，它在醞釀戰爭史的重大突破的同時也隱含著現代戰爭的潛在危機：為一種尚在探討研究中的戰法度身定做一套武器係統，就如同為不知誰來赴約的盛宴準備菜肴，差之毫厘就可能謬之千裏，從美軍在索馬裏遇上艾迪德軍隊後一籌莫展的表現看，最現代化的軍隊也不具備調節眾口的能力，應付不了不按常規行事的敵手。在未來戰場上，數字化部隊很可能會像擅長烹飪奶油澆龍蝦的大廚師一樣，麵對堅持啃玉米棒的遊擊隊員徒呼奈何。武器和軍隊的“代差”[11]也許是需要格外重視的問題，代差越近，代位高的一方戰果越顯著，而代差拉得越開，彼此間相互對付的辦法就越少，甚至可能誰也吃不掉誰，從已有的戰例來看，高技術軍隊難以應付非正規戰爭和低技術戰爭，這其中或許有某種規律存在，起碼是一種值得研究的有趣現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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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從“空地一體戰”開始，美軍武器裝備的研製大體上都分為5個階段：提出需求、擬定方案、方案論證、工程研製和生產、裝備部隊。對數字化部隊的裝備也是按此路子進行研製。（美國《陸軍》雜誌1995年10月號）1997年3月，美國陸軍舉行旅規模的高級作戰實驗，共檢驗了58種數字化裝備。（美《陸軍時報》1997年3月31日，4月7日、28日）根據美陸軍器材司令部司令約翰E威爾遜上將的介紹，他的任務就是和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合作，為他們的大膽而新穎的設想，開發合乎需要的先進技術裝備。（美《陸軍》雜誌1997年10月號）
[11]俄羅斯總參軍事學院科研部主任斯利普琴科認為，戰爭和武器已經經曆了五代，現在正走向第六代。（朱小莉趙小卓《美俄新軍事革命》，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P6）
[12]1998年第11期《國防大學學報》，刊登了陳伯江對美國國防小組委員會主席菲利普奧迪恩的訪問記。菲利普奧迪恩多次提到“非對稱作戰”，認為這是對美國的新威脅。安圖利亞埃切維利亞在《參數》雜誌上發表文章，提出“在後工業時代最難對付的仍是‘人民戰爭’”。
新概念武器和武器新概念
與新概念武器相對，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武器幾乎都可統稱為舊概念武器。所以稱其為舊，是這類武器的基本性能就是機動力加殺傷力。即或像精確製導炸彈等高新技術武器，也不外乎添加進了智力和結構力這兩種因素而已。從實用角度來說，不論如何改頭換麵也無法改變其傳統武器的性質，即它始終被職業化戰士所掌握並在一定戰場上所使用。所有這些沿傳統思路製造出來的武器和武器平台，在適應現代戰爭和未來戰爭的努力中，無一例外都已走進了死胡同。那些想用高技術的魔法使傳統武器點鐵成金、脫胎換骨的願望。最終落入無休止消耗有限經費和軍備競賽的高技術陷阱。這就是傳統武器發展過程中必然麵對的悖論：
為保持武器的領先，隻能在研製經費上層層加碼；層層加碼的結果，則無人有足夠的經費保持領先。其最終的結果是，保衛國家的利器，反倒成了導致國家破產的誘因。
最近的例證也許最有說服力。前蘇軍總參謀長奧爾加科夫元帥敏銳地洞悉了“核後時代”武器發展的走向，相機提出“軍事技術革命”這一嶄新概念時，他的思想顯然領先於他的同時代人。但思想的超前並沒有給他的國家帶來福祉，反倒帶來了災難性後果[13]。這個在冷戰背景下被他的同僚們視為獨步一時的設想一經提出，便大大加劇了美蘇間存在已久的軍備競賽，隻是當時還沒有人會預料到，其結果竟是蘇聯解體及其在超級大國的角逐中徹底出局。一個強大的帝國在一槍未放的情況下就土崩瓦解，活生生印證了吉卜林的一句名詩：帝國的滅亡，不是轟隆一響，而是撲哧一聲。不獨前蘇聯如此，今天的美國人似乎也在步其老對手的後塵，為我們提出的武器發展悖論提供新的證明。隨著技術綜合時代的輪廓日漸清晰，他們投入新武器研製的費用越來越多，武器的價格也越來越昂貴，60－70年代研製F－14、F－15的花費是10億美元，80年代研製B－2飛機就突破了100億美元，而90年代F－22飛機的研製費超過了130億美元，若以重量計，單價在13－15億美元的B－2飛機[14]比同等重量的黃金還要貴3倍[15]。像這樣昂貴的武器在美軍武庫中比比皆是，如F－117A轟炸機、F－22主戰飛機、“科曼奇”武裝直升機，這些武器的價格幾乎件件超過或接近上億美元，大量費效比如此不合理的武器，給美國軍隊披上了越來越沉重的甲胄，把他們一步步拖向在經費上層層加碼的高技術武器陷阱之中。財大氣粗的美國人尚且如此，其他每每囊中羞澀的國家在這條路上又能走多遠？顯而易見，誰都很難走下去。步出困境的辦法當然是另辟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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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國防務專家認為，奧爾加科夫已經看到電子技術將使常規武器發生革命，並使之在效果上取代核武器。但奧爾加科夫在軍事革命問題上的遠見卓識因體製問題而擱淺，“如果一個國家跟蹤技術革命的代價極其高昂，超出了它的體製和物質條件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它仍然堅持與其對手進行軍事實力的競賽，那麼，其結果隻能是在可以使用的軍事力量方麵更加落後。俄羅斯在沙皇和蘇聯時期都是這個命運：蘇聯承受著難以承受的軍事負擔，軍方又不願意接受收縮戰略的要求。”（見美國《戰略評論）雜誌1996年春季號，斯蒂芬布蘭克《為下一場戰爭作準備：對軍事革命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