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商鞅變法後，實行軍功賜爵製度，軍功爵製與秦國的官製與俸祿製有密切的聯係。《商君書-境內第十九》說：“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
即是說，如在戰鬥中作戰勇敢，斬殺或捕獲敵方一名身披鎧甲的長官（甲首），即可晉爵一級，並相應獲得頃土地和9畝園宅地的報償，還配給“庶子”人，供其役使。而且，戰士隻有獲得爵位後，才能在軍隊或衙門中做官。《韓非子-定法第四十三》稱：“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這表明何等爵可作何種級別的官，有明確的製度規定。至於軍功爵的等級與相應的待遇，《商君書-境內》篇說：”軍爵，自一級以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士）。公爵，自二級以上至不更，命曰卒。……行間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為簪嫋；［故爵簪嫋］，就為不更；故爵［不更，就］為大夫。爵吏而為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為公乘；［故爵公乘］，就為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就為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為左更；故四更也，就為大良造］。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
這一段文字訛脫較多，而在後來實施過程，對爵名及其級別或許還有調整，《漢書》卷9《百官公卿表上》述秦二十等爵製時說：”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嫋，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製，以賞功勞。從《商君書-境內》篇可知，秦國軍功爵分為“軍爵”和“公爵”兩類，“軍爵”是一般士兵即所謂“校徒操士”所獲之爵；“公爵”即公士以上二十等爵，為“行間之吏”即軍官所獲爵。或者說隻有獲得“公爵”才能當軍官，並享有“益田一頃，益宅九畝”的報償。
就“公爵”二十等來說，“自二（按：“二”當為“一”之誤）級以上至不更”即從第級的公士（或第2級的上造）到第4級的不更，均為“卒”，頂多不過低級軍官。若獲得第級的大夫爵，便可作縣尉，亦可獲“賜虜六，加五千六百”即6個奴隸和600個銅錢。到了第9級的五大夫，便獲“稅邑三百家”即賜予300戶農戶向國家交納的賦稅作為俸祿。從大庶長以上，還另有“賜邑三百家”即以300戶民戶居住的地區作為封邑。獲“公爵”者還可以役使“庶子”。《商君書-境內》篇說：“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為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隨而養之。”“庶子”為無爵者，當為一般平民，他們本應每年中為官府服役一定時間，而這裏是讓他們為軍官個人服役。
如沒有戰爭，他們每個月應為指定的軍官服役6天；戰事發生時，他們要隨軍官行動，為他們作炊事等事。“庶子”實際上是配給軍官的勤務人員，按爵位高低，最低級配給人，爵位每晉級，便增加人。爵位高低不同，由國家供給的夥食標準也不一樣。《秦律-傳食律》規定：”禦史卒人使者，食稗米半鬥，醬駟（四）分升一，采（菜）羹，給之韭蔥。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不更以下到謀人，稗米一鬥，醬半升，采（菜）羹，芻、（糲）米一鬥，有采（菜）羹，鹽廿二分升二。這大致是一天的夥食標準。四級爵不更及“謀人”（當為三級爵簪嫋的別稱）按規定可吃精米、肉醬和菜羹，還可領取馬匹的飼料；而一級的公士、二級的上造及沒有爵位的佐，史等低級官吏隻能吃糙米、菜羹，還有一點鹽，沒有肉醬，也不能領取飼料，大概他們本不能騎馬。自“官士大夫”當即第級爵大夫以上，則“爵食之”，標準雖不明，無疑爵位越高待遇也越優厚。爵位還可用來抵罪及贖免親人的奴隸身分，因與俸祿無關，不贅。以上是秦國軍官祿賞的基本情況，正因為秦國推行了嚴格的軍功爵製，殺敵有功方能受爵，功越大爵位越高，爵越高祿賞越多，祿賞成為軍隊戰鬥力有效的推進劑，使秦國真正作到了這一製度創立者商鞅所希望的“兵無敵而令行於天下”，《史記》卷83《魯仲連傳》稱：“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集解》引譙周語：“秦用衛鞅計，製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惡之也。”軍功爵報償雖仍稱“爵祿”，但受爵者並不一定是貴族，爵也不能世襲，從而徹底否定了周代的爵位製和世官世祿製。
秦國的行政官吏另有一套俸祿製度。前引《韓非子-定法》篇謂秦國有“五十石之官”，有“百石之官”；《商君書，境內》篇稱秦有“千石之令”及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等令；六百石、五百石等名稱亦見於《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石”本為衡器單位，亦用為量算穀物的量器，若用為量器，則據漢劉向《說苑-辯物》：“十升為一鬥，十鬥為一石。”五十石至千石等名稱既是相關官員每年受取俸祿的總數，也用於表示該官員的級別。秦漢以前，中國北方主要的農作物為粟，秦國支付給官員的標準穀物亦為粟。《秦律-倉律》中有各種糧食折合為粟的規定，如：“稻禾一石，為粟二十鬥。”“叔（寂：大豆）、CC（小豆）、麻十五鬥為一石。”其原因就是便於官吏領取俸祿時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廣雅-釋詁》：“粟，祿也。”粟因此成了祿的代名詞。粟須經舂簸去皮才成可供食用的小米，粟與米之間的比值為：0．6，一石合00升，秦時一升約合342．克。據此，五十石之官所得俸祿為小米72.公斤，約可供口之家一年口糧，而一個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0公斤，所得俸祿已不隻為官吏本人及家屬生活之需，還可以使其維持與本人政治地位相當的奢華的生活。秦國六百石以上的官都算高官，其待遇自然較低級的官吏優厚，這也充分體現了“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高”的原則。五十石、千石等是相應級別的官員的年俸總數，而領取是按月進行的，又稱“月食”。《秦律-司空律》規定：”官長及吏以公車牛稟其月食及公車牛之
《秦律-倉律》規定：”月食者已致稟而公使有傳食，及告歸盡月不來者，止其後朔食，而以其來日致其食。有秩吏不止。前者為官吏可使用公家車牛運送其當月俸祿的規定，後者是關於“月食者”領取當月俸祿後出公差及請假時的特殊處理辦法。由於官府中還有不少奔走效勞的小吏，他們不能算官（有秩吏），但也按月領取口糧。製度規定，當他們出公差（公使）在外，由沿途驛傳或官府供給夥食時，以及請假到月底還沒有返回，則不再發給下一月的口糧，而“有秩吏”如遇上屬情況仍照發俸祿。“後朔”即下月初一，這說明官吏的俸祿在每月初一按時發放，《周禮-天官-大宰》：“四曰祿位。”鄭玄注：“祿，若今之月奉也。”賈公彥疏：“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漢代官吏按月發放所遵循的“古者”之製，實際上是秦國開始實施的製度。如前所述，秦有軍功爵者可役使“庶子”，官吏除俸祿外，也由公家配給供役使的人員及乘騎的車牛。《秦律-金布律》：”
都官有秩吏及離官嗇夫，養各一人，其佐、史冗者，十人養一人，十五人，車牛一兩輛，見牛者一人。不盈十人者，各與其官長共養、車牛。都官佐、史不盈十五人者，七人以上鼠（予）車牛、仆，不盈七人者，三人以上鼠（予）養一人。小官毋嗇夫者，以此鼠（予）仆、車牛。公家按製度給官吏配給炊事人員（養）、趕車養牛者（見牛者）及服雜役者（仆）。“都官有秩吏”及“離官嗇夫”均為低級部門的主管官吏，約當百石之官，他們有“養”一人及車牛，其屬下官吏則視情況數人合配給“養”、仆及車牛。高級官吏配給的“養”、仆、車牛當更多。《秦律-均工律》：“隸臣有巧可以為工者，勿以為仆、養。”《秦律-司空律》：“司寇勿以為仆、養。”“隸臣”與“司寇”均是秦刑徒奴隸的名稱，據此可知仆、“養”等都是由官府奴隸充當的，《秦律》的其他一些規定還表明，配給官員的“養”、仆、“見牛人”的口糧及牛的飼料，都由公家按月發給，車輛的維護保養費用也由公家開支，勿需由官吏個人負責。
二、西漢官吏的俸錢與“廩食太官”
西漢創立之初，各項製度沿襲秦製，其官吏以秩石多少為等級，俸祿內容也承襲秦製，以粟為主。《漢書》卷24上《食貨誌上》說：”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予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這表明西漢初“吏祿”的來源是“什五而稅一”的田租，“中都官”即京城長安諸官府官吏俸祿中一部分來源於“漕轉”而至的“關東粟”，粟為官吏俸祿的內容，同於秦時。同書卷2《惠帝紀》載惠帝即位詔說：“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看來漢初雖經濟調敝，官吏俸祿並不少。確定官吏俸祿多少的是秩石等級，但發放俸祿的標準量器卻是斛，《漢書》卷2上《律曆誌上》說：”量者，龠、合、升、鬥、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十鬥為斛，而五量嘉矣。（斛）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焉。其上為斛，其下為鬥，左耳為升，右耳為龠。其狀似爵，以縻（注引晉灼曰：縻，散也）爵祿。俸祿可量，亦說明其內容為粟之類的穀物或米，但西漢初每一秩石等級的官吏究竟應獲多少穀物，卻不甚清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唐顏師古注稱。”
漢製，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同卷顏師古注又引《漢官名秩簿》雲：“鬥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這些很難說是西漢的製度。西漢大部分時期沒有地位完全相等的所謂“三公”，漢成帝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才“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三公月俸相同是西漢末期及東漢時的製度，此其一；上舉諸秩別無西漢長期存在的八百石、五百石，此其二。關於東漢時各秩別俸例，有兩條不盡一致的記載，且又均與顏師古所注西漢俸例相似，茲並引於下，以資考辨。《後漢書》卷下《光武帝紀下》建武二十六年（公元0年）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製；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唐李賢等注引《續漢誌》稱：”大將軍、三公月奉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鬥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後漢書-誌》卷28《百官誌五》未載“百官受奉例”說：”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
三種記載中，《後漢書-百官誌》與《光武帝紀》李賢注反映的是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0年）所定俸例，顏師古注說明的是西漢製度。反映東漢製度的兩條材料來源相同，李賢注引的《續漢誌》即西晉人司馬彪所著《續漢書》的誌，亦即今本《後漢書》的誌，但二者所記俸例卻頗有出入。清人王鳴盛最先注意到這一問題，他發現《後漢書-百官誌》記千石月俸為80斛，無比千石一級俸例，而《光武帝紀》李賢注雲千石月俸90斛，比千石月俸為80斛，“明係《百官誌》傳寫者於‘千石奉’之下誤脫落‘月九十斛比千石’七字耳。”按《後漢書-百官誌》於官名下注明“比千石”者甚多，且稱“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官員俸例中不可能沒有“比千石”這一秩別的俸祿標準，王鳴盛的判斷當屬正確。除此一例外，《百官誌》記比六百石月俸0斛、四百石月俸4斛、比四百石月俸40斛，《光武帝紀》李賢注卻分別記作斛、0斛、4斛，王鳴盛稱“殊不可解”，則屬未加深究。從上表可知，《後漢書-百官誌》記比四百石月俸40斛，三百石月俸亦為40斛，比四百石與三百石屬兩個不同的秩別，其俸祿決不應相同，此種歧誤應屬《百官誌》撰寫者將比六百石月俸“五十五斛”誤脫一“五”字，而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又按例各降斛，以致使比四百石與三百石月俸相等。如果我們這一判斷不誤，似可斷定《光武帝紀》李賢注才是東漢建武二十六年（公元0年）所定俸例的正確記載，《後漢書-百官誌》不準確。我們將《漢書-百官公卿表上》顏師古所注“漢製”俸例與《光武帝紀》李賢注相比較，會發現二者隻有比六百石這一秩別一作月俸60斛，一作斛，有所差別，其他秩別月俸完全相同，這隻能說明顏師古注實際上也是東漢俸例，王鳴盛對此有比較精辟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