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不殫其繁全錄之，為的是以觀全貌，從上引可以看出，各級、各類官員的支發名目雖不盡相同，但大都遠遠超出正俸所得，如總督，官居二品，正俸銀為兩，薪銀、蔬菜燭炭銀、心紅紙張銀、案衣什物銀諸項，合而計之為88兩，超出正俸的近4倍。又如知縣，官居七品，正俸銀為4兩。薪銀、心紅紙張銀、修宅什物銀、迎送上司傘扇銀諸項，合而計之為96兩，超出正俸2倍多。有些項目的銀兩，雖然以辦公為名，但事實上都歸於各官名下，成為正俸的重要補充。此後，順治九年（62年），“裁州縣修宅什物銀”。
順治十三年（66年）又議定：“直省文職各官歲俸，並心紅紙張銀，仍照例支給外，裁柴薪、蔬菜燭炭銀。”另據稱是“裁直省文官菜蔬燭炭案衣家具等銀”。亦即說，除心紅紙張銀外，其他各項銀均全裁。另據檔案記載，三藩之亂期間，因軍需孔亟，作為籌餉措施之一，又對心紅紙張銀進行了裁減，直到三藩之亂結束後才又複給之。
八、罰俸、裁俸、捐俸與扣減養廉
罰俸製度在中國曆史上源淵甚早，且代有發展。上章我們曾敘述過明代的罰俸製度，可以比較參考。“清代的罰俸製度更加完備，《大清會典》在述及官員的處分之法時概稱：”凡處分之法三：一曰罰俸，其等七。罰其應得之俸，以年月為差，有罰俸一月，罰俸二月，罰俸三月，罰俸六月，罰俸九月，罰俸一年，罰俸二年之別。二曰降級，留任者（即降級留任，其等三；調用者（即降級調用），其等五。三曰革職。相對降級、革職而言，罰俸是處分較輕者。“有處分，以勵官職”；“有處分，以儆官邪”。所以，罰俸仍有其重要蘊意。罰俸涉及的範圍很廣，凡屬官員違製，不管是“公罪”還是“私罪”，都要受到程度不同的罰俸處分，茲據史料作如下示例：.官員赴任違限罰俸。
順治四年（647年）議準：“違限二月以上者罰俸六個月，一月以上者罰俸三個月，一日以上者罰俸一個月。”
2．參劾官員錯誤罰俸。
康熙十四年（67年）議準：“如將不應參之官誤報題參，未經處分，經部察出，如係革職降級事件，將誤揭之上司罰俸一年，督撫罰俸六月；如係虛革虛降及住俸罰俸事件，將誤揭之上司罰俸六月，督撫罰俸三月。”3．徇庇容隱罰俸。
雍正六年（728年）議定：“凡方麵以下大小官員貪婪之處，劣跡昭著，該管各官不行揭報，被督撫訪察題參者。同城之知府降三級調用，司道降二級調用；不同城之知府降一級留任，司道罰俸一年。其因事受財，劣跡未著，同城之知府失於覺察，降一級留任，司道罰俸一年；其不同城在百裏以內之知府罰俸一年，司道罰俸九月，百裏以外之知府罰俸九月，司道罰俸六月。”4．失察失報罰俸。
康熙九年（670年）議準：“所屬現任官員，有潛逃不行申報者，罰俸一年；或有員缺不報者，處分同。”．官員離任交代違製罰俸。
康熙十五年676年議準：“升任官員，文憑到日，該督撫即行委署，限二月內交代明白，準其離任。如任內有未完事件，不於限內呈報，或不與接任官交代，或接任官推諉不受者，俱各罰俸一年。上司督催不力，罰俸六月。如已申報上司，而上司不即轉報，或督撫不即委官署理，及具題遲延者，俱罰俸六月。”6.推諉罰俸。
康熙九年（670年）議準：“官員承辦事件，已經遲延，因而推諉他人者，除將推諉之官照遲延月日處分外，因其推諉，再罰俸一年。若將應辦事件，推諉他人者，罰俸一年。”7．饋送禮物罰俸。
康熙九年（670年）議準：“官員因事夤緣，饋送禮物，發覺之日，與者、受者皆革職。如饋送雖未收受，不行出首，後經發覺者，將不行出首之官罰俸一年。”8．違例迎送罰俸。
乾隆二年（737年）議準：“欽差上司經過地方，各官有意諂媚，違例迎送，或因事營求，或乘便賄賂，照諂媚求譽例革職。如止違例迎送，無營求賄賂等情，照擅離職役律罰俸九月。若欽差及各上司，必欲地方官遠迎遠送，並令印官出城迎送，致各官畏其威勢，違例迎送者，如有勒索情弊，或被詳揭，或經督撫查參，照勒索下屬例革職提問。如止令迎送，無勒索情弊，將欽差及各上司照城守官員盡行傳去例罰俸一年，地方官皆免議。”9．漕運違限罰俸。
康熙十二年（673年）議準：“有司無糧，軍衛不備船隻，以致遲誤過淮，違限一月以上者，督撫罰俸三月，糧道、監兌官罰俸六月；違限二月者，督撫罰俸六月，糧道、監兌官罰俸一年；違限三月以上者，督撫皆住俸，戴罪督催，俟糧船抵通交明開複，糧道等官各降一級調用。”0．欠征鹽課罰俸。
康熙三年（664年）題準：“巡撫管理通省糧餉，其鹽課考成，欠一分者罰俸三月，欠二分者罰俸六月，欠三分者罰俸九月，欠四分者罰俸一年，欠五分者降俸一級，欠六分者降俸二級……。運司、提舉司、分司大使等官，係專管鹽課之官，欠不及一分者，停其升轉，罰俸六月，欠一分者罰俸一年，欠二分者降職一級。”．征收地丁錢糧違限罰俸。
順治十三年（66年）題準：“各州縣開征，預頒由單，定於十一月初一日頒發。至報部之期，直隸限十二月內到部，山東、山西、河南限正月內到部，江南、浙江限二月半到部，江西、湖廣、陝西限二月內到部，福建、廣東限三月半到部，四川、廣西限三月內到部。如州縣官申報遲一月者罰俸三月，兩月者罰俸六月，三月者罰俸一年，四五月者降一級……司道府等官申報遲一月者罰俸一月，兩月者罰俸兩月，三月者罰俸三月，四五月者罰俸六月，六七月者降俸一級，戴罪督催。”
2報災逾限罰俸。
順治十七年（660年）覆準：“夏災限六月下旬，秋災限七月下旬，先將被災情形題報。……如州縣官遲報，逾限半月以內者罰俸六月，逾限一月以內者罰俸一年，逾限一月以外者降一級調用。”僅據以上示例便可看出，清代的罰俸製度相當細致嚴密，事例不同、情節不同、責任不同等，各有相應的處罰。除上述具體的罰俸原因、標準外，罰俸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摘其主要者可以歸結為四：第一，升任、降調等官的罰俸問題。
康熙四年（66年）曾經題準：“凡原任內事件應罰俸者，升任官員，於新任罰俸；降調官員，照所降之級罰俸、裁缺、給假、丁憂解任等官，皆於補官日罰俸。”嘉慶十一年（806年）又奏準：“各官任內有承督未完案件，或因別案降革升遷，及終養、丁憂等項，於限內離任者，俱以罰俸一年完結。……若特旨升調各官，有原任未完案件，應降俸、住俸、降職、降級、停升、降留、革職等案，仍俱改罰俸一年完結。遇有應罰俸三月、六月、九月者，俱各照原處分議結。”第二，罰俸的議抵問題。凡官員因功紀錄、加級，可以議抵罰俸，但僅限於“公罪”罰俸，“私罪罰俸者，皆實罰”。
光緒《大清會典-吏部》概稱：“有紀錄一次者，銷去抵罰俸六月。如有兵部所述軍功，紀錄一次者，銷去抵罰俸一年；如銷去軍功紀錄一次，給還紀錄一次，亦抵罰俸六月。罰俸不及六月者，京官則注冊，合計至六月準抵；外官不準合計。有加一級欲抵罰俸者，如以勞績議敘，及特旨加賞之級，每一級準改為紀錄四次，按次抵消罰俸；惟覃恩（即普行封賞）所得及捐級，不準改抵。”當然，這種因功紀錄、加級與罰俸的互相抵消，亦有其沿革過程，不備述。第三，正俸、雙俸與罰俸問題。在雍正年間支發部分京官恩俸、乾隆年間支發京官雙俸（已如上述）之前，罰俸皆罰有關官員的正俸，這是很明確的。隨著雙俸的支發，前此學者認為罰俸皆罰其正俸，則不準確。雖然乾隆元年（736年）曾諭稱：“從前賞給各部堂官雙俸時，欽奉皇考諭旨，遇有罰俸事件，止罰正俸，其恩俸仍行支給。今各員所加之俸，亦照此例行。”
但是，次年在正式行雙俸之時又諭：“上年朕將在京文官俸銀，概加一倍，大小均沾，雖名恩俸，實即正俸，若遇處分時，亦照從前部堂之例，不罰加增之恩俸，是在京文官，竟無罰俸之事，何以示懲。嗣後大小京官，遇有罰俸案件，將本身應得之俸，按年按月計算，不必分析扣除。”也就是說，凡遇罰俸，不管是正俸還是恩俸，一概扣罰，否則無以示懲。
乾隆二十七年（762年）又議準：“在京文員支給雙俸，若遇罰俸，向例將恩、正俸銀一並議罰。至兼攝人員，若於文職內罰俸，自應照文員之例扣罰。”無需再言，所謂的“向例將恩、正俸銀一並議罰”已經是明確不過了。第四，罰俸與罰俸銀、俸米問題。
光緒《大清會典-戶部》概稱：“文武官任內有降革留任處分，降支、停止俸銀，仍照常支俸米。”這隻是指的後來的情況，起初並非如此。
乾隆五十一年（786年）始遵旨議定：“凡在京文武官員，遇有降級、革職留任，以及住俸、降俸處分，止將俸銀分別停減，其應得俸米，均照原品支領。”嘉慶帝後來讚稱為“體恤臣工，尤為備至。”由於外官沒有俸米，也就自然沒有這種區分。裁俸是指對官員正俸的裁減，發生在三藩之亂期間。對此，筆者已進行過探討，可以參見。在三藩之亂以前，已有裁減柴薪等銀的情況，但不曾裁減官員正俸。三藩之亂爆發後，“軍需孔亟，凡內外大小臣工，各減月俸，以佐兵餉”。據檔案記載，從康熙十四年67年正月起，作為籌餉措施之一，正式開始裁俸，當時的裁俸稱為“題明事案”，次年改稱“酌議捐俸事案”。但是，各地的裁俸並不一致。江南督、撫、布、按等的俸銀均是全裁，但江寧織造官年應支俸銀30兩，僅裁減6兩。
四川省則在“康熙十九年，因軍需浩繁，道員以上奉文全捐，州縣以上半捐半支”。京官四品以下也是裁減半俸。武職官員的俸祿也有裁減，但比文官的裁減為輕，如固山額真月裁兩（原20兩），甲喇章京月裁2兩（原7兩），牛錄章京月裁兩（原兩）。在三藩之亂接近尾聲的康熙十八年（679年），監察禦史金世鑒已上疏要求複俸，他說，裁俸“已經五載，歲月頗久，恐將來不肖之官，因無俸薪養贍，安保無侵漁百姓、以救其身家之苦累者乎？……叩請皇恩賜複全俸，以養其廉恥，則官有祿養，而無仰事俯育之憂。”未被清廷理會。至康熙二十年（68年）三藩之亂結束，始“遵奉部文，於康熙二十一年為始，官俸照舊複給”。三藩之亂以後，康熙一朝凡遇戰事，仍有“裁俸”的現象，不過，在形式上與此前已有所不同：一是清廷未曾頒布統一的政令，隻實行於有關省區；二是多為“自願捐俸”，稱為“捐助”或“報捐”，多少有點“急公趨事”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