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康熙中期朔漠用兵，令山西出車00輛，即“於山西省官員俸祿、衙役工食銀內令其捐助，雇覓車輛”；令直隸、山東、河南出車333輛，也“於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官員俸祿、衙役工食銀內令其捐助”。所需運糧馬駝，則“移谘川陝總督、陝西、甘肅巡撫，速令大臣官員量其所得捐給”。又如康熙末年西北用兵，直隸采買馬駝等項，“其用過之銀，應請在於五十七、八等年俸工銀內照數捐還（按：康熙五十四至五十六年的俸銀已經捐完）”。鑒於此，雍正元年（723年）五月，湖廣總督楊宗仁上奏稱：”查湖廣州縣以上俸工報捐，已經十有餘年，總無分厘給發，責成官役枵腹辦事，焉能禁其不需索閭閻？……今自雍正元年起，一切官役應支俸工，臣俱明白曉諭，令各照額編支領，俾均沾我皇上祿養之恩（雍正帝夾批：捐助俸工一項，為朕素所痛恨，自即位以來屢降諭旨，曾經諄諄告誡。爾此奏深合朕懷，可謂是當之至！）。查從前凡有公事，無一不令州縣分捐，實皆派累百姓。不論是裁俸還是捐俸，雖有“克己奉公”的美名，雖能略解財政之困，其弊端則是無窮的，當時的俸祿標準本來就低，全數支發尚不能滿足官員的日常之需，一旦裁減或全數捐出，勢必取之百姓以作補償，這也正是當時清廷默認官員私征耗羨的重要原因。
雍正帝禁止捐俸，也是他整頓財政、吏治的一環。下麵再述“扣減養廉”。除了在個別情況下，有對官員的議罰養廉定例外，所謂的“扣減養廉”主要是指清代前中期的“攤扣養廉”和晚清的“停減”養廉或“減成”發放養廉。“攤扣養廉”又稱“攤捐養廉”，在清代前中期非常突出，每遇軍需或其他需款事項，凡是不能奏銷的款項或額外款項，往往令有關官員攤捐或攤扣養廉。對此，嘉慶四年（799年）曾諭：”從來額設養廉，原為大小官員辦公日用之資，乃外省遇有一切差使及無無著款項，往往議將通省官員養廉攤扣，以致用度未能寬裕。上司藉此勒派屬員，而州縣遂爾需索百姓，此弊朕所深知，自當概行嚴禁，以清吏治而肅官方。著通諭各督撫，凡遇應辦公務，原有耗羨備公銀兩可動，不得仍前攤扣各官養廉。
但是，事實上無法“概行嚴禁”，如嘉慶十二年（807年）雲貴總督伯鱗奏前此“維西軍需用款”（嘉慶七、八年間）的分攤情況：“前經查明，內有例外加增銀五十餘萬兩，例不準銷，賞號銀五萬七千餘兩，奏請分別攤捐分賠還款，以杜虛捏灑銷之弊。……今已將例外加增銀五十六萬餘兩分別攤賠，核計已賠三分之一，如再以遵例支發之項一概並令著賠，承辦之員力量誠有不及。”同年，閩浙總督阿林保奏“靖海之役”的分攤情況：“查前林逆軍需案內核減銀一百七十餘萬，先經奏準通省司道府廳州縣，按照養廉之數攤扣十分之三，陸續歸補。”嘉慶十九年（84年），安徽巡撫胡克家奏“安徽防堵用銀”的分攤情況：“種種需用孔殷，先於藩庫撥發銀八萬九千六百餘兩，疊飭局員等詳慎勾稽，撙節支放。凡有一切防禦費用，經臣於撤防折內聲請於恭捐養廉之外，另籌分限攤捐在案。”由於清代戰爭不斷，每次戰爭所耗軍費不能報銷的“外銷之款”數額很大，官員的攤扣養廉難以解脫。至晚清，財政困難，軍需緊急，又減成支發養廉。鹹豐三年（83年），太仆寺卿李維翰奏請“暫停養廉以充軍餉”，經軍機大臣與戶部官員議定：“武職自三品以上停給二成，文職自一品至七品暫給養廉銀六成，八品以下免其停扣。”鹹豐六年（86年），“酌增直省文員減成養廉”，經議準：“各省文職養廉一二品酌給七成，三四品酌給八成，五品以下及七品之正印官酌給九成”。這種減成支發養廉，雖然每年節省支出銀90餘萬兩，於軍需不無小補，但也造成了官員“竭蹶辦公，有衣食內顧之憂。”直至光緒十一年（88年）始欽奉懿旨：“自光緒十二年正月起，一律照舊製全數放給。”
但是，至光緒二十年（874年），戶部又奏：“籌餉緊要，請將二十一年分在京王公以下滿漢文武大小官員俸銀，並外省文武大小官員養廉，均按實支之數，核扣三成，統歸軍需動用。”此後，因“征兵募勇，需款不貲”，“添練新軍、購買船械，用款浩繁”，又遞年“再行核扣”。本來，支發養廉銀後，有關官員的待遇已大為提高，但由於一直存在著攤扣養廉和減成支發養廉的現象，有關官員的實際收入又打了許多折扣。所以，在名義上的“厚俸”之下，晚清的有關官員依然認為：“賄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論，出於貪黷者猶少，迫於窮困著實多。”也就不足為怪了。
九、致仕待遇及其他
官員致仕，清代也稱作“休致”，即退休。清代文職官員致仕後，有“食全俸”、“食半俸”和“不食俸”的區別，從總體上說，要比明代官員致仕後的待遇優厚。在順治六年（649年），曾有給致仕官員園地的規定：“凡官員致仕者，督、撫、布、按、總兵各給園地三十六畝，道員、副將、參將各給園地二十四畝，府、州、縣、遊、守等官各給園地十八畝。”這與清入關之初的圈占土地有關，此後鮮見此種事例，而是以賞食俸祿為主，即所謂“凡官年老告休者，則令致仕，大臣予告者，或加銜，或食俸，皆出特恩，示優異焉”。
乾隆元年（736年）首次諭令，大學士及各部尚書，“引年求退，奉旨以原官致仕者”，“均著照其品級給予全俸。在京，於戶部支領；在外，於該省藩庫支領。永著永例”。
乾隆三年（738年）又諭：“大學士、尚書內原品休致大臣，給食全俸，永為定例。從前諭旨，如自奏乞休，朕加恩準令原品休致者，著即照此旨給食全俸。其遇京察自陳，朕加恩準原品致仕者，該旗該部以應否給食半俸，具奏請旨。若非自行奏請，朕特旨令其原品休致，又遇京察自陳，部議致仕人員，不必給食俸祿。”至此，食全俸、食半俸或不食俸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標準，即：到了退休的年齡，自奏乞休，又恩準以原品致仕者，可以食全俸；未到退休的年齡，但在京察考核中，年老、有疾者可以“著令休致”，著令休致的人員，雖“恩準原品致仕”，一般則食半俸；“部議致仕”者，屬於勒令休致，沒有食俸的待遇。
乾隆二十七年（762年）又再次重申：“休致食全俸官，照原品全數賞給；食半俸官，照原品減半賞給；不食俸者，不準請賞。”在此基礎之上，嘉慶六年（80年）又補充規定：“內外三品以下官員，老病告休，曾經出征打仗，殺賊捉生受傷，有一二項功績者，年至六十以上，以可否賞給全俸請旨；五十以上，以可否賞給半俸請旨。未經殺賊捉生受傷，及未經打仗得有功牌者，年至六十以上，以可否賞給半俸請旨；五十以上，以可否賞給半俸之半請旨。雖經出征，並未打仗，亦未得有功牌者，即原品休致，毋庸給予俸祿。其年僅四十以上，患病告休，雖出征打仗，殺賊捉生受傷，得有功牌，亦止許原品休致，毋庸給予俸祿。”這裏，將退休食俸的標準與是否有軍功結合起來，而且年齡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此後，道光二十八年（848年）規定，以原品休致，賞食全俸、半俸者，“任內降革留任之案，均毋庸核扣，仍照原品支食俸祿”。道光三十年（80年）又奏準：“休致官員，奉旨賞給全俸者，止支正俸，不準兼支恩俸。”除上述官員致仕待遇外，如遇官員丁憂、事假、病假、出差等，也都有相應的待遇規定。如官員丁憂。
乾隆二年（737年）奏準：“八旗文職官員遇有親喪，百日後，仍令入署辦事，照常支俸”。
乾隆五年（740年）議準：“外任旗員，遇有丁憂回旗。經本旗引見，奉旨在原衙門額外行走者，支領單俸。如遇該衙門經製員缺，該堂官奏準，令其署理者，照經製官一例支領雙俸。”這是就旗人丁憂待遇而言。漢官丁憂，“具文報部以聞，訃之日為始，不計閏，二十七月終製。蒙混舉報者，丁憂官不準起補，該管官罰俸六月”。漢官在丁憂期內，不支俸祿，至道光三十年80年又議準養廉銀亦停支：“各省文員，遇有丁憂事故，其應支養廉等項，即以聞訃或奉到原籍谘文之日住支。”又如事假、病假。官員請事假、受到任職資格的限製，“順治初年定，在京大小官員，告假祭祖父者，食俸十年以上；省親者，食俸六年以上；遷葬者，食俸五年以上；親老送回原籍者，不論食俸”。事假亦有一定期限：“直隸各省均一例許住家四月。往返路程，直隸限四月，山東、山西、河南限六月，江南、江西、浙江、湖廣、陝西限八月，福建、四川、廣東、廣西、貴州限十月，雲南限一年。”
外官事假，“除去往返程途計算，如呈請省親祭掃者，準其告假二十日，修墓及遷葬者，準其告假一月。總不得逾一月之限”。官員因病告假，如係京官，“準其在家調理，總不得過六月之限，如逾限不痊，開缺別補，俟病痊之日，仍以原衙門補用”。如係外官，“督撫查明確實具題，令其回籍，調治痊可，有情願起用者，於本籍起文赴部引見，仍以原官補用”。再如官員出差，順治十一年（64年）曾奏準“官員驛遞供應則例”：一品官陸路給夫26名，馬8匹，水路給船隻，日支廩給銀2錢；二品官陸路給夫22名，馬7匹，水路給船隻，日支廩給銀錢8分；三品官陸路給夫20名，馬6匹，水路給船隻，日支廩給銀錢6分；四品官陸路給夫8名，馬4匹，水路給船隻，日支廩給銀錢4分，等等。
乾隆四十一年（776年）又奏準吉林出差官員待遇：一品官從役8名，行馬2匹，坐馬匹；二品官從役6名，行馬20匹，坐馬0匹；三品官從役名，行馬匹，坐馬7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