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吏員俸祿
清代的吏員名稱，較前代規範。在京師者，有供事、堂書、經承、門吏、攢典、儒士、堂印、堂夥等名目；在地方者，一般統稱為書吏、典吏。清廷為了防止吏員的冗濫，規定了各衙門的吏員名額，如吏部，有堂書9人，經承72人；戶部，有堂書8人，經承20人，門吏2人，攢典29人；禮部，有堂書0人，儒士20人，經承3人；兵部，有堂書8人，經承63人，外郎2人；刑部，有堂書8人，經承90人；工部，有堂書0人，經承7人，等等。如江蘇，兩江總督書吏30人，漕運總督書吏20人，巡撫書吏30人，學政書吏0人，江寧布政司典吏人，江蘇布政司典吏0人，按察司典吏6人，兩淮鹽運司典吏0人，鬆江府典吏2人，常州府典吏6人，太倉直隸州典吏2人，上元縣典吏2人，江寧縣典吏2人等。如湖北，湖廣總督書吏20人，巡撫書吏20人，學政書吏6人，布政使司典吏3人，按察司典吏7人，糧儲道典吏8人，武昌鹽法道典吏8人，漢黃德道、安襄鄖荊道、荊宜施道典吏各6人，武昌府典吏24人（各府均同），荊門直隸州典吏2人，興國州典吏2人，江夏縣典吏2人（各州縣均同）。
起初，吏員承充，“按納銀數多寡，分送各衙門辦事”，據現存檔案記載，順治六年（649年），因“需用糧餉為數甚多，一歲所入不足當一歲所出”，曾舉行過“納吏例”和“納承差例”，其中“納吏例”規定，納布政司通吏需捐納銀20兩，納布政司、按察司書吏需捐納銀70兩，納各府典吏需捐納銀40兩，等等；“納承差例”規定，納省直撫按承差需捐納銀20兩，納布按二司及直隸各道承差需捐納銀80兩，等等。由於捐納銀數不菲，所以效果不顯，如納吏例，從開捐至順治九年（62年），“前後共收納過吏役六百三十五名，通共事例銀一萬五千零五十五兩”。於是，在康熙二年（663年）議準，停止“援納”，改由各衙門招募。此後，雖仍有“援納”事例，但召募、考試亦並舉。吏員經過“役滿”、“考職”，可以取得官品，如順治十二年（6年）題準：“吏員考職，分為正八品、從八品、正九品、從九品、一等雜職、二等雜職、三等雜職。”
康熙三年（664年）題準：“吏員考職，分為四等，一等以正八品經曆用，二等以正九品主簿用，三等以從九品用，四等以未入流雜職用。”乾隆二年（737年）題準：“內閣事繁供事、各衙門事繁書吏，五年役滿無過犯者，送部免其考職，即以從九品、未入流兼掣選用。”有品級的吏員各按其品級支給俸祿，無品級的吏員一般是按未入流者給於俸祿，即歲支銀3．兩。吏員亦支發養廉銀，其養廉銀標準亦如各地官員的養廉銀標準一樣各各不等。如直隸吏員歲支養廉銀3．兩，等同於正俸，山東則為80兩，山西則為60兩，福建則為40兩，另外如湖北為60～7兩，湖南為60～80兩，甘肅為60～200兩，四川為80～00兩，廣西為60～60兩，雲南為60～200兩，皆比正俸為多。吏員的正俸很低，即使加上養廉銀，依然顯得低微。更何況支發俸祿和養廉的吏員大多屬於吏員的小頭目，即所謂“典史”和“吏目”，一般吏員則僅支工食銀，與一般的“役”沒有區別，所以清代又往往“吏役”並稱，以河北東安縣為例，典史支俸銀3．兩，而庫書、倉書僅支工食銀2兩，書辦則僅支工食銀7．2兩。又如安徽祁門縣，學書工食銀為7.2兩，書辦工食銀則僅6兩。凡食“工食銀”者，每月或者兩，或者不足兩。“有官則必有吏，有官則必有役。周官有府史胥徒之名，唐漢以後，名稱不一，職掌則同。蓋居官者責無旁貸，事有兼資，抱案牘，考章程，備繕寫，官之賴於吏者不少；拘提奔走，役之效力於官者亦不少。凡上下文移，不曰該管官吏，則曰一應官役，蓋未可忽矣”。“衙門多一奉公守法之吏役，則大民免遭冤累，官司得一奉公守法之吏役，則吏治日見肅清”。
可見，吏員事務之繁，地位之重要。而低微的待遇，又顯然與其事務、地位不相稱。因之，有清一代吏員的貪婪弄權以及世人對他們的紛紛抨擊也就不足為怪。李之芳稱之為“吏書作弊壞法，處處皆然”。儲方慶稱之為“吏胥一塗，可以憑官府之威靈，肆行其縱恣”。周鎬則把書吏分作“州縣之書吏”和“上憲之書吏”，他認為：“州縣之書吏，弊在虐民，富者百般勒索，貧者任意留難。或勾通訟棍，借事興波，或授意罪人，誣扳嫁禍，甚或藏匿舊案，抽換卷宗，使是非可以混淆，而本未無從考信。”“上憲之書吏，則魚肉州縣之書吏，而並能挾製其官。州縣62C任，先索到任陋規，其後交代有費，盤查有費，經征有費，奏銷有費，滋生煙戶有費，賦役全書有費，蠲除有費，工程有費，恩賞有費，領有領費，解有解費……”。他們正是通過種種不法途徑攫得資財，以彌補法定的低微收入。
十一、八旗、綠營俸祿標準
八旗與綠營分屬兩個不同的係統。就八旗與綠營的表象區別而言，八旗製是由入關前的兵民合一的牛錄製發展而來的軍政合一的製度，采取固山（旗）、甲喇（參領）、牛錄（佐領3級編製單位，嚴格遵循“以旗統人，以旗統兵”的規製，凡滿洲、蒙古、漢軍各旗旗人皆以旗籍而隸於旗下。凡八旗子弟、皆有披甲當兵的義務，世襲為兵。而綠營則是清廷入關後招降收編明朝軍隊、起義軍餘部及招募漢人組成，依舊沿襲明代的軍隊編製，采取標、協、營、汛4級編製單位，招募為兵。
從更深一層的意義上說，清廷視八旗為國家根本，視綠營為偏佐之師，一方麵將20餘萬八旗兵分其半厚防京師，成為禁旅八旗，基本上將綠營排斥在京師之外；另一方麵，分駐地方的駐防八旗占據各地要津，綠營則充其環衛。八旗、綠營的主次關係十分明顯。因此，盡管20餘萬八旗兵與60餘萬綠營兵相比，兵額懸殊但在軍事攻守體係中，八旗卻占據著主導地位，不但起著網中之結的作用，而且包含著監視、製約綠營的意蘊和機能。這種源於民族畛域的政治地位的迥異，是再清楚不過的了。同時，與此相一致，八旗與綠營也有兩種不同的餉製和不同的待遇。一般說，八旗餉製一方麵沿襲清廷入關前“計丁授田”的舊製，一方麵又受中原傳統製度的影響而按月季放餉，這既標誌著滿族舊製的遺存，又標誌著新形勢下滿漢規章的融合。而綠營餉製則如綠營兵製脫胎於明代鎮戍製度一樣，依舊是明代餉製的沿襲。八旗與綠營官員的俸祿也同樣分屬兩個係統，其標準亦不相同。八旗官員（將領）的俸祿標準，清初曾有數次變化。據《清朝文獻通考》記載，順治元年（644年）初定之時，八旗都統年俸銀為8．6兩，副都統為67．兩，參領為39．3兩，各不等，歲支祿米不論品級高下均為2石。
順治五年（648年）所定之例有所提高，都統年俸銀為40兩，副都統為30兩，參領為20兩，佐領為00兩，護軍校、驍騎校為60兩，歲支祿米為“每銀二兩給米一斛”。
順治十年（63年）再次更定俸祿標準，都統等官的年支俸銀額又有所提高，歲支祿米亦由“每銀二兩給米一斛”，改定為“每銀一兩給米一斛”。駐防八旗將領在俸銀以及部分支發祿米之外，還有薪銀，但並不普遍關支，而且關支薪銀者，其數額也有較大的差距。如熱河都統年薪銀為08兩，察哈爾都統年薪銀為290兩，都統以下不支。密雲副都統為00兩，山海關副都統為0兩，副都統以下不支。廣州等處駐防各級將領則一律不支。另外，也還有少量的心紅紙張銀或紙張煤炭銀等項，茲據《戶部則例-廩祿》移錄之：”福州將軍歲給心紅銀一百八十五兩，廣州將軍一百五十兩，荊州將軍一百二十兩。成都將軍歲給紙朱銀六十兩，江寧將軍四十兩。
杭州將軍歲給心紅銀二十二兩四錢，綏遠城將軍十七兩五錢二分，密雲副都統印房及左右兩處歲給一百兩，京口副都統八十兩，熱河都統四十兩。察哈爾都統印務歲給十七兩五錢五分，煤炭銀六十七兩，左司紙張煤炭銀一百一兩八錢，右衛紙張煤炭銀一百四兩。乍浦水師副都統歲給心紅銀十一兩二錢，山海關副都統十兩，福建水師協領七兩，開封城守尉二十兩八錢。太原、右衛城守尉各歲給心紅銀八兩二錢，保定城守尉七兩四錢。雄縣、三河、固安、霸州、玉田、寶坻、東安、盧龍、良鄉、采育等縣防守尉各歲給心紅銀三兩七錢，順義、冷峰口、喜峰口防守尉各歲給心紅銀二兩四錢，羅文峪防守尉歲給心紅銀一兩二錢，滄州防守尉七錢，青州副都統一百兩。有人認為，“八旗武官，於正俸之外，還有巨額的‘薪銀’、‘蔬菜燭炭銀’、‘心紅紙張銀’，予以補貼”。似乎欠妥，既未分清禁旅八旗與駐防八旗，更是混淆了八旗與綠營的區別。應該特別指出，八旗將領在正俸之外的“薪銀”、“心紅紙張銀”等，與綠營武官所支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可以認為，八旗所支主要在於辦公，而不在於補貼將領的生活用度，所以，文獻上通常將“薪銀”、“心紅紙張銀”稱為“駐防衙門薪銀”、“駐防衙門心紅銀兩”等。
這種“駐防衙門”的定語，並非沒有意義。也就是在這個基點上，“薪銀”和“心紅紙張銀”隻支給各地駐防的最高衙門或最高長官，不像綠營那樣普遍關支。並且，依照事務繁簡的程度，有些駐防地區不支或支的很少。換句話說，八旗將領在授田之外的主要經濟來源是他們的俸祿包括“丁糧馬乾”以及後來支發的養廉銀。如前所述，綠營主要分駐各省，各省綠營的最高長官為提督，統轄一省軍政，與督撫並稱“封疆大吏”。提督之下依次為總兵、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綠營將領的俸祿由俸銀、薪銀、蔬菜燭炭銀、心紅紙張銀等組成，不支祿米，一般統稱為俸薪銀。其標準亦有數次變更。
順治元年644年初次議定之時，各級將領隻有俸銀和薪銀二項，其他無支。
順治五年648年，又在俸銀和薪銀的基礎上加支蔬菜燭炭銀、心紅紙張銀和案衣什物銀三項，遂使各級將領的俸薪大為提高，並一直維持到乾隆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