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司法製度應當是講求理性和權威的。為了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公正，防止警方濫用權力，美國司法製度注重從嚴治政、從嚴治警，以正壓邪、以直報怨，無罪推定、保障人權。司法程序首先從嚴規範警方和檢方的行為，偵破案件、搜集罪證、扣押嫌犯，必須嚴格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如果警方在法律程序上出現漏洞，一旦在法*被律師鑽了空子，那就隻能眼瞅著嫌犯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輕鬆走脫，讓在旁邊紮堆兒看熱鬧的主兒都感覺倍兒痛苦。
依美國法律，案犯即使最終定罪入獄，其飲食、睡眠、通信、娛樂等權利仍然受到保障，好吃好喝地養在監獄裏。有人算過三筆賬，第一，美國的貧困線是以四口之家年收入低於一萬六千六百美元劃定的，占美國總人口百分之十二左右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第二，如果不算福利補貼和醫療保險，西點軍校畢業的美軍少尉軍官年薪三萬五千美元。第三，如果算上保安警衛、醫療保險以及健身房之類的福利待遇，美國監獄裏的每位犯人每年要讓美國的納稅人破費三萬美元。
這裏自然就有了一個問題，美國法律標榜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權，但在司法實踐中卻捎帶著保護了壞人的自由和人權，反過來損害了好人的自由和人權，至少是損害了好人的生存權。這可咋辦呢？這個問題，三言兩語恐怕很難說清。
首先，如果聽任官府和警方執法犯法，無視正當的法律程序和製度，那麼好人的自由和人權最終將會受到更大的損害。律師鑽法律空子的現象並不可怕，因為它的前提是承認法律，是在司法程序規定的框架中挑戰法律。而真正可怕的是有法不依、執法犯法、以權代法和無法無天。法律法規中的漏洞可以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予以修補，而有法不依、執法犯法的口子一開，想堵都很難堵上，最終將會衝垮民主法治的大壩。
其次，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實際上，如果不保護罪犯和壞人的人權，那麼好人的人權也很難得到保護。因為好人與壞人之間的界線並不總是那麼清楚，好人也會因觸犯法律或遭受誣陷而淪為罪犯和壞人。*動亂時，國家元首、政府部長、元帥將軍、學界泰鬥一夜間都成了喪失一切權利的黑幫和壞人，都隻能像狗屎一樣任人踐踏。所以，為了使國家元首、政府部長和廣大善良百姓免遭無端迫害，法律應當保護所有人的自由和人權。
再次，用米蘭達規則之類的法規對執法者的權力予以限製和監督，的確捎帶著保護了一些壞人的權利，使一些真正的罪犯借機逃脫法網。然而，如果從更寬廣的視野看，法律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限製執法者的權力，讓草民百姓不懼官府和警方的打擊報複，防止政府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權錢交易、警匪勾結、司法腐敗，任意欺壓貧苦百姓，是對好人自由和人權的最好保護。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奧立佛?溫戴爾?霍爾姆斯(ＯｌｉｖｅｒＷｅｎｄｅｌｌＨｏｌｍｅｓ，Ｊｒ．）有句名言：“罪犯逃脫法網與政府的非法行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最後，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無缺、盡善盡美的法律和製度。就像市場經濟不是藥到病除、包治百病而又絕無副作用的靈丹妙藥一樣，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權也不是人類社會通向人間天堂的康莊大道，它隻是防止人類社會跌入專製腐敗這種人間地獄的防護大壩而已。民主法治不可能保證事事最佳，它隻能防止出現最差最劣。借用丘吉爾的話說，民主法治隻不過是人類社會的那些糟糕政體中不太糟糕的一個而已，人們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罷了。
玩民主法治、保障人權這一套，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美國人口隻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但世界上百分之七十五的執業律師都在美國，那銀子花得就跟淌海水一樣。加州政府跟Ｏ．Ｊ．辛普森的“夢幻律師隊”過招，一年多下來花了納稅人八百多萬美元，最後還是沒把辛普森咋地。在美國的司法製度下，偏向嫌犯和辯護律師一方的規矩多如牛毛，重罪輕判成了家常便飯。冤假錯案雖然極少，但漏網之魚的確很多，執法機關也特不容易。就說米蘭達規則吧，當年正式出台後，給警方偵破案件造成了極大困難，全美各地警察局怨聲載道，但卻不敢不照辦。有些警官腦瓜兒不太夠用，手忙腳亂地擒獲嫌犯後，死活也想不全米蘭達規則了，旁邊也沒個提詞的人，隻好仰天長歎，痛罵最高法院大法官全是坐著說話不嫌腰疼的主兒。據統計，米蘭達規則出台前，美國刑事罪案的破案率一般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米蘭達規則出台後幾十年來，破案率已跌落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左右。
人們普遍認為，米蘭達規則實際上是給警方戴上了手銬，保護了罪犯的人權，美國社會將會出現難以遏製的犯罪浪潮。美國國會曾多次召開聽證會，廣泛聽取警方、法律界權威人士和民眾的呼聲，研究對付米蘭達規則的高招。依照三權分立、相互製衡的法律，美國國會和各州一起，可以用憲法修正案推翻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美國聯邦參議員山姆?艾爾溫（ＳａｍＥｒｖｉｎ）曾提出議案，建議增加一條新的憲法修正案，推翻美國最高法院對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一案作出的裁決。這個議案因沒得到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多數支持而夭折。依美國法律，即使參眾兩院通過了，仍需四分之三以上州議會的批準才能生效。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誰也沒想到，自九十年代初期後，美國的刑事犯罪率連續六年出現了大幅度下降，其中紐約市的惡性刑事犯罪率奇跡般地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四。盡管犯罪嫌犯打不得也問不得，監獄裏的夥食和待遇蒸蒸日上，但樂意呆在大獄裏享受自由和人權的主兒越來越少。人們普遍將這些歸功於經濟的強勁增長、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的下降、社會福利保障製度的完善、警力的增強、監獄的增多、對慣犯處罰的加重等，與米蘭達規則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
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你完全有權說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你當然有權說興許有那麼點兒關係；你絕對有權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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