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淵衝文集》後記
孔夫子超凡入聖，
教我們如何做人。
——英國詩人蒲伯
香港大學登納教授說過，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文學性最高、藝術性最高、曆史最悠久的文化。為什麼這樣說呢？原因之一是中國文化中孔子的思想源遠流長。例如唐太宗就寫過一首五言詩如下：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勇夫安識義？智者必懷仁。
前兩句的意思是：一個真正的人（忠臣）要經得住困難的考驗，就像堅強的草木要經得起風吹雨打一樣。這話應用到國家上，意思就是國家應該強大得可以打敗敢於進犯的敵人，但對人民又應該像和風細雨一般。唐太宗執行了孔子的這些教導，結果大唐帝國三百年來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強盛、最發達的國家。由此可見孔子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但是這首五言詩如何譯成英文呢？一般說來，中文精煉，英文精確，如何把精煉的中文譯成精確的英文？例如“仁義”二字，嚴格說來，沒有完全對等的英文詞。如要解釋，可以說“仁”是做人的道理，“義”是“道義”“正義”“公正”“是非之心”等。怎麼能夠翻譯得正確，甚至是精確呢？
英國17世紀桂冠詩人德萊頓說過，譯詩有三種方法：一是字對字，句對句的“直譯”；二是譯者可以在不失原意的情況下，不嚴格遵照原文翻譯，可以翻譯原文的引申義，
但是不能改變原文的意義，這是“意譯”；三是“仿譯”或“改寫”，譯者可以自由發揮，改變原文的字句和意義，甚至不顧原文。但是什麼時候或在什麼情況下用哪一種方法，德萊頓沒有說。
現在我們來看看翻譯唐太宗的詩可以用什麼方法。如果把“仁”和“義”譯成benevolend justice，那基本上用的是第一種“直譯”的方法。第一句譯文說“勁草不怕風吹雨打”，基本上用的是第二種“意譯”法。第二句的《板》和《蕩》是《詩經·大雅》中的兩個篇名，《板》是對周厲王亂世的批評，《蕩》是對周厲王的警告，如果譯文說是從批評和警告中可以看出一個忠臣來，那並不符合原意。這時就要不顧原文，采用第三種譯法，譯成“亂世識忠臣”了。但第三種譯法不顧原文，這裏卻顧到了原文的意義，因此和“仿譯”不同，可以說是“創譯”。這是中西翻譯理論不同的一點。中國學派的翻譯理論怎麼說呢？根據朱光潛和錢鍾書的意見，孔子在《論語》第二章中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藝術的成熟境界”。文學翻譯是藝術而不是科學，所以這話也適用於文學翻譯。“從心所欲”就是要充分發揮譯者的主觀能動性，“不逾矩”就是不能超越客觀規律容許的範圍。孔子在《論語》第六
章中又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話應用到翻譯上來：“知之”就是要使讀者知道原文作者說了什麼；“好之”卻是要使讀者喜歡作者的話，或者說是喜歡譯文；“樂之”更是要使讀者感到樂趣。“不逾矩”是要使讀者“知之”，“從心所欲”是要使讀者“好之”，最好是能“樂之”。如果原文能使讀者喜歡，而譯文不能，那譯者就要發揮主觀能動性，使讀者“好之”；如果原文能給讀者樂趣，而譯文不能，那譯者也要發揮主觀能動性，使讀者也“樂之”。進一步說，假如原文不能使讀者喜歡，不能給讀者樂趣，譯者也要“從心所欲”，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使讀者喜歡譯文，給讀者帶來樂趣。這就是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和西方的譯論最大的不同之點。德萊頓所說的三種翻譯方法，強調的都是“不逾矩”，如果逾矩，那就是“改寫”，不是翻譯了。中國學派強調的卻是“從心所欲”。西方譯論強調“知之”，中國學派強調“知之”之外，還要“好之”“樂之”。換句話說，“知之”是文學翻譯的最低要求，“好之”是更高的要求，“樂之”是最高的標準。“知之”要解決的是“真”的問題，是“必然王國”的問題，“好之”“樂之”要解決的是“善”和“美”，是“自由王國”的問題。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