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序言
季羨林教授在《中國翻譯詞典》序中說：“無論是從曆史的長短，還是從翻譯作品的數量，以及從翻譯所產生影響來看，中國翻譯都是世界之‘最’。”這就是說，中國翻譯堪稱世界第一。但是什麼思想使中國翻譯成為“世界之最”的呢？從王秉欽教授這本翻譯思想發展史中也許可以找到答案。
王教授這本書“以思想為經，以人物為緯”，提出了近百年來中國翻譯思想史的發展主線，那就是嚴複的“信達雅”說，魯迅的“信順說”，郭沫若的“創作論”，林語堂的“美學論”，朱光潛的“藝術論”，茅盾的“意境說”，傅雷的“神似說”，錢鍾書的“化境說”等。一言以蔽之，中國的翻譯思想體現了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轉化。所謂信，就是必然王國；所謂雅、美、創作、藝術、神似、化境，則是自由王國。
再看一下20世紀西方翻譯思想的發展，無論是奈達的“動態對等”或“等效翻譯”，卡特福德的“功能等值”，或威爾斯的“受者等值”，強調的都是一個“等”字。因為西方譯論學研究的都是西方語文之間的互譯問題，而據電子計算機統計，西方語文之間同多於異，有90%以上可以對等，所以他們提出了對等的譯論。但是西方語文和中國語文之間卻是異多於同，隻有40
%左右能夠對等，因此，對等譯論隻能解決40%左右的中西互譯問題；50%以上的問題都要用“創作論”或“藝術論”的思想才能解決。
高健在《外國語》總第90期上說得好：“等值等效說比較更適合於以資料、事實為主的科技翻譯，而不太適用於語言本身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文學翻譯。換句話說，它更適合於整個翻譯階程中較低層次的翻譯（在這類翻譯中一切似乎都已有其現成的譯法），而不太適合於較高層次的翻譯（其中一切幾乎全無定法，而必須重新創造）。”這句話一語中的，說出了中西翻譯思想的差別：西方譯論隻能解決低層次的科技翻譯問題，而中國譯論卻能解決高層次的文學翻譯問題。
本書以思想為綱，提出了中國傳統翻譯思想的十大學說；又以人物為緯，分析了幾十個翻譯家的理論和實踐。如果要用一句古話來概括中國傳統翻譯思想，我想可以用孔子說過的“從心所欲不逾矩”。例如嚴複的“信達雅說”，信是“不逾矩”，“雅”是“從心所欲”，他翻譯的《天演論》第一句就是證明。魯迅把“suffer”（受苦）譯成“含辛茹苦”，多少也有一點“從心所欲”，不過程度比較輕，而“不逾矩”的程度更大。郭沫若把韋伯《夜》詩中的“fainter, dimmer, still
er（更模糊，更朦朧，更安靜）”譯為“愈近黃昏，暗愈暗，靜愈靜”，“從心所欲”的程度大於魯迅。林語堂把李清照的“尋尋覓覓”譯成“so dim, so dark（如此朦朧，如此黑暗）”，“從心所欲”的程度又大於郭沫若。傅雷把羅曼·羅蘭的“marcher（前進）”譯成“頂天立地”，那幾乎是無中生有了。王佐良在談到穆旦翻譯的《唐璜》時說，穆旦的“最好的創作乃是《唐璜》”，更進一步打破了翻譯和創作的界限，擴大了自由王國的領域，幾乎不能算是“不逾矩”了。從嚴複到王佐良，可以看出中國學派翻譯思想的演變。“從心所欲”的範圍在不斷擴大，“不逾矩”的範圍在不斷縮小。而西方的翻譯思想始終停留在“等”字上，隻談“不逾矩”，不談“從心所欲”。所以西方譯論無法解決中英互譯，尤其是文學翻譯的問題。
至於文化問題，則更不是西方譯論所能解決的。例如李白名詩《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中國的傳統文化重視家庭團圓，所以看見農曆十五前後圓圓的明月，就會使離鄉背井的遊子思念自己的家庭。而西方隻有團聚，沒有團圓的觀念，見到圓月並不容易聯想到團圓。因此如果隻按照西方的對等論去譯，就不能傳情達意，不
能傳達原詩的文化內容。而根據中國的再創論，可以把“明月光”譯為“a pool of light”，這就是把月光比作水了。再把“思故鄉”譯為“I’m drowned in homesiess（沉浸在鄉愁中）”，又把鄉愁也比作水，這樣月光和鄉愁就有了聯係。英文讀者也更容易理解。
本書還談到融合中西翻譯思想的“多元互補論”等，那就要看新譯論能否解釋舊的翻譯精品，產生新的翻譯精品了。本書總結了從“信達雅”到“互補論”的思想，可以說是對翻譯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2003年8月20日
（原載王秉欽著《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