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恨”強烈地譴責了明朝開國後對遼東奉行的“分而治之”的民族壓迫政策。明朝統治者將遼東分解為二百六十多個衛所，舍得官職和賞賜，舍得級別和敕書，就是不許他們團結攜手，就是不許他們稱雄爭長。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禮部右侍郎楊道賓的一份奏疏，一語道破明廷統治集團製禦遼東諸部的思想，由來有自：夷狄自相攻擊，最有利於我朝，皇上可收漁人之利。今日，我們仔細體悟成祖文皇帝之心，他從地域上分女真為建州、海西、東海和長白四大部，又析衛所地站為二百六十二個，而使它們各自雄長，不歸統一，正遵循了明朝治理“夷狄”必須堅持的方略——不使之結盟而使之分裂，保護其現狀而不讓其改變。
為了有效地統治遼東，明朝統
治者積極培植親明派，利用他們去鎮壓、削弱反明勢力。努爾哈赤的外公建州右衛都督王杲，及王杲子阿台，不受管束，於是明朝支持哈達部首領王台稱汗，進行反擊。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父親塔克世，屬於親明派，卻被“誤殺”（《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一），成了明治遼東的祭品。
與此同時，明朝統治者設置了以遼陽為中心的二十五衛，對其進行軍事防禦，而且對遼東女真諸部加緊進行嚴厲的盤剝和鎮壓。萬曆二十四年起，尚膳監監丞高淮出關開礦，以朝廷派出的礦稅使之名，大肆搜刮遼東民財，誣捕反抗者和反對者，為害十年，讓民眾無不控訴：“遼人無腦，皆淮剜之；遼人無髓，皆淮吸之。”（《明經世文編》卷四百六十七《宋一韓疏》）遼東總兵李成梁鎮防有功，爵封寧遠伯，但也是恃功驕縱、奢侈無度，與宦官高淮狼狽為奸，儼然遼東的土皇帝。再加上遼東巡撫趙楫，助紂為虐。
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直陳遼左受病之原疏》說：“遼左有三患，而建夷不與焉。”說的就是首惡高淮、幫凶李成梁與保護傘趙楫。
明朝官員都擔心禍起遼東的“三患”，即為奴役女真諸部的“三害”，侵害遼東，使被壓迫被侮辱的少數民族不得不反。努爾哈赤應勢而起，打出了反抗暴明的大旗。
但是，努爾哈赤勢單力孤，遠
不能與擁兵百萬的大明“天皇帝”交鋒，乃諉過於建州左衛圖倫城主尼堪外蘭，指責其唆使明兵殺害父祖，奏請明臣執送。不料這一要求竟惹惱了驕橫跋扈的明朝邊將，被視為無理取鬧。邊將們一口拒絕，並宣稱要於甲板築城，令尼堪外蘭為“滿洲主”（《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一），因而尼堪外蘭威望大升，於是國人信之，皆歸尼堪外蘭，甚至連親族子弟也“對神立誓”，欲殺努爾哈赤以歸之，尼堪外蘭則乘機逼努爾哈赤“往附”，儼然以建州國君自居。
努爾哈赤隻好向李成梁低頭，同時以建州右衛指揮使長子的身份向朝廷臣服，得“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封龍虎將軍，複給都督敕書”（《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一）。努爾哈赤重整父祖舊部，又得額亦都、安費揚古等一批能臣猛將歸附，於是製定了“優遇女真”“聯盟蒙古”“豢養尼堪”三項既定策略（後被稱為國策）。
努爾哈赤不敢正麵叫板明朝遼東守軍，而是主動屈膝示弱，陽尊明帝，向朝廷進貢。與此同時，他玩陰謀，首戰打掉了殺父仇人、圖倫城主尼堪外蘭的勢力，選擇時機征服了渾河部、董鄂部、蘇克蘇滸河部、哲陳部、完顏部、朱舍裏部、訥殷部，統一了建州女真。
對於尼堪外蘭及葉赫部與努爾哈赤的恩恩怨怨，蔡東藩在《清史通俗演義》中說：“
圖倫城主尼堪外蘭，與葉赫部主納林布祿，名為滿洲之仇敵，實皆滿洲之功臣。自古英雄豪傑，不經心誌之拂亂，未必能奮發有為，故敵國外患之來，實磨礪英豪之一塊試金石也。”
分久必合。一旦努爾哈赤的羽翼豐滿，他便向明廷發出武力的挑戰，以結束明朝統治者所造成的女真“各部蜂起，皆稱王爭長，互相戰殺，甚至骨肉相殘，強淩弱，眾暴寡”（《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一）的分裂局麵，尋求女真統一和獨立於明朝之外的局麵。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反抗看似偶然事件，但這一切也都孕育於必然中。努爾哈赤為自己的造反，給出了一個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我祖宗以來，與大明看邊，忠順有年。隻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宮之中，文武百官欺狂壅蔽，無懷柔之方略，有勢力之機權，勢不使盡不休，利不括盡不已，殘害侵淩，千態莫狀。”（天聰間木刻揭榜之七大恨文）
此為天聰初年追述天命朝事，最接近原狀。然而，《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清太祖高皇帝實錄》《滿洲老檔》載“七大恨”，皆省去了這一段開宗明義直指明朝統治者對女真諸部“分而治之”所進行的壓迫與剝削。
萬曆十年張居正死後，天災不斷，人禍接連，萬曆皇帝貪財好利成性，除了長期懶政怠政外，就是派出內廷宦官充任礦稅使盤剝全國民
眾。
於內，國家行政機構幾近癱瘓。按定製，六科該配備五十餘人卻隻有四人在任，禦史百餘員也隻五人在職，六部堂官、內閣輔臣大多數出缺，就連裁決刑獄的三法司也嚴重缺員，都禦史竟然十年空缺不補。
首輔葉向高上疏數十次，請求補官配員，並深惡痛絕地說：“自閣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麵大吏，去秋至今，未嚐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明史·葉向高傳》）萬曆帝要麼置若罔聞毫不理睬，要麼說句他鍾愛有加，但後來卻不了了之。
萬曆二十五年，左僉禦史呂坤一針見血地“疏陳天下安危”：“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他強調：“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槁未完；流移日眾，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裏，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采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為計？”他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