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魯迅先生的話來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1]。魯迅的意思是說唐以後的詩沒什麼看頭，這跟魯迅本身的性格有關。魯迅是一個性格很熱烈的人，骨子裏很浪漫，而且魯迅喜歡華麗，你們能體會到吧？看《野草》你就知道，魯迅喜歡一種語言的魔力，一種魔鬼式的那種力量。所以魯迅覺得唐詩是最好的。而喜歡宋詩的人一般來說性情比較溫和，對一首詩的體會更細致。
南朝以後對詩歌形式的探索，到唐代完成，中國的古詩的詩體基本形態已經形成。最大的分法是分為古體和近體。近體就是格律詩，古體就是不受格律約束的詩歌。實際上到了唐代以後，古體詩也受格律的影響，但是沒有嚴格的格律要求，作者可以隨意地選擇。
古體裏麵分出了五言古體、七言古體。五古比較單純，就是從漢魏的五古發展過來的，就是不往律詩那個方向走的一條線；沒有律化的五言古體，敘述性更強了。七言的古體就比較複雜，它有兩種不同的情形。一種是齊言的，每一句都是七個字，大多是四句一轉韻，在轉韻的過程裏麵來尋求一種韻律變化。它的句子一般都有一種比較柔曼的聲調，推進過程也很特別，不是跳躍式的推進，而是連綿的婉轉的推進，比如後麵我們要讀的《春江花月夜》。七言的古體裏還有一種雜言的古體詩，按照中國古詩的分類法，其實是把各種各樣不整齊的詩都歸成七古雜言，所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陳子昂《登幽州台》），這裏麵沒有七言句是吧，但是它屬於七古。所謂的雜言七古其實就是一種自由體詩。
近體詩也分五言和七言。五言的分為五言律詩和五言絕句；七言的分為七言律詩和七言絕句。標準體的律詩是八句的，還有一種特殊的體式叫排律。排律現在我們讀得很少，但是在古代排律是一種很重要的詩體。
到了唐代以後，詩歌形式上沒有新的變化。一定要說變化的話，那就是詞。詞是詩的一種變體，所謂“詩餘”，從廣義上來說詞也是詩。從狹義上來說，古詩的所有的體式，經過南朝到了唐代全部都出現了。所以後來的詩人也很難找到一個新的形式，除非去寫詞。
還有一個白話詩和古詩的問題，也值得一說。為什麼有很多大學生喜歡寫白話詩而喜歡讀古體詩？喜歡寫白話詩，因為白話詩比較自在、輕鬆，但是喜歡讀的還是古體詩。因為古詩是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尋求到的這個民族語言的最完美的形式。要從白話這個角度去找漢語的最完美的詩歌形式，任務非常艱巨，需要經過的曆史是非常長的。而白話詩的曆史本身就很短，而且它的“投資”很小。任何一種創造都要“投資”的，對文學來說，它的“投資”就是才華，要大量的才華投進去，才能有成果。寫詩是古代中國文人的基本的工作之一，大量的有才華的人都把自己的才智投入詩歌創作，所以“投資額”大啊。現在聰明的人首先他不去寫詩，去炒股票，去做生意去了，大量的才華沒有投資在語言裏麵，沒有投資在詩歌裏麵，那必然收獲就小。好歹出了一個海子，是吧？出了一個海子的詩，如果海子這樣的詩人是二十年出一個的話，那麼一百年也就是出五個，過了三百年以後，你可能會覺得還蠻多的。
簡單小結這一講的這三節。在整個南朝，中國的詩人一直在尋求最符合漢語特征的完美的詩歌形式是什麼，造成了這樣三個大的進展：詩歌的聲律化，詩歌形式結構的精致化，詩體分化。
[1] 《魯迅全集·第十三卷·致楊霽雲》，魯迅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