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地說，南朝以前的詩歌，詩體是單一的。《詩經》的詩體主要就是四言詩體，漢代詩歌就是五言古體。詩體是單一的，無論用詩來說什麼事情，都是同一種詩體。但是在詩歌發展的過程中，當詩表達感情越來越深入、越來越細致，詩歌創造的美感越來越豐富的時候，詩人會發現需要不同的詩體來承擔不一樣的抒情功能。這就造成了從南朝到唐代詩體的分化。
詩體分化的根本原因
有一點要強調一下，大家不要看報紙上登的馬虎的詩看多了以後，認為律詩跟絕句的區別就是：律詩是八句，絕句是四句；七言律詩跟五言律詩的區別就是：七言律詩是七個字，五言律詩是五個字。這還算什麼詩呢？每一種詩體，由於形式不同，適應於不同的情感表現，當你注意到形式和情感表現的一種密切的關係的時候，會對詩的形式會有更多的感受和更多的關注。
詩體的分化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詩歌的世界越來越豐富，也意味著情感的表達越來越細致，也意味著詩歌中的情感的世界越來越美。這就是詩體分化的根本性的原因。
杜甫、李白各自擅長的詩體
我們先說淺的例子，大家就會很容易明白。大詩人一般來說都是擅長各種詩體的，比如杜甫可以說擅長各種詩體，但是杜甫寫得最好的是律詩，尤其是七律，別人無法比擬。在整個唐代，七律寫到跟杜甫可以相提並論的，就一個李商隱，找不到第二個人了。杜甫還擅長五言古體，就是《北征》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樣的詩。再剩下來的詩體他已經不是特別好了，比如杜甫的好的七言絕句就不多，盡管他寫了很多七言絕句，一般人記得的大概就是“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絕句》）。這詩也還不錯，但是放在唐詩的絕句還是算不上第一流。這是所謂性情的問題。天才類型的詩人比較適合寫絕句。因為絕句常常是一個瞬間靈感迸發的結果，具有非常強烈的突發性。大多數絕句是用來寫一個片段的，在一個生活片段過程中的一種感受。像杜甫這種性格非常沉穩，寫一首詩要反複琢磨的人，他就跟這種天才的詩歌模式不親近。
反過來再看李白。李白最擅長的毫無疑問就是《將進酒》這一類雜言古體或者樂府體。為什麼他特別擅長這個詩體呢？這家夥喝了酒以後，感情像潮水一樣嘩地一下就噴出來，你要叫他寫律詩的話，他就苦死了。他就要寫這樣上下起落的、熱情澎湃的、浪潮洶湧的，一浪一浪打過來，打得你暈頭轉向。好，你死了，他活了。李白擅長的還有絕句，李白的絕句寫得非常漂亮，因為絕句特別適合天才類型的詩人寫。李白寫律詩呢，就有點兒難了。“鳳凰台上鳳凰遊，鳳去台空江自流。”（《登金陵鳳凰台》），寫得還可以，其實有點兒像順口溜，拿到杜甫那裏去看的話，都是不起眼兒的東西。
從這裏李杜擅長詩體的對比，你就能夠明白，詩體分化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同的詩體適合於表達不同的情感，能夠造就不同的美感。如果這樣來理解的話，我們把前麵三個問題放在一起來說，我們就知道一點，南朝確實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非常重要的時代。
中國的詩歌形式在南朝發展起來
有一次開會，我說中國的詩歌形式主要是在南朝發展起來的，唐人在詩歌形式上所做的貢獻是很有限的。另外一所高校的一位老師忽然很不能夠理解地說：“那麼你說唐詩好，還是齊梁的詩好呢？”我說這跟好不好是兩回事。比如說試驗過程，九百九十九次試驗，都沒有最後成功，一千次那個人試驗成功了。你說對整個實驗來說，是前麵那個九百九十九次重要呢，還是那個第一千次重要？毫無疑問是整個過程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南朝詩的嚐試，唐人的努力方向就很明確了。至於從成就上來說，唐詩比南朝的詩歌當然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