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其實就是詩歌的一種變體。從廣義上來說，詞也是詩。但是這個變體後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傳統，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世界。因此詞和詩又被分別看待，在狹義上來說，詩、詞就是兩種文體了。
這裏麵有一個問題，詞是怎麼從詩裏麵分化出來的？
關於文體分化的問題，我喜歡用達爾文的進化論來做例子。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很多生物物種的變異沒有明確的目的，很多變異是偶然的。但是在這種偶然性的變異中，某些變異會被穩定下來。怎麼會被穩定下來？因為這種變異有利於生物種群的繁衍發展，它就會被自然選擇，通過一種穩定的遺傳方式保存下來。而如果這種變異非常強烈，又很穩定的話，那麼就由變異，產生了新的生物物種。
然後我們來看詩詞，其實也就是這樣。詩歌在演化的過程中會產生種種變異。有一種變異，就是向詞的方向的變異。
我們如果要討論詞這個文體究竟是什麼時候產生的，會麵臨非常大的困難。這裏我們把詞先稱為詩的一種，這種被稱為“詞”的詩體形式，到了定型以後，詩句是長短不齊的，但它的句式、格律是固定的；並且每一首詞都有詞牌，詞牌其實就是樂曲的名稱，各有一定的音樂特性。後來的詞不大講究了，早期的詞是講究音樂特性的，也就是說這個詞牌適合於寫什麼，那個詞牌適合寫什麼，不可以搞亂。
但詞最終所具備的各種條件，並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比如說詞的句子長短不齊但有固定格式，這種情況我們在南朝樂府裏麵就可以看到。那麼有人就把詞的起源追溯到南朝，追溯到梁代。這樣就會產生很多歧解。
這裏我把這個問題簡單說一下。
詞的興起和音樂的關係
首先，詞的興起跟音樂有關，這也是研究詞的人的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這種音樂叫作“燕樂”。“燕樂”的“燕”其實就是“宴飲”的“宴”。之所以不用更合常規的字去替換它，是為了保持這個概念的特殊性。我們知道，漢魏六朝流行的音樂的主流被稱為清商樂。到了隋唐以後，中國的音樂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原因，就是西域的音樂大量傳播到中土。西域的音樂和中土的音樂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音樂。這種音樂普遍地被用於酒宴，因此這種音樂被稱“燕樂”。所以這個“燕樂”字麵本身並不表示它的特殊性，你也可以認為清商樂也是燕樂，也是宴飲用的。但是現在習慣上用“燕樂”呢，就是用來指稱隋唐時期流行的一種新的音樂，它的樂器跟原來的不一樣，它的樂曲跟原來的也不一樣。
那麼這種燕樂需要和它相配合的歌詞。在初盛唐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情況，就是拿現成的詩去跟這種音樂相配。我在講七絕的時候講過，七絕在唐代是普遍被當作音樂的歌詞來使用的，所以七絕的語言都比較淺。我把道理也講明白了，就是說語言和引起反應的時間有關係，語言過於艱深的話，它在聽眾那裏引起反應的速度就會太慢。當然也不僅僅是七絕，有時候可以從長篇的詩歌裏麵截取一小段出來，作為歌詞用。
因為作者去寫這些詩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音樂的需要。所以這些詩歌跟音樂相配的時候，就有一個不相適應的問題，因此往往需要去改動歌詞。最有名的就是《陽關三疊》：“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三疊》是一個什麼樣的“疊”法呢？大概就是每個句子都唱三次。比如“渭城朝雨浥輕塵，朝雨浥輕塵，浥輕塵”。這樣唱三遍，會產生一種什麼效果呢？就是所謂“一唱三歎”的那種感情。特別是唱到“勸君更盡一杯酒，更盡一杯酒，一杯酒”，這樣唱比原來的句子要感人多了吧？“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無故人，無故人”，像這樣就把原詩給予變化了。當然，這樣的“疊”法也隻是一部分研究者的猜想，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那麼對樂工和唱曲的人來說，他們就會遇到一個困難：經常要去找歌詞。所以他們就會產生一種需要，需要特意地為某個曲調而寫作的詞，也就是“填詞”。現在大家明白為什麼寫詞叫“填詞”了嗎？就是說曲調是固定的，文字是附著在曲調之上的。所以叫“填詞”，雖然現在曲調沒有了，但是格律還是在那個地方。“填詞”就是要按照那個詞牌的格律去填。這種情況可能最初就出現在民間。假定說那個城市裏麵有一個歌樓，那邊有唱歌的女孩子，唱歌的女孩子也有朋友啊，比如說在書店裏賣書的。大家知道，古代如果讀書讀到一定程度又沒有辦法去做官的話，有一個謀生的方法就是抄書賣。據說在乾隆年間一部《紅樓夢》賣五十兩銀子，五十兩銀子都夠買一間房子了。所以那個時候你隻要借得到《紅樓夢》，自己能抄寫，你的生活就沒有什麼困難。假定這個唱歌的女孩子認識一個書店裏的王小二，她跟王小二感情挺好，王小二也是能識文斷字的，也能寫一點兒詩，那麼女孩子就說：“小二哥哎，幫我寫首詩嘞，幫我寫個曲子嘞。我要唱新曲子了，你幫我寫一個嘞。”小二哥跟這個小丫頭也挺好的，就說：“哎呀，我給你寫吧。”他自己也算是學過一點兒什麼文學的，然後就給她寫了。那麼像這種叫“曲子詞”，這種性質這種類型的文字後來在敦煌文獻裏發掘出來一部分。這就是詞的第二個階段，專門為配合樂曲而寫的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