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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隻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隻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裏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嗬!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汙……。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曆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隻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空談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隻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凶殘。能逆料的,大概隻有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麼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隻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煉群眾領袖的錯處,隻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隻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閑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誌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麼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隻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才是。

我以為“女誌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誌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罷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幹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麼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麼近,而四烈士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裏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

赤膊?”

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

如此“討赤”

京津間許多次大小戰爭,戰死了不知多少人,為“討赤”也;執政府前開排槍,打死請願者四十七,傷百餘,通緝“率領暴徒”之徐謙等人五,為“討赤”也;奉天飛機三臨北京之空中,擲下炸彈,殺兩婦人,傷一小黃狗,為“討赤”也。

京津間戰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兩婦人和被炸傷之一小黃狗,是否即“赤”,尚無“明令”,下民不得而知。至於府前槍殺之四十七人,則第一“明令”已雲有“誤傷”矣;京師地方檢察廳公函又雲“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之行為”矣;而國務院會議又將“從優擬恤”矣。然則徐謙們所率領的“暴徒”那裏去了呢?他們都有符咒,能避槍炮的麼?

總而言之:“討”則“討”矣了,而“赤”安在呢?

而“赤”安在,姑且勿論。歸根結蒂,“烈士”落葬,徐謙們逃亡,兩個俄款委員會委員出缺。六日《京報》雲:“昨日九校教職員聯席會議代表在法政大學開會,查良釗主席,先報告前日因俄款委員會改組事,與教長胡仁源接洽之情形;次某代表發言,略雲,政府此次擬以外教財三部事務官接充委員,同人應絕對反對,並非反對該項人員人格,實因俄款數目甚大,中國教育界仰賴甚深……。”

又有一條新聞,題目是“五私大亦注意俄款委員會”雲。

四十七人之死,有功於“中國教育界”良非淺鮮也。“從優擬恤”,誰曰不宜!?

而今而後,庶幾“中國教育界”中,不至於再稱異己者為“盧布

黨”歟?

(四月六日。)

無花的薔薇之三

積在天津的紙張運不到北京,連印書也頗受戰爭的影響,我的舊雜感的結集《華蓋集》付印兩月了,排校還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個預告,以致引出陳源教授的“反廣告”來——

“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現代評論》七十一,《閑話》。)

這多麼公平!原來我也是“今不如古”了;《華蓋集》的銷路,比起《熱風》來,恐怕要較為悲觀。而且,我的作小說,竟不料是和“人格”無關的。“非人格”的一種文字,像新聞記事一般的,倒會使教授“佩服”,中國又仿佛日見其光怪陸離了似的,然則“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的雜感,也許還要存在罷。

2

做那有名的小說《Don Quijote》的M.de Cervantes先生,窮則有之,說他像叫化子,可不過是一種特別流行於中國學者間的流言。他說Don Quijote看遊俠小說看瘋了,便自己去做俠客,打不平。他的親人知道是書籍作的怪,就請了間壁的理發匠來檢查;理發匠選出幾部好的留下來,其餘的便都燒掉了。

大概是燒掉的罷,記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種。想來,那些入選的“好書”的作家們當時看了這小說裏的書單,怕總免不了要麵紅耳赤地苦笑的罷。

中國雖然似乎日見其光怪陸離了。然而,烏乎哀哉!我們連“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從外省寄快信來問我平安否。他不熟於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