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於過激，過激便近於共產黨，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產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於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於必須防止近於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於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於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於《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於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將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麼大關係了。
那麼，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隻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鬱達夫先生，說他《洪水》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麼惡意來。這就證明著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語絲》的莫明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隻是我們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麵的檢查員雲雲，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於一四五期以後，這裏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並非他的手腳了。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於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棱鏡呢，還是凸麵或凹麵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麵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麵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並
不壞。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於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讚成。直要待到蔡鬆坡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出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於天了。
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次更論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誌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於籌畫，隻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複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麵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幹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於有一群製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於天。
世事也還是像螺旋。但《語絲》今年特別碰釘子於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這一點，我自以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這裏常見的標語。但由我看來，這仿佛已經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後方的一大部分的人們的心裏，是“革命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主人翁，則對於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刊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於赤化之慮者無論矣，而要說不吉利語，即可以說是頗有近於“反革命”的氣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歡。而《語絲》，是每有不肯湊趣的壞脾氣的，則其不免於有時失蹤也，蓋猶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公理”之所在
在廣州的一個“學者”說，“魯迅的話已經說完，《語絲》不必看了。”這是真的，我的話已經說完，去年說的，今年還適用，恐怕明年也還適用。但我誠懇地希望他不至於適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後。倘這樣，中國可就要完了，雖然我倒可以自慢。
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這是我去年說過的話，而今年確也還是如此。然而我雖然一無所有，尋求是還在尋求的，正如每個窮光棍，大抵不會忘記銀錢一樣。
話也還沒有說完。今年，我竟發見了公理之所在了。或者不能說發見，隻可以說證實。北京中央公園裏不是有一座白石牌坊，上麵刻著四個大字道，“公理戰勝”麼？——Yes，就是這個。
這四個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戰勝”，也就是“戰勝者有公理”。
段執政有衛兵，“孤桐先生”秉政，開槍打敗了請願的學生，勝矣。於是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們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執政退隱，“孤桐先生”“下野”之後，——嗚呼，公理亦從而零落矣。那裏去了呢？槍炮戰勝了投壺，阿！有了，在南邊了。於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於是乎“正人君子”們又和久違的“公理”相見了。
《現代評論》的一千元津貼事件，我一向沒有插過嘴，而“主將”也將我拉在裏麵，亂罵一通，——大約以為我是“首領”之故罷。橫豎說也被罵，不說也被罵，我就回敬一杯，問問你們所自稱為“現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變計，另外運動，收受了新的戰勝者的津貼沒有？
還有一問，是：“公理”幾塊錢一斤？
可惡罪
這是一種新的“世故”。
我以為法律上的許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語，隻消以一語包括之，曰：可惡罪。
譬如，有人覺得一個人可惡，要給他吃點苦罷，就有這樣的法子。倘在廣州而又是“清黨”之前，則可以暗暗地宣傳他是無政府主義者。那麼，共產青年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黨”之後呢，要說他是CP或CY，沒有證據，則可以指為“親共派”。那麼，清黨委員會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則隻好尋些別的事由，訴諸法律了。但這比較地麻煩。
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的。現在才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
許多罪人，應該稱為“可惡的人”。
（九，十四。）
“意表之外”
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詫異我為什麼不說話，我已經去信公開答複了。還有一層沒有說。這也是一種新的“世故”。
我的雜感常不免於罵。但今年發見了，我的罵對於被罵者是大抵有
利的。
拿來做廣告，顯而易見，不消說了。還有：
1.天下以我為可惡者多，所以有一個被我所罵的人要去運動一個以我為可惡的人，隻要攤出我的雜感來，便可以做他們的“蘭譜”，“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了。“咱們一夥兒”。
2.假如有一個人在辦一件事，自然是不會好的。但我一開口，他卻可以歸罪於我了。譬如辦學校罷，教員請不到，便說：這是魯迅說了壞話的緣故；學生鬧一點小亂子罷，又是魯迅說了壞話的緣故。他倒幹幹
淨淨。
我又不學耶穌，何苦替別人來背十字架呢？
但“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也許後來還要開開口。可是定了“新法”了，除原先說過的“主將”之類以外，新的都不再說出他的真姓名，隻叫“一個人”，“某學者”，“某教授”，“某君”。這麼一來，他利用的時候便至少總得費點力，先須加說明。
你以為“罵”決非好東西罷，於有些人還是有利的。人類究竟是可怕的東西。就是能夠咬死人的毒蛇，商人們也會將它浸在酒裏，什麼“三蛇酒”，“五蛇酒”，去賣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