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裏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卻道，人是並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閑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於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曆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於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隻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的《崇有論》，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係少些的
緣故。
然而後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雲亦雲，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劄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要陋於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麵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嚐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裏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象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鹹，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鹹在，夠了。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鍾會來看他了，他隻打鐵，不理鍾會。鍾會沒有意味，隻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麵，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於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麵，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隻學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隻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裏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裏，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裏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曆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係，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小雜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們就是如此不同。
約翰穆勒說：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
要上戰場，莫如做軍醫；要革命，莫如走後方；要殺人，莫如做劊子手。既英雄，又穩當。
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
世間大抵隻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揮文人。
又是演講錄，又是演講錄。
但可惜都沒有講明他何以和先前大兩樣了；也沒有講明他演講時，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話。
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
不闊的傻子種種實在昨日死。
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們之所謂複古，是回到他們所記得的若幹年前，並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隻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
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麵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隻覺得他們吵鬧。
每一個破衣服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兒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嚴厲。
恐怕有一天總要不準穿破布衫，否則便是共產黨。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一感到幹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
所愛。
創作總根於愛。
楊朱無書。
創作雖說抒寫自己的心，但總願意有人看。
創作是有社會性的。
但有時隻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好友，愛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要自殺的人，也會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屍的易爛。
但遇到澄靜的清池，涼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殺了。
凡為當局所“誅”者皆有“罪”。
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而後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
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國人的想象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九月二十四日。）
再談香港
我經過我所視為“畏途”的香港，算起來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帶著一點行李，但並沒有遇見什麼事。第二回是單身往來，那情狀，已經寫過一點了。這回卻比前兩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為曾在《創造月刊》上王獨清先生的通信中，見過英國雇用的中國同胞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而我是有十隻書箱在統艙裏，六隻書箱和衣箱在房艙裏的。
看看掛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說是一種經曆，但我又想，這代價未免太大了，這些行李翻動之後，單是重行整理捆紮，就須大半天；要實驗，最好隻有一兩件。然而已經如此，也就隨他如此罷。隻是給錢呢，還是聽他逐件查驗呢？倘查驗，我一個人一時怎麼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後，茶房匆匆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製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著。我告訴他這裏麵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裏隻有三個字：
“打開來！”
“這是對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識的我的話呢。”自然打開來，於是靠了兩個茶房的幫助，打開來了。
他一動手，我立刻覺得香港和廣州的查關的不同。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一部書，抽出來看後，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淩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他隻將箱子的內容倒出，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於是一箱書籍，經他攪鬆之後，便高出箱麵有六七寸了。
“打開來！”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試一試罷。
“可以不看麼？”我低聲說。
“給我十塊錢。”他也低聲說。他懂得我的話的。
“兩塊。”我原也肯多給幾塊的，因為這檢查法委實可怕，十箱書收拾妥帖，至少要五點鍾。可惜我一元的鈔票隻有兩張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時還不肯獻出去。
“打開來！”
兩個茶房將第二箱抬到艙麵上，他如法泡製，一箱書又變了一箱半，還撕碎了幾個厚紙包。一麵“查關”，一麵磋商，我添到五元，他減到七元，即不肯再減。其時已經開到第五箱，四麵圍滿了一群看熱鬧的旁
觀者。
箱子已經開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罷，我想著，便停止了商議，隻是“打開來”。但我的兩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厭倦了似的，漸漸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篋，每箱隻抽二三十本書，拋在箱麵上，便畫了查訖的記號了。其中有一束舊信劄，似乎頗惹起他們的興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過四五封之後，也就放下了。此後大抵又開了一箱罷，他們便離開了亂書堆：這就是終結。
我仔細一看，已經打開的是八箱，兩箱絲毫未動。而這兩個碩果，卻全是伏園的書箱，由我替他帶回上海來的。至於我自己的東西，是全部亂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園真福將也！而我的華蓋運卻還沒有走完，噫籲唏……”我想著，蹲下去隨手去拾亂書。拾不幾本，茶房又在艙口大聲叫我了：
“你的房裏查關，開箱子去！”
我將收拾書箱的事托了統艙的茶房，跑回房艙去。果然，兩位英屬同胞早在那裏等我了。床上的鋪蓋已經掀得稀亂，一個凳子躺在被鋪上。我一進門，他們便搜我身上的皮夾。我以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並不看名刺，隻將裏麵的兩張十元鈔票一看，便交還我了。還囑咐我好好拿著，仿佛很怕我遺失似的。
其次是開提包，裏麵都是衣服，隻抖開了十來件，亂堆在床鋪上。其次是看提籃，有一個包著七元大洋的紙包，打開來數了一回，默然無話。還有一包十元的在底裏，卻不被發見，漏網了。其次是看長椅子上的手巾包，內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銅子數十枚，看完之後，也默然無話。其次是開衣箱。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鎖匙略遲，同胞已經捏著鐵簽作將要毀壞鉸鏈之勢，幸而鑰匙已到，始慶安全。裏麵也是衣服，自然還是照例的抖亂，不在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