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oussinac所舉的數字，並未揭出調查年度。推想起來，恐怕是一九二七年末的統計罷。
據一九二八年度的《Film-Daily》及其他的調查，則亞美利加於這數字上，增加2.5％有二萬五百的館日本增加10％成為千二百；德國增加30％成為五二百六十七（收容座位數一八七六六○一）了。而這些，還是除掉了移動電影館，非商業底劇場的數字。
[2]《俾士麥》影片公演時所散布的綱要書上，載著這樣的說明——
“我們的影片的祖國底的目的（dervaterlaendischeZweck），也規定了那內麵的結構和事件的時間底限製。所以俾士麥的少年時代，僅占了極簡略的開端。（中略。）而且這故事，是應該以一八七一年的德意誌建國收場的。為什麼呢？就因為跟著發生的國內的紛爭，以及他的退隱，是惹起陰沉的回憶，不使觀者結合，卻使之乖離，有違於這電影全體的祖國底的目的的緣故。這影片的主要部分，是將從一八四七年，俾士麥入了政治底生活的時候起，至一八七一年止，作為一個完成了的戲曲的。（下略。）”
[3]作為屬於這範疇的影片，可以列舉出《路易飛迭南公子》（PrinzLouis Ferdinand），《烏第九號》（U.9.），“貓橋”（Katzensteg），“律查的猛襲”（Luelzows Wilde Verwegene Jagd），“希勒的軍官們”（Schillsche Offiziere），“大戰巡洋艦”（Emden），“我們的安覃”（Unser Emden）及其他的德國影片；“拿破侖”（Napoléon），“貞德”（Jeanned’Arc）——但並非輸入日本的Karl Dreier的作品——等法國影片；“珂羅內勒和孚克蘭島的海戰”（The Battles of Coroneland Falkland Islands）等英國影片來。
至於亞美利加，則連在“彼得班”（PeterPan》，“紅皮”（RedSkin）之類的童話和樂劇中，也發見了訓導Starsand Stripes（譯者按：星星和條紋＝花旗）之尊嚴的機會了。
[4]在最近的蘇維埃影片“活屍”（Der lebende Leichnam）中，我們也能夠看見將對於宗教的鬥爭，采為分明的剛要。
[5]論難攻擊了“Metropolis”而顯了英雄的英國的改良主義底時行作家威爾士（H.G.Wells），在那近著“The King Who Was a King The Book of a Film”上，關於戰爭的絕滅，大耍著使日內瓦的政治家們也要臉紅那樣反動底Demagogie（籠絡群眾手段），那是滑稽之至的。
[6]關於小市民影片的發生，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所作的拙稿《電影美學以前》裏，雖然很簡約，卻已曾略述過了的。以下數行，請許其拔萃，以便讀者的理解。（前略）
“登場人物，是在高大的宮殿裏占著王座的富豪。富豪，是良善的。富豪的女兒，是美的。小市民出身的年青的男子，溜出階級鬥爭的背後，要高升到富豪的家族裏麵去。他就簡單地隻靠了戀愛，走上了一段階級的梯子。為了他和富豪的女兒，常設館的可憐的樂隊，就奏起結婚進行曲來。
“富豪由此得到恭維。小市民為這飛騰故事所激勵，覺得要誓必盡忠於有產階級。
“但人們，大部分是無產者的人們，這樣卻還不滿足。
“沒有破綻的商人，於是來設法。他們便想一切都避開‘階級’這一個觀念。
“於是家庭劇發生了。那對於階級的對立，是徹頭徹尾，要掩住看客的眼睛，連兩個不同的階級的存在，也避開不寫。將一切問題和傾向，都置之不顧，但竭力將‘謹慎的’小市民的生活，僅在他們的生活圈內，描寫出來。那‘大抵是關於戀愛的柔滑的故事’，或則以母性愛為主題，其中雖一個無產者，一個資本家，也不準登場。隻有小市民階級作為惟一的階級，在獨裁著。（後略）”
[7]據一九二四年的調查，則在亞美利加，每年收入在一萬元以上的人，總數達二十六萬。但這還是除掉了利息，花紅之類的企業利得，隻是直接個人底收入的計算，所以事實上的數字，大約還要見得若幹成的增加的罷。
*當《世界大戰》開演之際，關於這影片，有一個將軍述其所感，登在報上道。——
“戰爭是完全可怖的，但我們是認戰爭，因為在戰爭中，再沒有較之辱沒自己的職務，尤為可怖的運命了。我們的青年們，對於戰爭的恐怖，應該以平靜的鎮定和確固的意誌而進行。所以這影片的淒慘的場麵，決不是可以厭惡的東西，卻對於這影片給了意義，增了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