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人，輕個不完，弄得別一些作者搖頭歎氣了，以為作踐了文苑。這自然也說得通。陶淵明先生“采菊東籬下”，心境必須清幽閑適，他這才能夠“悠然見南山”，如果籬中籬外，有人大嚷大跳，大罵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卻“悠然”不得，隻好“愕然見南山”了。現在和晉宋之交有些不同，連“象牙之塔”也已經搬到街頭來，似乎頗有“不隔”之意，然而也還得有幽閑，要不然，即無以寄其沉痛，文壇減色，嚷嚷之罪大矣。於是相輕的文人們的處境，就也更加艱難起來，連街頭也不再是擾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窮道盡。
然而如果還要相輕又怎麼樣呢？前清有成例，知縣老爺出巡，路遇兩人相打，不問青紅皂白，誰是誰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輕的文人們縱有“肅靜”“回避”牌，卻無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於的，他還是用“筆伐”，說兩麵都不是好東西。這裏有一段炯之先生的《談談上海的刊物》為例──
“說到這種爭鬥，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爭鬥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醜角，等於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不歡喜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爭鬥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賬來若隻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天津《大公報》的《小公園》，八月十八日。）
“這種鬥爭”，炯之先生還自有一個界說：“即是向異己者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製的辱罵。（一個術語，便是‘鬥爭’。）”雲。
於是乎這位炯之先生便以憐憫之心，節製之筆，定兩造為醜角，覺文壇之可憐了，雖然“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似乎不但並不以“‘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簡直不登什麼“文壇消息”。不過“罵”是有的；隻“看熱鬧”的讀者，大約一定也有的。試看路上兩人相打，他們何嚐沒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觀者往往隻覺得有趣；就是綁出法場去，也是不問罪狀，單看熱鬧的居多。由這情形，推而廣之以至於文壇，真令人有不如逆來順受，唾麵自幹之感。到這裏來一個“然而”罷，轉過來是旁觀者或讀者，其實又並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擬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斷的。所以昔者古典主義者和羅曼主義者相罵，甚而至於相打，他們並不都成為醜角，左拉遭了劇烈的文字和圖畫的嘲罵，終於不成為醜角；連生前身敗名裂的王爾德，現在也不算是醜角。
自然，他們有作品。但中國也有的。中國的作品“可憐”得很，誠然，但這不隻是文壇可憐，也是時代可憐，而且這可憐中，連“看熱鬧”的讀者和論客都在內。凡有可憐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憐的時代。昔之名人說“恕”字訣──但他們說，對於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說“忍”字訣，春天的論客以“文人相輕”混淆黑白，秋天的論客以“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醜角”抹殺是非。冷冰冰陰森森的平安的古塚中，怎麼會有生人氣？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問。有是有的。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麵等於二加二，一麵等於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於“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於“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以為那一麵較“是”，那一麵較“非”來。
至於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彼兌飛說得好：
我的愛並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
花園似的，將平和一門關住，
其中有“幸福”慈愛地往來，
而撫養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
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妒在那裏霸著：
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
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