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篇曆史的速寫《出關》在《海燕》上一發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評，但大抵自謙為“讀後感”。於是有人說：“這是因為作者的名聲的緣故”。話是不錯的。現在許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沒有這麼的受批評家注意，偶或為讀者所發現，銷上一二千部，便什麼“名利雙收”呀，“不該回來”呀，“嘰哩咕嚕”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還有活氣，一定要弄到此後一聲不響，這才算天下太平，文壇萬歲。然而別一方麵，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臉了，他戟指大叫道：“我們中國有半個托爾斯泰沒有？有半個歌德沒有？”慚愧得很，實在沒有。不過其實也不必這麼激昂，因為從地殼凝結，漸有生物以至現在，在俄國和德國，托爾斯泰和歌德也隻有各一個。
我並沒有遭著這種打擊和恫嚇，是萬分幸福的，不過這回卻想破了向來對於批評都守緘默的老例，來說幾句話，這也並無他意，隻以為批評者有從作品來批判作者的權利，作者也有從批評來批判批評者的權利，咱們也不妨談一談而已。
看所有的批評，其中有兩種，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縮得更小，或者簡直封閉了。
一種，是以為《出關》在攻擊某一個人。這些話，在朋友閑談，隨意說笑的時候，自然是無所不可的，但若形諸筆墨，昭示讀者，自以為得了這作品的魂靈，卻未免像後街阿狗的媽媽。她是隻知道，也隻愛聽別人的陰私的。不幸我那《出關》並不合於這一流人的胃口，於是一種小報上批評道：“這好象是在諷刺傅東華，然而又不是。”既然“然而又不是”，就可見並不“是在諷刺傅東華”了，這不是該從別處著眼了麼？然而他因此又覺得毫無意味，一定要實在“是在諷刺傅東華”，這才嚐出意味來。
這種看法的人們，是並不很少的，還記得作《阿Q正傳》時，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說是在諷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兒，卻在別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實在正在給人家搗米。但小說裏麵，並無實在的某甲或某乙的麼？並不是的。倘使沒有，就不成為小說。縱使寫的是妖怪，孫悟空一個筋鬥十萬八千裏，豬八戒高老莊招親，在人類中也未必沒有誰和他們精神上相像。有誰相像，就是無意中取誰來做了模特兒，不過因為是無意中，所以也可以說是誰竟和書中的誰相像。我們的古人，是早覺得做小說要用模特兒的，記得有一部筆記，說施耐庵──我們也姑且認為真有這作者罷──請畫家畫了一百零八條梁山泊上的好漢，貼在牆上，揣摩著各人的神情，寫成了《水滸》。但這作者大約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倆，而不知道畫家的能力，以為他倒能憑空創造，用不著模特兒來作標本了。
作家的取人為模特兒，有兩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微細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這比較的易於描寫，但若在書中是一個可惡或可笑的角色，在現在的中國恐怕大抵要認為作者在報個人的私仇──叫作“個人主義”，有破壞“聯合戰線”之罪，從此很不容易做人。二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從和作者相關的人們裏去找，是不能發見切合的了。但因為“雜取種種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數，更能招致廣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後一法的，當初以為可以不觸犯某一個人，後來才知道倒觸犯了一個以上，真是“悔之無及”，既然“無及”，也就不悔了。況且這方法也和中國人的習慣相合，例如畫家的畫人物，也是靜觀默察，爛熟於心，然後凝神結想，一揮而就，向來不用一個單獨的模特兒的。
不過我在這裏，並不說傅東華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兒，他一進小說，是有代表一種人物的資格的；我對於這資格，也毫無輕視之意，因為世間進不了小說的人們倒多得很。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隻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幹了。例如《紅樓夢》裏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隻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隻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霑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裏：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