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001d一 社會新聞
日常，給新聞紙的社會欄添些熱鬧的那些砍了削了的慘話不消說了；從自命聰明的人們冷冷地嘲笑一句“又是癡情的結果麼”的那男女關係起，以至詐欺偷盜的小案件為止，許多人們，都當作極無聊的消閑東西看。但倘若我們從事情的表麵，更深地踏進一步去，將這些當做人間生活上有意義的現象，看作思索觀照的對境，那就會覺得，其中很有著足夠使人戰栗，使人驚歎，使人憤激的許多問題的暗示罷。假使借了梭孚克理斯（Sophokles），沙士比亞、瞿提、伊孛生所用的那絕大的表現力，則這些市井細故的一件一件，便無不成為藝術上的大著作，而在自然和人生之前，掛起很大的明鏡來。比聽那些陳腐的民本主義論更在以上，更多，而且更深地將我們啟發，使我們反省的東西，正在這社會新聞中，更可以常常看見。在這裏動彈著的，不是枯淡的學理，也不是道德說，並且也不是法律的解釋，而即是活的，一觸就會沁出血來的那樣的“人間”。“現代”和“社會”，都赤條條地暴露著。便是動輒要將人們的自由意誌和道德性，也加以壓迫和蹂躪的“運命”的可怕的形狀，不也就在那裏樣樣地出現，嚇著我們麼？
然而也有和普通的社會新聞不同，略為有力，而且使世人用了較為正經的態度來注目的事件。例如某女伶的自殺呀，一個文人舍了妻子，和別的女人同住了的事呀，貴族的女兒和汽車夫elope（逃亡）了的事呀，一到這些事，有時竟也會發生較為正經的批評，比起當作尋常茶飯事而以雲煙過眼視之的一般的社會新聞來，就稍稍異趣。然而這究竟也無非因為問題中的人物，平素在社會的關係上，立於易受世間注意的地位之故罷了。世人對於它的態度，仍然很輕浮；因此凡所謂批評，也仍然就是從照例的因襲道德呀，利害問題呀，法律上的小道理呀之類所分出來的，內容非常空疏貧弱的東西。
先前，以為凡是悲劇的主要腳色，倘非王侯將相那樣的從表麵上的意義看來，是平常以上的人物，或則英雄美人那樣，由個人而言，有著拔群的力量的人物，是不配做的。然而自從在近代，伊孛生一掃了這種謬見以來，無論是小店的主婦，是侯門的小姐，就都當作一樣地營那內部生活的一個的“人”用。從價值顛倒以及平等觀的大而且新的觀察法說起來，該撒（Julius Caesar）的末路和騙子的失敗，在根本義上正不妨當作“無差別”看。依著那人的地位和名聲，批評的態度便兩樣，這不消說，即此一節已就自己證明批評者的不誠懇了。
在這裏引用起來，雖然對於故人未免有失禮之嫌罷——但當明治大正以來常是雄視文壇的某氏辭了學校的講壇，離了妻子，和某女伶一同投身劇界的時候，世人對於這事的批評態度是怎樣，在我們的記憶上是到現在還很分明的。我和他僅在他的生前見過一回麵，對於個人的他知道的很不多。但曾經聽到過，他和所謂名士風流者不同，是持身極為謹嚴的君子。而且在識見上，在學殖上，在文章上，都確是現在難得的才人，則因了他的述作，天下萬眾都所識得的。況且以他那樣明敏的理智，假使也如世間的庸流所做的一樣，但憑了利害得失的打算而動，那就決不至於有那樣的舉動的罷；未必敢於特地蹂躪了形式道德，來招愚眾的反感了罷。然而行年四十，走窮了人生的行路的他，重迭了痛烈的苦悶和懊惱之後，終於向著自己要去的處所而獨往邁進了。決了心，向著自我建設和生活改造直闖進去的真摯的努力，卻當作和閑人為妓女所引的事情一樣看待者，不是在自命聰明的人們裏就不少麼？對於那時的他的內生活的波瀾和動搖，有著同情和理解的批評，我不幸雖在稱為世間的識者那樣的人們裏，也沒有多聽到。
凡在這樣的時候，人何以不能用了活人看活人的眼睛來看的呢？難道竟不能不要搬出拘執的窘促的因襲道德和冰冷而且不自然的僵硬的小道理來，而更簡潔更正直地就在自己和對象之間，發見人的生命的共感的麼？難道竟沒有覺到，倘站在善惡的彼岸，用了比現在稍高一點稍大一點的眼睛，虛心坦懷地來徹底地觀照人生的事實，也就是使自己的生活內容更加豐富的唯一的道路麼？
二 觀照雲者
隻要不是“動底生命”的那脈搏已經減少了的老人，則人的一言一行中，總蘊蓄著不絕地跳躍奔騰，流動而不止的生命力。倘若人類是僅被論理，利害，道德所動的東西，那麼，人生就沒有煩悶，也沒有苦惱，天下頗為泰平了罷。然而別一麵，便也如月世界或者什麼一樣，化為沒有熱也沒有水氣的幹巴巴的單調的“死”的領土，我們雖然幸而生而為人，也隻好虛度這百無聊賴的五十年的生涯了。在愈是深味，即新味愈無盡藏的人生中，所以有意義者，就因為無論如何，總不能悉遵道學先生和理論先生之流的尊意一樣辦的緣故。深味人生的一切姿態，要在製作中捉住這“動底生命”的核仁，那便是文藝的出發點。
人類誠然是道德底存在（moral being）也是合理底存在（rational being）。然而決不能說這就是全部的罷。當生命力奔逸的時候，有時跳出了道德的圈外，便和理智的命令也違反。有時也許會不顧利害的關係，而踴躍於生命的奔騰中。在這裏，真的活著的人味才出現。要捉住這人味的時候，換了話說，就是要抓著這人味而深味它的時候，我們就早不能僅用什麼道德呀道理呀法則呀利害呀常識呀的那些部分底的窺測鏡。因為用了這些，是看不見人生的全圓的。倘不是超脫了健全和不健全，善和惡，理和非之類的一切的估價，倘沒有就用了純真的自己的生命力，和自己以外的萬象相對的那一點真摯的態度，可就不成功。這就是說，須有力求理解一切，同情一切的努力。倘使被什麼所拘囚，迂執著，又怎能透徹這很深很深的人味的底蘊呢。
曆來的許多天才想看人生的全圓的時候，在那極底裏，希臘的悲劇作家看出了“運命”，沙士比亞看出了“性格”，伊孛生看出了“社會”的缺陷，前世紀的romanticist看出了“情熱”，自然主義的作家看出了“性欲”；一麵既有看出了“神”的彌耳敦，別一麵又有看出了“惡魔”的裴倫；雩俄看出了“愛”，而波特來爾卻讚美“惡之華”。這是因了作家的個性和時代思潮的差異，而個個的作家，就看出樣樣的東西來。而這樣的東西，就是道理不行，道德也不行的人生的本質底的事實，也就是充滿著矛盾和缺陷的人生的形相。在這裏，就有清新強烈的生命力發現。無論在社會新聞中，在大詩篇大戲曲的底下，都一樣地有這樣的力活動著。
英吉利的瑪修亞諾德（Mathew Arnold），為批評家，為詩人，都是有著過人的天分的人物。但在今日看起他的著作來，古風的詩篇姑且勿論，那評論的一麵，卻也不覺得有怎樣地偉大。隻是這人是很巧於造作文句的。自己想出各樣巧妙的文句來，自己又將這隨地反複，利用，使其膾炙人口，這手段卻可觀。其中有論詩的話，以為是“人生的批評”；還有詠希臘的梭孚克理斯的，說是“凝視人生而看見了全圓”，也是出名的句子。這些文句，現在是已經成為文界的通語了，在這裏麵，讀者就會看出我在上文所說那樣的意義的罷。
有一種人，無論由社會新聞，或者由什麼別的，和人生的一切的現象相對的時候，那看法，總是單用了利害關係來做根基：名之曰市井的俗輩。還有相信那所謂法律這一種家夥的萬能的人們也很多。公等還是先去翻一翻戈爾斯華綏（J. Galsworthy）的戲曲《正義》（Justice）去，那就會明白在活人上麵，加了法律的那機械似的作用的時候，就要現出怎樣的慘狀來罷。若夫對於摸著白須，歪著皺臉，咄咄吃吃地談道的人們，則敢請想一想活道德是有流動進化的事。每逢世間有事情，一說什麼，便掏出藏在懷中的一種尺子來丈量，凡是不能恰恰相合的東西，便隨便地排斥，這樣輕佻浮薄的態度，就有首先改起的必要罷。尤其是那尺子，倘不是天保錢時代（譯者注：西曆一八三○至四三）照樣的東西就好。
重複說：立在善惡正邪利害得失的彼岸，而味識人生的全圓，想於一切人事不失興味者，是文藝家的觀照生活。這也便是不咎惡，不憎邪，包容一切的神的大心，聖者的愛。毫不抱什麼成心，但憑了流動無礙的生命的共感，對於人類想不失其溫暖的同情和深邃的了解，在這一點上，文藝家就是廣義的humanist，是道學先生們所夢想不到的moralist。離了這深的人味，大的道德，真的文藝是不存在的。豈但文藝不存在而已，連真的有意義有內容的生活也不能成立的。
傾了熱誠以愛人生者，就想深深地明白它，味識它；並那杯底裏的一滴都想喝幹，味盡。不問是可怕，可惡，可憂，醜，隻要這些既然都是大的人生的事實，便不能取他顧逡巡那樣的卑怯態度。我們自然願意是賢人，是善人。但倘不毅然決然地也做傻子，也做惡魔，即難觀照一切，而透徹它們的真味。盡掬盡掬，總是不盡的深的生命之泉，終於不會嚐到的罷。
阿綏羅（Othello）為了嫉妒，殺掉其妻兌斯迭穆那（Desdemona），自己也死了，沙士比亞對於他毫不加什麼估價。叫作諾拉（Nora）的女人，跳出了丈夫海勒美爾（Helmer）的宅子了，伊孛生對於這也毫不加什麼道德底批判。不過是宣示給公眾，說道請看大的這事實罷！豈會有這樣的人，竟在用法則和道德做了擋牌，說些健全或不健全，正或邪，這樣那樣之前，不先以一個“人”和這活的人生的事實相對，而不被動心的麼？換了話說，就是：豈會有就在自己的心中鼓動著的那生命的波動上，不感到新的震動的？不就是為那力所感，為那力所動，因此才能夠透徹了人味的麼？正呢不正呢，理呢非呢，善呢惡呢，在照了理智和法則，來思量這些之前，早就開了自己的心胸，將那現象收納進去。譬如一家都生了流行感冒，終於父母都死了，兩個孤兒在病床上啼哭，見了這事，是誰也不能不正邪善惡的批判的。和這正一樣，單當作可怕的人生的事實，感到一切的態度，不就是有人情的人的象人的態度麼？我相信，在絕不用估價這一點上，科學者的研究底態度和文藝家的觀照，是可以達到沒有大差的境地的。
春天花開，秋有紅葉。這是善還是惡，乃是別問題；能發財不能，也在所不問的。單是因了賞味那花，看那紅葉而感得這個，其間就有為人的藝術生活在。一受功利思想的煩擾，或心為善惡的批判所奪的時候，真的文藝就絕滅了。文學是不能用於勸善懲惡和貯金獎勵的。因為這畢竟是人生的表現的緣故。因為這是將活的事實，就照活的那樣描寫，以我和別人都能打動的那生命力為其根柢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