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00��-�“所謂立憲政治家之典型者，有平凡的思想，有非凡的手段的人之謂也。”而且以丕爾（Robert Peel）為最好的例子。
羅拔丕爾這人，我以為是有趣的研究的對象。批評過丕爾的迪式來黎的話有雲：“丕爾是欠缺想象力的政治家。”這是因為迪式來黎自己是極富於想象力的政治家的緣故，所以深切地覺出了丕爾的這一個弱點的罷。然而許多曆史家說，丕爾在英國之為議院政治家，是無人可與比肩的第一的人傑。我自己想，倘將這英國首相丕爾，和原敬來比較其時代和人物，大概可以成就一種很有趣的研究的罷。
威爾遜對於想象力——Imagination——曾有有趣的研究。他以為想象力有兩種，一是創造的想象力，又其一，是理解底想象力。前者是空想，後者是理解。於是更將理解底想象力分為二分，其一、是照著行動的前路的燈火，又其一、是電氣似的刺戟奮發人的力。培約德屬於前者，嘉勒爾（Th. Carlyle）屬於後者。
“培約德不象嘉勒爾那樣焦躁，憤怒。他比嘉勒爾更有正視事物的力。他知道愚笨的力量和價值。”
培約德是悟入了東洋之所謂“運根鈍”的真諦的。魯鈍者，是國家社會的礎石，因為有此，所以人間能夠繼續著平凡的共同生活，而自治的政治得以施行下去的。
威爾遜這樣地對我說過：——
“我常常被人責難，以為太不聽別人的意見。然而我這樣地當著大統領，施行政治，是為著亞美利加全國的人們的。即便會見了聚在這首都裏的少數的政治家，又有什麼用呢？我倒不如當決定大事的時候，就關在這屋子裏，安靜地冥想起來。我是純粹的亞美利加人。所以我就去問在我的心底裏的真的亞美利加人的意見。亞美利加的一平民，對於這問題，是怎樣想的呢，自問自答著。這樣地所得的我的決心，是亞美利加人全體的決心。不是住在華盛頓的少數政治家的決心。所以我無論受了怎樣的責難，也不迷惑的。因為大統領是全國民的公仆嗬。”
將這幾句話，和培約德的議論一比較，那一致符合之跡，是曆曆可見的。
要而言之，威爾遜者，是偉大的平凡人。
十七新時代的開幕
和威爾遜之死同時，亞美利加將分劃一個時期，從此進向別的時代去了罷，我很覺得要這樣。也可以說，他是亞美利加的新時代的開幕的人。然而要更切帖，則也可以將他算作亞美利加的舊時代的收束的人。亞美利加從此一定將以非常的速力，變化起來。而從這新的亞美利加受著最大的影響者，是日本。所以我們一麵讚歎威爾遜的人物和時代，一麵也應該刮目看著將來的美國的新性的。
要而言之，這是人口和土地的問題。
哈佛大學的教授伊思德博士在他的近作，稱為《立在歧路上的人類》這一部書裏，曾切言從今再過七十六年，即一到紀元二千年，則地球上的人類當達三十五億；而人類生活遂陷於非常的困難。這原不是必待教授而後知道的事。人口和食物的問題刻刻加緊，是我們在最近十年間的日常生活上所經驗的。以前的美國，是在那廣大的沃野上，生活著寥寥的少數人。所以美國的內政、外交，即都以肚子飽著的國民為基礎，這時代，不妨說，已以威爾遜的治世八年為結局，永久逝去了。和此後的日本人有交涉者，乃是人口逐漸充滿起來的新美國。
英國的政治家麥珂來（Th. B. Macaulay）卿，是沒有讚成十九世紀初在英國的選舉法擴張的。人以美國的普通選舉為例，去詰問他。他立即揭破道：——
“今日的美國，實行著民主政體，略無障礙者，因為美國有無限的自由土地的緣故。一到將來，喪失了這自由土地，苦於沒有可耕之地的時候，這才可以說，到了試驗美國政治家的真手段的時候了。”
當南北戰爭的數年前後，他給美國的友人的書翰中，也說著一樣意思的話。這達見，到了今日，才始漸為美國上下所認識了。
第三代大統領哲斐生，也抱著和麥珂來相同的見解。他在一七八一年的年底，寫給駐在巴黎的美國公使館書記官馬波亞的信裏，曾力陳“主農論”，以為：——
“耕地的人們，是神的選民——倘若神是有選民的——神在他們的胸中，貯藏著質實純粹的德操。”
遂更進而主張道：——
“關於製造工業的執行，則願以歐羅巴為我們的工場罷！”
他是怕由工場勞動者的增進，成為美國國民德操低降的原因，而以農民的道德，為國家的基礎的。但是，我們於此所當注意者，是他之所謂農民，乃是自作農民，在大體上，即是中地主的意思。這是他和麥珂來所論的歸一的地方。
這二大政治家，是不約而同，將美國民主政體的基礎，歸之於自作農民的道德和經濟生活的。就是說，惟在美國有無限的空地，凡有肩一把鋤的男人，都能成為頂天立地獨立不羈的地主的時代，才能望美國民主政治的發達。羅馬建國之初，也是自由而平等的自作農民的國家。羅馬的衰亡，是始於自作農民因了大資本家的壓迫，喪失其自由的時候的。
選出威爾遜，支撐威爾遜的政策者，是這些美國中西部一帶的農民，然而美國的國本，在暗中推遷了。自作農民被大地主所壓迫，逐漸變為賃耕農民了。農業勞動者漸次從田園移到都會的工場去。於是和從來全不相同的東歐諸國的移民，則作為工場勞動者，而流入美國。一到美國的人口從一億增到二億的時候，便已經不是先前似的單是盎格魯撒遜係的農民，這時候，轉旋亞美利加的政治家，已不能是威爾遜了，當這時候，世界是在入於太平洋時代。
十八拉孚烈德
今年秋天的總選舉，誰當選為美國的大統領呢，是頗有興味的問題。
現在揭出姓名來的候補者之中，三人各有不同的特色，牽引我們的注意。一個，是現任大統領的共和黨的柯列芝（C. Coolidge），又一個，是民主黨的麥卡陀（W. G. McAdoo），此外的一個是聽說要組織第三黨的拉孚烈德（Robert Marion la Follette）。
以紐約為中心的東方一帶的資本家，希望柯列芝的再選，是當然的。他那樣的平凡的政治家，不很給政局以變化，所以惹起我們的興味也不多。
但到民主黨的麥卡陀，卻完全兩樣了。他雖然曾是服爾街的財權的顧問律師，而中途卻頗顯明了進步主義的色彩。做著威爾遜內閣的財政總長的他的治績，是被稱頌為哈彌耳敦以來的能手的。做著戰爭當時國辦的鐵路的總理的他，很改善了勞動者的待遇，頗使許多資本家氣憤。尤其是退職之後，一有礦山勞動者同盟罷工的事，他便從紐約的事務所突然發表了聲明書，列舉了有利於坑夫的數字，這越使資本家氣憤了。他就被攻擊，說是想做大統領，所以去買勞動者的歡心。但他對於這樣的政敵的攻擊，完全不管，隻是如心縱意的做。他在財政總長時代，娶了年青的威爾遜的女兒作為後妻，尤給他的政敵以攻擊的材料。所以威爾遜在世時候，他是不出來候補的。他還有一個政敵，叫作麥可謨，這年青的麥可謨，是使威爾遜選為大統領的最有力的人。然而他想做檢事總長而不得，固辭了駐法大使，終身怨著麥卡陀，在不遇之中窮死了。一九二○年的大統領豫選會時，他還於病後特到舊金山來，為擊破麥卡陀而奮鬥。但在威爾遜去，麥可謨去了的今日，麥卡陀的星頗有些亮起來了。他的腦也許比威爾遜好罷。但在思想上，總不見得是威爾遜的後繼者。
最惹世間的興味的人，倒是拉孚烈德罷。他是真正老牌的亞美利加人；是一世的快男子。他在威斯康辛州的知事時代，曾以他的進步的設施，聳動了全美的視聽。達孚德的大統領時代，他曾率領了上議院的謀叛組，屢陷達孚德於窮地。一九一二年的共和黨大統領豫選會時，他被羅斯福摔了一交；於是深恨羅斯福。美國對德宣戰以前，他高唱著平和論，震撼了一世。開戰以後，全國民的迫害遂及於他和他的一家；終於連將他逐出上議院的議席的動議都提出了。但他卻毅然和所有迫害抵抗，為真理和自由而奮鬥。
因為威爾遜在平和會議和歐洲的政治家妥協，失了人望之後，全美國自由主義者的人心，便逐漸歸向拉孚烈德去。一九二○年的總選舉，帶著社會主義色彩的農民勞動黨，將推他為大統領候補者。但他因為自己是自由主義者而非社會主義者，將這拒絕了。到一九二二年的選舉，在美國上下兩院的共和黨的多數一減少，他所率領的第三黨，遂隱然握了美國政界的casting vote（決定投票）。這離他幾乎被逐於上議院的時候，不過五年而已。世上炎涼之變，是可觀的。
他是短身材，赭色臉的，眼光爛爛，一見象是小獅子似的風采。而議論風發，一激昂，便抓住對手的肩頭，向前直拖過去。初會的時候，我沒有留心，幾乎被從椅子上拉下去了。其時他正講著農民的苦境，感慨之極，所以隨手亂拉近旁的人的。其次，他又一麵講著什麼事，忽然站起，用力一拉我的左腳。我用兩手緊捏著椅子，踏住了。他於是就在屋子裏轉著走。對於自己的議論一激昂，他仿佛就完全忘其所以似的。那天真爛漫的毫無做作的樣子，真使我深深佩服了。
他是精力的塊似的人；不熄的火團似的人。單是這一點，來做應該冷靜的行政長官，也許就不合式。但我想，這樣的人，是隻在亞美利加才能有的。在目下亞美利加的過渡期，他和羅斯福似的人，是應時代的要求而生的。而這樣的人一增加，於是美國和英國的差異，也就逐漸明了起來了。
十九使英國偉大的力
這回英國勞動黨內閣的出現，其給予全世界的感動，是很不平常的。去今正是十九年前，我是第一高等學校的學生，曾以非常的感慨，遠眺著班那曼內閣的出現。而且心跳著讀了登在那時定閱的《評論的評論》上的威廉斯台德所作的新內閣人物評。青年卡諦爾繼老張伯倫之後而為殖民次長，工人出身的約翰朋士做了閣員，都以為是殺罕的事件。然而較之這回的勞動黨內閣的出現，卻還要算溫暾得很了。尤其是，英國總是不待革命，而秩序整然地順應著時勢的變化，進行下去的樣子，我以為是大可羨慕的。
倫敦維多利亞停車場略南，在遏克斯敦廣場的勞動黨本部的光景，就記得起來。那三層的煤黑的磚造屋子裏，充滿了忙碌地出入的人們了罷。高雅的顯泰生的笑容，刻著長久的苦戰之痕的麥唐納的深刻的表情，一定從中可以看見。想起來，曆史是很久了。十九世紀初頭的急進黨徒（Chartist）的運動姑且勿論，最初送兩個勞動者議員到議會去，距今就正是五十年。而終於到了勞動者在貴族崇拜的英國裏，組織獨立的內閣的時候了。這也可以說是比俄國革命，比德國革命，有更深的意義的。因為和穆勒所說的“不知過去而加以蔑視的新機軸，都容易以反動收梢”的話的意義，可以比照。過去的傳統，我們是不能全然脫離它而生存的。蔑視了過去的激變，必遭這過去的力所反噬，撥回到比以前更甚的反動政治去。這是世界曆史已經指示過我們許多回的教訓。然而英國這回的政變，卻如成熟的果實，從枝頭落下似的自然。所以不象會後退；更何況以反動政治收梢那樣，是絲毫也不會的。
原因該有種種罷，但在我的眼中，以為最大的理由者，乃是因為英國人已經悟入了中庸的道德。所謂moderation（中庸），是英國民的真性格。他們於凡有政治、文學、經濟、外交，都無不一貫以中庸之德。身體壯健而意誌強固的他們，病底的極端，無論作為思想，作為行為，是都不容納的。無論什麼時候，總取平均。史家房龍評古希臘道：“中庸之道，始於希臘。”然而也可以說，在近代，領會了這事者，是英國。現在試細看英國勞動黨內閣出現之跡，也就可以窺見英國人的通性的moderation的發露。所以並無歐洲大陸諸國的激變那樣的演劇味，而同時也沒有那些國度似的反動底後退之憂。
德國既敗北，結了停戰條約的這一夜，美國的思想家華爾博士忽然對我說：——
“何以後進的德國，敵全世界而敗，富強四百年的英國，交全世界而勝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