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文所述，和改良社會的呼聲一同，漸次增加其密度的美術上的古典運動，是在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大革命前後的時候，入了全盛期。以古典羅馬的共和政治為模範的革命政府的方針，是照式照樣地反映著當時的美術界的。和革命政府的要人羅拔士比合著步調的美術家，是大辟特。這發揮敏腕於查柯賓黨政府的大辟特，其支配當時的美術界，是徹頭徹尾查柯賓風。一七九三年所決行的美術亞克特美的封閉，也有置路易十六世於斷頭台的革命黨員的盛氣。以對於一切有力者的馬拉式的憎惡，厭惡著亞克特美的專橫的大辟特，為雪多年的怨恨計，所敢行的首先的工作，是葬送亞克特美。
因為是這樣的始末，所以和法蘭西大革命相關連的古典主義的美術運動，一麵在法蘭西的美術界留下最濃厚的痕跡，是不消說得的。然而在別一麵：則古典主義的藝術運動中，還有屬於思想方麵的更純粹的半麵。還有無所容心於社會上的問題和事件，隻是神往於古典文化的時代與其美術樣式，作為藝術上的理想世界的思潮。還有想在實行上，將以模仿古典美術為現代美術家的真職務的溫開勒曼式的藝術論，加以具體化的美術家們。較為正確地說起來，也就是想做這樣的嚐試的一種氣運，支配著信奉古典主義的一切作家的創作的半麵。但是，這樣的理想主義底的古典主義的流行，較之在無不實際底的法蘭西國民之間，卻是北方民族間濃厚得遠。如凱思典斯的繪畫，梭爾跋勒特生的雕刻，洵開勒的建築，即都是這濃厚的理想主義的產物。
興起於法蘭西的藝術上的新運動，那動機是如此其社會運動底，實際底，而和這相對，在北歐民族之間的運動，卻極端地思想底，非實際底的，從這事實來推察，一看便可以覺得要招致如下的結果來。就是，在法蘭西的藝術上的新運動，以造形上的問題而言，大概要比北歐諸國的這運動更不純，惟在北歐諸國，才能展開純藝術底的機運罷。但事實卻正相反。無處不實際底的法蘭西人，對於美術上的製作，也是無處不實際底的。縱使製作上的動機或有不純，但一拿畫筆在手，即總不失自己是一個畫家的自覺。但北歐的作家們，則因為那製作的動機過於純粹之故，他們忘卻了自己是美術家了。僅僅拘執於作為動機的思想底背景，而全不管實際上造形上的問題了。在這裏，就自然而然地分出兩民族在美術史上的特性來。而且從這些特性，必然底地發生出來的作為美術家的兩民族的得失，也愈加明白。將這兩民族的特質，代表得最好的作家，是法蘭西的大辟特和什列斯威的凱思典斯，所以將這兩個作家的運命一比照，大概也就可以推見兩民族的美術史上的情況了。
a 大辟特的生涯與其事業
革命畫家大辟特（Jacques Louis David）的生涯是由布爾蓬王朝的寵兒蒲先的提攜而展開的，布爾蓬王家在美術的世界裏，也於不識不知之中，培植了滅亡自己的萌芽，真可以說是興味很深的嘲弄。在盧佛爾美術館，收藏大辟特的大作的一室裏，和“加冕式”和“荷拉調斯”相雜，掛著一張令人疑為從十八世紀的一室裏錯弄進來的小幅的人物。然而這是毫無疑義的大辟特的畫。是他還做維安的學生，正想往羅馬留學時候，畫成了的畫。這題為“瑪爾斯和密納爾跋之爭”的畫，是因為想得羅馬獎，在一七七一年陳列於亞克特美的賽會的作品。色彩樣式，都是羅珂珂風，可以便隨便看去的人，誤為蒲先所作的這畫，不過掙得了一個二等獎。然而作為紀念那支配著布爾蓬王家頹廢期的畫界的蒲先和在查柯賓黨全盛期大顯威猛的大辟特的奇緣之作，卻是無比的重要的史料。描著這樣太平的畫的青年，要成為那麼可怕的大人物，恐怕是誰也不能豫料的罷。在稟有鐵一般堅強的意誌的大辟特自己，要征服當時畫界的一點盛氣，也許是原來就有的，然而變化不常的時代史潮，卻將他的運命，一直推蕩下去了。古典主義的新人，啟蒙思想的時行作家，革命政府的頭領，拿破侖一世的首座宮廷畫師——而最後，是勃呂舍勒的流謫生活。
世稱古典主義的門戶，由維安（J.M.Vien）所指示，借大辟特而開開。當羅珂珂的代表畫家蒲先，將年青的大辟特托付維安時，是抱著許多不安的，但這老畫家的不安，卻和大辟特的羅馬留學一同成為事實而出現了。對於在維安工作場中，進步迅速的大辟特，要達到留學羅馬的夙望，那道路是意外地艱難。賽會的羅馬獎，極不容易給與他。自尊心很強的大辟特，受不住兩次的屈辱，竟至於決心要自殺。雖然借著朋友們的雄辯，恢複了勇氣，但對於亞克特美的深的怨恨，在他的心裏是沒有一時消散的。一七九三年的封閉亞克特美，便是對於這難忘的深恨的大膽的報複。
在一七七四年的賽會上，總算掙得羅馬獎的“司德拉忒尼克”，也依然是十八世紀趣味之作；但旅居羅馬，知道了曼格司和溫開勒曼的藝術論，又遊朋卑，目睹了羅馬人的日常生活以來，全然成為古典主義的畫家了。古典主義的外衣，便立刻做了為征服社會之用的武器。畫了在畢占德都門乞食的盲目的老將“培裏薩留斯”，以諷刺王者的忘恩之後，又作代表羅馬人的公德的“荷拉調斯的家族”以讚美古昔的共和政治的他，已經是不可動搖的第一個時行畫家了。
“荷拉調斯的家族”是出品於第一七八五年的展覽會的。接著，在八五年，出品了“服毒的蘇格拉第”。而在八九年——在那大革命發生的一七八九年——則羅馬共和政治的代表者“勃魯圖斯”現對於大辟特陳列的作品，因那時的趣味，一向是盛行議論著考古學上的正確之度的，但“勃魯圖斯”的所能喚起於世人的心中者，卻隻有共和政治的讚頌。當製作這畫的時候，大辟特也並未怠慢於仔細的考古學上的準備，然而人們對於這樣的問題，已經沒有興趣了。沒有這樣的餘裕了。除了作為目下的大問題，讚頌共和政治的之外，都不願意入耳。那哭著的勃魯圖斯的女兒的鬈發紛亂的頭，是用羅馬時代的作品巴剛忒的頭，作為模特兒的——這樣的事，已經成為並無關係的探索了。最要緊的，隻是勃魯圖斯的犧牲了私情的德行。但是，總之，投合時機的大辟特的巧妙的計算，是居然奏了功。而臨末，他便將自己投入革命家的一夥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