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0f�[��\u0017a 果爾培和賚不勒
生於阿耳難的，那粗笨的鄉下人喬斯泰夫果爾培（Gustave Courbet）決計到巴黎作畫的時候，指導他，啟發他者，無論怎麼說，總是盧佛爾美術館內的諸大家。其中尤其使他愛好的，是荷蘭的畫家們。十七世紀的荷蘭畫家，都忠實地描寫著“他們所生活著的時代”這一端，更是惹了果爾培的興味。他的對於應為新時代負擔重要使命的明了的豫感，看來是此時已經覺醒了。一八七四年所企圖的荷蘭旅行，便是確證他這樣的心情的事實。
一八四八年的政變以來，官僚的空氣顯然減少了的法國美術界，便毫無為難之處，承認了他的藝術。但他於巴黎活動之暇，往往滯留在故鄉阿耳難，和這地方的素樸的自然相親近，並且畫著風景，狩獵和農民。他將家裏的倉庫改成工作場樣，就在那裏麵作畫，而這樣的嗜好，卻護持了他的藝術的純樸了。不為風靡著當時法蘭西畫界的沉滯了的皮相底的空氣所毒，他的畫的清新，大概也是果爾培的趣味之所致的罷。在四九年的展覽會上，得了佳評的“阿耳難的午後”和他一生中的代表作“阿耳難的下葬”，便是這樣地畫出來的。和當時盛行提倡的平民主義的社會思潮相平行的——即使並無直接的關係——新的農民畫家所共通的傾向，在這裏可以窺見。農民的同情者的密萊——他的作品的美術底評價，作為別一問題——和後文要講的德意誌的齎不勒和果爾培這三個人，都是當時的最為代表底的農民畫家，而他們自己的生活，也都是親近田園，為農民的好友的。（先前的“田園畫”（Paysage Pastorale）是諧謔底地描寫農民的“風俗”以娛都會人的好奇之目的，從這傳統得了解放，而農民的地位，在美術的題材上也顯然增高者，可以說，是和由四八年代的社會運動所致的平民階級的社會底向上相符合的現象。）
“阿耳難的下葬”是將數十個人物，畫作等身大，拂裏斯的浮雕似的，橫長地排著的構圖。下葬的處所是廣漠的野邊，遠處為平岡相連的單調的自然所圍繞。送葬的人們——除了牧師和童子——都穿黑色衣服。隻除死者的至親似的人們以外，他們都漠不相關地站立著。牧師的臉上，毫無什麼表情。似乎隻為做完自己的公事，翻開著聖典。單調的自然，倦怠的儀式，無關心的表情，暗淡的色彩——由這些表現所生的堅硬之感，都統一於果爾培所特有的確固的強。在很隨便，然而生氣橫溢的這畫上，有一種強有力的緊張。凡果爾培的畫所通有的這種力，在“阿耳難的下葬”上更其特別強烈地感得。相傳畫在那上麵的人們，是都到果爾培的工作場裏，給他來做模特兒的。果爾培所標榜的寫實主義，可以說，在這幅畫上，是表示了那最有光輝的具體底顯現了。在大辟特的“加冕式，”格羅的“黑役病人，”陀拉克羅亞的“一八三○年”……等常是代表新時代的——而且都是寫實的——大作之中，“阿耳難的下葬”似乎也可以加進去的。
和“阿耳難的下葬”一同，代表著果爾培的還有兩幅畫。那就是“石匠”和“工作場”。“石匠”是描寫在阿耳難路旁作工的兩個勞動者的。果爾培每日總遇見他們倆，這就是所以畫了這畫的機因。“工作場”上，加有Allégorie réele的旁注。在剛作風景畫的果爾培自己的身旁，立一個裸體的模特兒女子；右邊，有和他的藝術關係很密的詩人波特萊爾和社會思想家布魯東；左邊是曾經給他的圖畫做過模特兒的牧師和農民們。——從這兩幅畫的共通的傾向，可以推知果爾培和當時的社會運動之間的直接的關係。在事實上，果爾培對於帝政派原是常懷反感的，且又和同鄉人布魯東相親。然而他始終是一個畫家。“石匠”和“工作場，”決不是為宣傳社會運動起見，故意經營的製作。在他自己，隻是試行平民生活的寫實底表現罷了。其實，在這裏，和社會思潮的關係，恐怕——在暗地裏——可以看出來罷。但這是果爾培自己所沒有意識到的。他的作畫，僅出於標榜他的寫實主義的藝術底意識。
一八五五年，在巴黎開設萬國博覽會之際，也舉行美術展覽會。其時果爾培所提出的許多作品中，重要的幾乎全被拒絕了，而且那審查的結果，是不滿之處還很多。於是他要想些方法，和他們對抗，便在展覽會場的左近，租了房屋，開起掛著REALISME的招牌的個人展覽會來。說到個人展覽會，現在是成了誰也舉行的普通習慣了，但當時，實在還是希罕的事件。在這展覽會的目錄上，就說明著以“活的藝術”為目的的事，以及應該表示現代的風俗和思想的事。這展覽會頗惹了世人的注目，自然不待言。就如見於陀拉克羅亞的日記的一節中那樣，雖是那“羅曼諦克的獅子，”也讚揚著這新的畫界的後繼者。
從一八五八年的弗蘭克孚德的展覽會以來，果爾培便和外國——特是德國——生了密切的關係，在六九年舉行於綿興的萬國博覽會之際，則得了很大的名聲。當時以藝術上的保護者出名的路特惠錫二世，既給他特異的光榮；德意誌的美術家們也表示了親密和尊崇，加以款待。這時候，他的名望，在法蘭西國內，也到了那極頂了，千八七○年授Légiond’ Honneur勳章，但身為布魯東黨員的他，卻拒絕了這推薦。普法戰爭時，因為和師丹陷後勃發起來的恐怖時代執政團體之亂有關，由拿破侖黨員的固執的敵意，遂被告發；又由官僚畫家末梭尼而被擠出美術界，終至放逐國外，亡命瑞士，就這樣子在失意中死掉了。拿破侖黨的巨匠大辟特所曾經陷入的同一的運命，為社會黨員的他就來重演了一回。代表十九世紀前半期初頭的美術界的大辟特和後半期初頭的代表作家——在思想底的一方麵，是各從正相反對的立腳點的——都代表著那時代的思潮，而同得了犧牲底的最後，實在是興味很深的事。但在這裏，有不可忘卻者，是他們兩人都常不失其為美術家的自覺的。雖有時代思潮的強有力的誘惑，而能守住他們的本能的“護符”，實在是法蘭西人傳來的寫實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