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物理學上有惰性的法則一樣，在精神界，也行著思索的惰性（Denktraegheit）這一個法則。所謂人者，原是懶惰的東西，很有隻要並無必需，總想耽於安逸的傾向；加以處在生存競爭劇烈的世上，為口腹計就夠忙碌了，再沒有工夫來思索，所以即使一想就懂的事，也永遠不想，從善於思索的人看來，十分明白的道理，也往往在不知不識中，終於不懂地過去了。世上幾多的迷信和謬見，即由此發生，對於精神文明的進步，加了不少的阻害。
聚集著聰明的頭腦的文壇上，也行著這法則。尤其是古人的格言和諺語中，說著漫天大謊的就不少，但因為曆來的膾炙人口，以及其人的權威和措辭的巧妙這些原因，便發生思索的惰性，至於將這樣的謊話當作真理。又，要發表一種思想，而為對偶之類的修辭法所迷，不覺傷了真理的時候也有；或則作者本知道自己的思想並非真理，隻為文章做得好看，便發表了以欺天下後世的時候也有的。並非天才的詩人，徒弄奇警之句以博虛名的文學者，都有這弊病。對於眩人目睛的絢爛的文章，和使人出驚的思想，都應該小心留神地想一想的。例如有一警句，雲是“詩是有聲之畫，畫乃無聲之詩。”這不但是幾世紀以來，在文人墨客間被引證為金科玉律的，就在現今，也還支配著不愛思索的人們的頭腦。但自從距今約百四十年前，在萊洵（G. E. Lessing）的《洛康》（Laokoon）上撕掉了這駢句的假裝之後，突然不流行了。然而，就在撕掉假裝的這萊洵的言論中，到現在，也顯露了很難憑信的處所。靠不住的是川流和人事。說些這種似乎高明的話的我，也許竟說著非常的胡說。上帝是一位了不得的嘲笑家。
現今在文明史和文藝批評上做工夫的人們中，因為十分重視那文藝和國民性的關係之餘，大抵以為文藝是國民精神的反映，大文學如但丁（Dante Alighieri），沙士比亞（W. Shakespeare）瞿提（J. W. Goethe）希勒壘爾（Fr. Schiller）等，尤其是該國民的最適切的代表者，隻要研究這些大文學，便自然明白那國民的性格和理想了。而國民自己，也相信了這些話，以為可為本國光榮的詩人和美術家及其作品，是體現著自己們的精神的，便一心一意地崇拜著。
這一說，究竟是否得當的呢？我想在這裏研究一番。
大概，忖度他人的心中，本不是容易事；而尤其困難的，則莫過於推究過去的國民的精神狀態。現今之稱為輿論者，真是代表著或一社會全體，或者至少是那大部分的意見的麼？很可疑的。一國民的文藝也一樣，真是代表著那國民的精神的麼？也可疑的。在德國，也因為一時重視那俗謠的長所，即真實敦厚之趣之餘，遂以為俗謠並非成於一人之手，也不是何人所作，是自然地成就的；但那所謂國民文學是國民的產物國民特有的事業之說，豈不是也和這主張俗謠是自然成立的話，陷了同一的謬誤麼？為什麼呢？因為文藝上的作品，是成於個人之手的東西，多數國民和這是沒有關係的。而詩人和藝術家，又是個性最為發達的天才，有著和常人根本底地不同的精神，在國民的精神底地平線上，嶄然露出頭角。這樣的天才，究竟具備著可做國民及時代的代表者的資格沒有呢？據我的意見，則以為國民的代表底類型倒在那些不出於地平線以上的匹夫匹婦。那麼，在文藝上，代表國民底精神，可稱為那反響的作品，也應該大概是成於被文學史家和批評家先生罵為粗俗，嘲為平凡，才在文學史的一角裏保其殘喘的小文學家之手的東西了。例如，在現代的明治文學裏，可稱為國民底（不是愛國底之意）精神的代表，國民的聲音者，並非紅葉露伴的作品，而倒是弦齋的《食道樂》罷。這一部書，實在將毫無什麼高尚的精神底興味，唯以充口腹之欲為至樂，於人生中尋不出一點意義的現代我國民的唯物底傾向，赤條條地表現出來了。弦齋用了這部書，一方麵固然投國民的俗尚，同時在別方麵也暴露了國民的“下卑根性”而給了一個大大的侮辱。“武士雖不食，然而竹牙刷”那樣的貴族思想，到唯物底明治時代，早成了過時的東西了。弦齋的《食道樂》，是表現這時代的根性的勝利的好個的象征。
反之，高尚的藝術底作品，則並非國民底性情的反響；而且，能懂得者，也僅限於有多少天稟和教育的比較底少數的國民。這樣的文學，要受國民的歡迎，是須得經過若幹歲月的。而且因為是同國民的產物，則不得不有若幹的民族底類似。這類似之點，即所以平均國民與藝術家的天稟和理想的高低；那作品，是國民的指導者，教育者，而決不是代表者。所以那作品而真有偉大的感化及於國民的時候，則國民受其陶冶，到次期，詩人藝術家便成為比較底國民底了。但是，至於說偉大的天才，完全地代表國民的精神，則自然是疑問。然而，即此一點，也就是天才的個性人格，成為天才的本領，有著永遠不朽的價值的原因。因為理想的天才，是超然於時間之外的，所以時代生天才一類的話，又是大錯特錯的根基，在偉人的傳記等類，置重於時代，試行曆史底解釋者，多有陷於牽強附會的事。我之所謂偉人，是精神底文明的創造者之謂，並不是馬上的英雄和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