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與其來議論文藝能否盡社會改造的領港師的職務，還不如直捷地試一思索，要怎麼做，文藝才能盡這樣的職務，較有意思罷。但因為要處理“怎麼做”這一個問題，在次序上，就先有對於第一問題——文藝究竟可有做改造的領港師的資格，簡單地加以檢查的必要了。
從文藝的本質說起來，實際上的社會改造的事，本不必是其直接的目的。正與關於人生的教訓，不定是文藝當麵的職務相同。但關於人生，文藝卻比別的什麼都教得多，正一樣，關於社會改造，即使沒有教給實際底具體底的方法，而其鼓吹改造的根本上的精神和意義，則較之別的一切，大概文藝是有著更大的力量的。我要在這裏先說明這一點。因了看法，也可以想：與其以為文藝率領時勢，倒不如說是為時勢所率領，時勢的反映是文藝，卻不一定是其先導者。換了話說，就是也可以想：是時代產生文藝，而非文藝產生時代的，所以雖然可以說文藝代表時代，卻不能說是一定創造新時代。誠然，時代的反映是文藝，文藝由時代所產出，那本是分明的事實，我們要否定這事，自然是做不到的。豈但不能否定而已，我們還不能不十分承認這事實哩。然而更進一步想，則這一事實，也並不一定能將文藝創造新時代的事否定。由時代所產生，更進而造出時代來，倒是文藝本來的麵目和本領。一麵以一定的時代精神作為背景而產生，一麵又在這時代精神中，造出新的特殊的傾向和風潮者，乃是文藝的本來。或者使當時的時代精神更其強更其深罷；或者使之從中產生特殊的傾向罷；或者促其各種的改造和革新罷；或者也許竟產出和生了自己的時代似乎全然相反的新時代來。在各樣的意義上，文藝之與時代革新或改造的根本精神相關——謂之相關，倒不如說為其本來特殊的麵目，較之理論，事實先就朗然地證明著了。即使單取了最顯著的事實來一想，則如海爾兌爾（Herder）、瞿提（Goethe）、希勒壘爾（Schiller）等的理想派文藝，不做了新時代的先導和指引麼？海爾兌爾的人文主義，不造了那時一種崇高的氣運麼？瞿提的《少年威綏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法斯德》（Faust）、《威廉邁斯台爾》（Wilhelm Meister），能說沒有造出最顯著，最特殊，而且在或一意義上，是最優秀的傾向和時代麼？和這意思一樣，希勒壘爾的《群盜》（R?uber）、《威廉鐵勒》（Wilhelm Tell），豈非從新造出了理想派的意義上的最高貴的“自由”的精神和意氣麼？要取最近的例，則如托爾斯泰的文藝和思想，對於新時代的構成，難道沒有給以最深刻而且最微妙的影響麼？就在我國的文壇和思想界，他的影響不也就最顯著最深刻麼？人道主義底，世界主義底，社會主義底而且基督教底思想傾向，不是由了托爾斯泰的文藝，最廣遠地宣傳播布的麼？現在的新時勢，自然是在世界底協同之下造出來的，但其中應該歸功於托爾斯泰的力量的部分，不能不認為很大。可以說：他確是產出今日的新時代的最大的一人。
文藝的生命是創造。在創造出各種意義上的精神和傾向中，有著文藝的生命，如果抽去了這樣創造的特性，文藝裏就什麼價值也沒有。文藝的價值，是在破壞了舊時代和舊精神，一路開辟出新的活潑的生活的林間路（Vista）。單是被時代精神所牽率，不能積極地率領時代精神的文藝，雖有文藝之名，其實不過是無力發揮文藝的麵目的低級文字。尤其是在今日似的世界大動搖——一切都得根本底地從新造過的時代，則將文化所當向往的大方針，最具體最鮮明而且最活潑地指示出來者，無論從那一方麵看，總應該是文藝。實際底直接的設施並非文藝的能事，新文化所當向往的最根本底的方向和精神，卻應該就由文藝和哲學來暗示的。而且這樣的改造的根本底精神，也總非文藝家和哲學家和天才從現代的動搖的根柢裏，所發見所創造的新精神不可。今日的文藝家的努力和理想之所在，就是這地方，凡有不向著這理想而邁進的文藝家，總而言之，就不過是被時代所遺棄的一群落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