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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爾洵（Garshin）臨死的幾星期之前，讀完了登在雜誌“Russkaia Mysl”上的契嗬夫的短篇“Stepi”（草原），歡喜雀躍，為新出現的天才的文藻之力，鮮活，新穎所蠱惑了。
他帶著這短篇到處走，慶賀俄國文學界生了新作家，說道“覺得我心中的瘍腫，好象破掉了。”
契嗬夫的筆力，和那文體和手法的新穎，是傑出到這樣，但那手法，卻於亙契嗬夫以前的文學上的兩期，已加準備，在都介涅夫（Turgeniev）的“散文詩”裏，在迦爾洵的作品裏，在凱拉連珂（Korolenko）的作品裏，都顯現著的。
然而，都人士契嗬夫，是最近俄國文學的富於才能的表白者。普式庚（Pushkin）專服事藝術，烏司班斯基（Uspenski）專服事真理，契訶夫則能使真理和藝術，融合起來。而政治底倦怠的氛圍氣和都會生活的新傾向，都在他的作品的形式和內容上，刻了深的陰影。
真理與藝術的融合，是最近俄國文學的特色。
我大諷刺家而且是果戈理（Gogol）的繼承者的薩爾替珂夫（Saltikov即Shchedrin），做完《斑斕的信劄》，於一八八九年瞑目了，而契嗬夫的《斑斕的故事》，則以一八八六年出世，分明地表示了是果戈理和薩爾替珂夫的繼承者。
關於一八八九年薩爾替珂夫之死，他寄信給普列錫且耶夫雲，“我哀悼薩爾替珂夫之死。他是強固而有威權的人物。精神底奴隸而卑劣的中性的智識者們，由他之死而失掉頑強執拗的敵手了。誰也能摘發他們的罪過。但會公然侮蔑他們者，隻有薩爾替珂夫而已。”
契嗬夫自己，對於帶著奴隸性和詐偽底精神的中性的智識者的醜汙的行為，也曾加以抗爭。但契嗬夫的態度，並非雪且特林的“侮蔑之力”，也非果戈理的“苦笑”，是將哀愁和對於西歐的文化生活的憧憬之念，作為要素的。而在他的哀愁的底裏，則有優婉的玩笑，燃著對於疲備而苦惱的人們和盡力於社會底事業的優秀的智識者，例如鄉下醫生和村校教員等的柔和的同情之念。
最初，他是寫著沒有把握的短篇的，但在一八八七年，作“Panihida”，印許多小篇，名曰《黃昏》，在一八八八年，著戲曲“Ivanov”，一八九○年，《憂鬱的人們》這創作集出版了。在這些作品中，他所比較對照了的人物，是疲於生活，陷於神經過敏，被無路可走的黑暗的時代所抓住了的人們，以及自以為是的半通，裝著安閑的假人和空想天雨粟式幸福的市人等。
如《或人的話》裏的恐怖主義者，精神上負了傷，為非文化底俄國生活所苦惱的亞斯德羅夫和伊凡諾夫式人物的描寫，是契嗬夫得意的勝場。
契嗬夫雖輕視了自己的處女作，以為恰如“蜻蜒”的生活上，缺少不得的“蒼蠅和蚊子”似的東西，但漸漸也覺到自己的特色，一八八五年寄給朋友拉紮來克·格魯辛斯基的一封信裏，寫道，“我迄今所寫的東西，經過五年至十年，便被忘卻的罷，但我所開拓了的路，卻怕要完全遺留的。這一點，是我的惟一的功績。”
將在俄國社會的黃昏時，靜靜地揚了聲音的這詩人，俄國自然是決不忘記的。他特記了自己所開拓的路，也是至當之事，是俄國的生活，引他到這新路上去的。
到一八八○年為止，自由人文士的作品，為時代思潮所拘，作品的內容，帶著一定的黨派的傾向，大抵中間是填湊，而裝飾外麵的體裁，作家所首先焦慮者，隻在所將表現的問題，而不在將內容怎樣地表現。
然而契嗬夫，據戈理基之說，則是內麵底自由的文士，既注意於表現法，那內容也並不單純，且有意義。他在所作的《半樓人家》裏，笑那顯有偏倚底傾向麗達（小說的女主角），又在《鷗》裏，描寫頹廢派的德烈普萊夫和民眾主義者的德裏戈林，而對比了各自不同的傾向和特色。
契嗬夫自己雖然是醫生，是科學者，但以可驚的自由，講了聖夜的美觀，且述聖語之美。
“我怕那些在我所寫的辭句之間，尋特殊的傾向，而定我為自由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的人們。我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保守主義者，也不是漸進論者，也不是教士，也不是不問世事者，我隻想做一個自由作家，但所恨是沒有做那樣作家的才能。”
這是他自己的話，但他卻比誰都積極地主張了內麵底自由。
倘若以格來勃·烏司班斯基（Gleb Uspenski）為對於美景，閉了眼睛，以抑製自己的文藝欲，將自己的情操，表現於窘促的形式，如密哈羅夫斯基之言，不衣合於藝術家的華美的色彩之衣，僅以粗服自足，則契嗬夫是將馬毛織成之衣和鐵鎖解除脫卸，而熱愛了色彩鮮穠音聲嘹亮的藝術的。
在六十年代的作品中，留在“事業”的痕跡，他們的藝術、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表現的樣式，則是達到目的的工具，但契嗬夫的作品中，卻有思索的痕跡。他所要的，不是藝術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即從實生活的分離，而隻在脫掉了一定的束縛的藝術的自由獨立。他以為文藝的要素，是在“個人的自由觀念”的。
對於藝術的這新的態度，和無路可走的八十年代的氛圍氣，是有密接的關係的，當時的社會解體，人們個個分立，敦厚的人情，是掃地一空的狀態了。
契嗬夫式觀念，即釀成於這樣的氛圍氣裏，他是脫掉一切思想底傾向的束縛，解放了自己的才能的作家。
對於這新藝術觀，舊時代的評論家一齊攻擊契嗬夫了。受這攻擊之間，都人契嗬夫便極猛烈地痛擊都會的惡習，以白眼來看世事的他，卻覺醒了冷淡於社會現象者的眼，切望美和光明的生活的到來，不帶什麼一定的傾向的他，又將俄國實社會的傾向，比誰都說明得更鋒利，暴露出國家的基礎的醜態和空虛，描寫了外省的都市中，所以連兩個正直的人也沒有之故。“俄羅斯的國基，是紀元八六二年奠定了的，但真的文化底生活，卻還未曾開始”者，是從契嗬夫的一切作品中所發的聲音。
契嗬夫決不為要動讀者之心，故意寫些異常的事。托爾斯泰批評安特來夫（Leonid Andreev）道，“他想嚇我，然而並不怕”，但關於契訶夫，我們卻想說，“他不嚇我們，然而很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