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俄國文學的好作品，我就常常驚歎，其中出來的人物，竟和生存在我們周圍的人們非常之相象。這也許不但俄國文學是這樣的，文學如果是人生的反映，那麼，隻要是好的文學，即使國情和社會製度並不相同，時代有著差異，當然也可以在所寫的人物上，找出性格底類似來。我們在周圍的人們中，發見哈謨烈德、堂·吉嗬德、藹夫該尼亞·格蘭台[16]等，實在也決不是希罕的事情。但是，雖然如此，我卻在俄國文學——尤其是果戈理、托爾斯泰、契嗬夫他們的作品中，發見了比別的無論那一國的作家們所寫的人物，更其活生生的類似。
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我常常側著頭想。想起來是這樣的——
從俄國文學裏的諸人物上，看見和我們日本人的許多類似者，並不是為了象日本的作家和評論家們所喜歡稱道的那樣，什麼“文學原是超出國界的東西”，“文學是亙古不變的東西”……之類的緣故，恐怕倒是因為果戈理、托爾斯泰、契嗬夫他們生存著的時代——帝製俄羅斯的社會生活，和還有許多封建主義底殘滓生存著，伸著根的現在日本的社會生活，在本質上，非常相象的緣故罷？一讀取材於農民的俄國文學，就尤是覺得如此。
這樣一說，人要責備我也說不定的。——你竟把可以說是黑暗時代的俄羅斯帝製時代，和日本的現在，並為一談麼？不錯，那是決不一樣的。日本的農民，並非果戈理的《死掉的農奴》和薩爾諦訶夫的《饑饉》裏所描寫的“農奴”是事實。然而，即使並非“農奴”，那麼，是別的什麼呢？在德川幕府的“農民不給活，也不給死”的有名的農民政策之下的農民生活，和現在我國的農民生活之間，有多少劃然底差異呢？將這些合起來想一想，就會明白：出現於俄國文學中的諸人物，和日本人的類似的鮮明，是不能單用“文學不問國的東西，時的古今，沒有改變”的話來解釋，它是在生活上，現實上，更有切實的連係的。
這也許隻是一點粗略的見解。但是，我的為果戈理的作品所惑，比別的一切作家們更感到作家底的親近，卻因為這一層。
我常常想：俄國文學是偉大的“鄉村文學”。並且想：果戈理更其是首先的一個人。我的比一切的國度的文學，更愛俄國文學，而和果戈理最親近，放肆的說起來，好象在當他作家這方麵的“伯伯”者，恐怕就因為我自己也是鄉下人的緣故罷。
我對於鄉村生活，比都會生活更親愛；對於鄉下人，比都會人更親愛。這不但由於思想上，也是出於生活上，性格上的。——海納在《北海》這篇文章中，有雲——
“將這些人們，這麼切實地，嚴緊地結合著的，不隻是衷心的神秘底的愛的感情，倒是在習慣，在自然底的混合生活，在共同生活底的直接性。同等的精神的高度，或者要說得更愜當，則是精神的低度，還有同等的要求和同等的活動。同等的經驗和想頭，於是有彼此的容易的理解。……他們在還未說話之前，就已經看懂。一切共通的生活關係，他們是著實記得的。”
這是關於諾兌爾那島的漁民的生活狀態，海納的鋒利的觀察記，但我以為也很適用於日本的農民。
要懂得這樣的人們，說得極端一點，則什麼學問之類，都沒有用處，首先第一是要知道生活。要描寫農民和鄉下人，這最有用；要懂得描寫著那生活的文學，這最必要。
在我，鄉下人的生活感情，說起來，是“著實記得”的。所以那偉大的鄉村文學的果戈理的作品，使我覺得好象我生長在那裏的農家的茅簷一般的親密。
其實，果戈理的《泰拉斯·蒲理巴》裏的老哥薩克，就象我的叔母家裏的老子，《死掉的農奴》裏的吝嗇的地主，和我的外祖父是一式一樣的。此外樣樣的地主和“農奴”的型，也都可以嵌上我所居住的部落裏的人物去。
我還記得前年得到《死掉的農奴》（森田草平譯《死掉的魂靈》上下兩本——這部書，現在到東京的舊書店裏去搜尋，似乎也不大有了），[17]和現在正在豐多摩刑務所裏的伊東三郎，在信州的一個溫泉場裏盤桓了一月之間，兩人一同隻是看，講著其中的種種地主的型，怎樣和我們所知道的地主們相象，笑得出了神。這樣一想，則諷刺的有意思，是不僅在文學底技工的巧妙，也不僅在所寫的人物及其性格，或所構的事件，出乎意料之外的；恐怕大半倒由於在生活上，經驗上——換句話，就是和誰恰恰相象的那種現實底的聯想。而那相象愈是現實，諷刺也就愈加活潑了。不知怎地，我總覺得是這樣。
我將果戈理講得不大確，單在作中的人物，和我們所知道的人們相象這一點上，費了太多的言語了。單因為作中的人物和誰相象，因此覺得親切，就來估定價值，那當然是不對的。然而無論怎樣努力的讀，而對於其中所寫的人物，還是毫不覺得親切——常常會碰到這樣的作品的——的作品，卻不消說，不是怎麼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