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了普式庚（Pushkin）的俄國，生了托爾斯泰（Lev Tolstoi）的俄國，生了陀思妥夫斯基（Dostoevski）的俄國——那在俄國之前，橫著偉大的運命。在這裏，昨日作為貴的，今日以為賤，今日作為賤的，明日以為貴。而從創造和破壞起，以至混亂，矛盾，流血，饑餓，絕望，光明，建設這些事相接踵。將這些恰如映在萬花鏡裏的生活的姿態，加以描寫者，大約是藝術了罷。而有如那女作家所說——創造那藝術的詩人和小說家，應該是“小鳥一般地自由”。但在他們，有拘束，有苦悶，又有壓迫，有時且有可怕的餓死。然而有冷冷地凝眺著這些困窮的作家們者在。有為新的思想之波所蕩搖，而從那波中，等待著未嚐聞的東西之產生者在。這樣地自居於阿靈普山的高處者，並非隻信運命的年青詩人勃洛克（A. Block），也非以為俄國受苦，是為了人類或世界，而東奔西走了的戈理基（Maxim Gorki），更不是於那未來抱著大望，而靜靜地閉著眼睛的梅壘什珂夫斯基（D. Merezhkovski）。惟這，乃身居支配此國一切文化的地位的勞農政府的人民教育委員長——即教育總長的盧那卡爾斯基（Anatol. Lunacharski）是。
盧那卡爾斯基恰如托羅茲基（L. Trotski）組織了紅軍一樣，又如姬采林（G. Chicherin）設立了萬國宣傳機關一樣，創立起統一勞動學校來，於傳播多數主義的本領和那福音的事，得到成功了。而且作為蘇維埃俄國的惟一的教化者，在受著崇拜，然而他卻不僅是教育家。他是教育家，同時也是批評家；是批評家，同時也是藝術家。當作最後所說的藝術家，是從革命之前以來，作為戈理基的朋友，頻頻活動了的，而在日本，知道的卻頗少。他也作詩，也作戲劇，也作批評。那麼，盧那卡爾斯基對於藝術的態度，是怎樣的呢？他是彼得大帝似的專製君主，或是尼祿皇帝似的奇怪的破壞主義者，還是尼采似的超人主義者呢？這些事，要簡單地敘述，是做不到的，在這裏，就隻來窺測他對於藝術乃至文化的一麵。
二
盧那卡爾斯基原不滿足於現代的文明；而且以為形成了那文明的有產者，現今是正在解體而又解體。據他的意見，則——所謂文明者，是頹廢的文明，決非生存者之所尋求的。因為在那文明中，雖然也許有著或種的美麗，優柔，味道，而毫無可以稱為反抗心之類的東西，所以就死了的一般凝結著。因此之故，應該格外給以氣力，緊張，戰鬥，而同時也不怕作為當然的結果而生的悲劇和犧牲。而且倘不築起一個新而有實，而又有力的文明來，是到底不能滿足現在的人們的。
所以，盧那卡爾斯基在主張社會主義的必要。但我們應該知道他和一般的論者的設想，又頗有些不同。他所意識之處，是社會主義乃是“從奴隸到自由的過渡”，而又非“要得到為了使自己滿足的自由”。他將這事，更加詳細地說明道，“我為了自己，又為了不染市民的靜學底色彩的一切社會主義者，這樣想。總之，一致協同的事，並不是我們的目的。隻是帶著一切緊張，愛和創造的一切苦楚的戰爭——並且為了永久地保有（我們之力以上的）位置，即使涉幾世紀，也要捕捉舞蹈於大空的星，有著可以成為驅這星以向新的未來的翼子的駿馬的力之增大而戰的戰爭——乃是可做那因為開花於更開拓了的地上的戰鬥底，平和底，最後，是人類底的世界的工具的過渡。”
簡單地說，則盧那卡爾斯基並不將俗所謂社會主義，當作人類底的工具，而僅以這為不過是從奴隸狀態引向自由的過渡底學說。大家就應該在抱著這樣看法的社會主義的旗印之下，專憑戰鬥，以贏得美好的未來。進向這永久底，悲劇底且是人道主義底的戰鬥者，是無產階級。而且他們，已經促進了一種新機運，在要創造未曾有的文化了。
盧那卡爾斯基否定現代文明，看出了形成那文化的有產者的解體，這不是因而也不滿足於他們有產者的藝術的文證，又當作什麼呢？
據他所說——“今日的藝術是平庸，醜惡，有產者底的。這樣的有產者底的藝術，隻足供扒搔那飽滿了的午餐或晚餐後的神經之用。”那麼，所謂有產者作家是怎樣的人們，且帶著怎樣的特色的呢？例如，他說，默退林克（M. Maeterlinck）是“文化上的佝僂底哲學者”，裴倫（G. Byron）、伊孛生（H. Ibsen）、斯忒林培克（A. Strindberg）是“有產者底的智識階級者”，連戈理基，也還是“轉向無產者那麵去的熱情底詩人”。但是，倘問他典型底的有產者作家是誰，那大概立刻答是安特來夫（Leonid Andreev）的罷。為什麼呢，因為盧那卡爾斯基對於他的藝術，是下著這樣的批評的。“安特來夫和梭羅古勃，對於資本，好象是唱著勝利的頌歌。”這樣說了之後，接著是“安特來夫先就成著社會主義和哲學底的寫實主義的分明的反對者。”而最後，則斷定道，“馬克斯主義的批評家們，決不當容許安特來夫。那理由，是因為他為了作為自己的厭世主義者——破壞主義者的職務，和革命的價值相敵對了。我們在也是朋友的讀者之前，不憚於揭發這病的靈魂的一切的禍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