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統一中國後，第一任皇帝趙匡胤“抑武揚文”，儒學在告別人世接近七百年後終於迎來了複興時刻。這一複興是震動天地的。幾乎是一夜之間，北宋帝國成了儒家知識分子的樂園。人人都以讀儒書、參加科考而高中為生平最幸福的事，連北宋的皇帝都指著儒書讚歎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我們都知道，儒家知識分子有個極堅韌的行為就是，千方百計把他們侍奉的對象（皇帝）納入到自己設計的圈套中來。他們要求皇帝必須具備基本的仁義道德：必須要這樣，必須不能那樣。他們的政治理想就是：聖君賢相。問題就出在這裏，儒家知識分子從來沒有想過設計一種製度來限製皇權，而隻是通過各種說教來讓君聖相賢。一旦君不聖，相不賢，他們隻有一個辦法：幹瞪眼。
董仲舒曾用“天人感應”的方式來限製皇權，但漢武帝窮兵黷武的曆史照樣發生了。“天人感應”思想認為，國君做了壞事，老天就發怒；國君做了好事，老天就高興。北宋的儒家知識分子拿不出別的辦法，但如果還拿“天人感應”來忽悠，他們自己都會為自己枯竭的想象力而羞愧。所以，北宋的儒家知識分子們開始對“天人感應”進行升級。
意想不到的是，這段時期發生的一件事給理學的誕生提供了溫床。1058年，王安石在皇帝趙頊（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進行變法。儒家的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王安石將他們統統從中央驅趕到洛陽。正是在洛陽，以程頤為代表的洛陽知識分子群沒有政事的煩擾，所以專心致誌地搞起思想來。也正是在這時，這些儒家知識分子放棄了儒家知識分子本應該堅守的處理現實問題的實際性，而淩空蹈虛地談起了天道和人性。
據說，程頤年輕時聽了周敦頤對《太極圖說》的解釋後，大呼過癮說：“周老師是天下第一等人。”朱熹很小的時候就曾問過老師：“頭頂是天，那麼天之上是什麼？”陸九淵三四歲的時候就問老爹：“天地的邊際在哪裏？”
正是這種區別於注重現實的古典儒者的探索精神，讓理學誕生到人間。理學雖然誕生於南宋，可在南宋時命運多舛。朱熹晚年，發生了“慶元黨禁”，一大批理學家和信奉理學的朝野著名人士被列入偽黨名錄。理學受到重創，直到南宋滅亡，都未恢複元氣。不過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思想的寬鬆政策使理學重獲青春。理學就在它倒下的地方（中國南方，當年的南宋地區）站起來，開始發光發熱。1314年，元朝皇帝把朱熹特別推崇的“四書”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並且指定朱熹的《四書集注》作為它的參考書。直到此時，理學在全中國被普及，漸漸有了壓倒其他思想的權威。
然而，自理學誕生的那一刻到它擁有唯我獨尊的地位時，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始終像個惡靈一樣跟隨著它。
首先，理學在“存天理去人欲”的執行上過於嚴苛。這一點，程頤登峰造極。程頤認為，人生應該嚴肅，並且要絕對嚴肅。他曾給小皇帝趙煦（宋哲宗）上課，當時是春天，樹枝發出清新的芽，讓人憐愛。趙煦趁程頤不注意，折了一根樹枝。程頤發現，臉色大變，說：“春天正是萬物複蘇之時，您怎麼忍心折殺它們，這真是沒有天理。”這種忽視甚至是扼殺情感的理學，實在讓人無法喜歡上它。
其次，理學萌芽於北宋王安石變法時，倡導理學的那些人因為沒有政務在身，所以不對政治負責，於是提出了高調的個人道德主義。他們希望每個政治家都應該具備他們所說的個人道德素質，程頤認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必須是完美的道德家，必須要有古典儒家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仁義禮智信，甚至包括個人衛生。司馬光就曾攻擊王安石，認為王安石一年才洗一次澡，連胡子裏都是虱子，這樣一個連“修身”都做不到的人，怎麼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問題是，個人的道德和能力扯不上半點關係，可理學家非要認定，個人道德是能力的基石，沒有個人道德，能力就大打折扣。王安石對那群高彈高調個人道德主義的理學家反擊說，你們說的那些都是“壁上行”，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
的確沒有實現的可能。程頤還算是合格的，他的一生極端嚴肅，幾乎沒有笑過。但別的理學家就沒有這種能力了。久而久之，理學家們大談特談的“存天理去人欲”漸漸變成說給別人聽的口號。正是因為說給別人聽，所以調越高越好，這讓人在那些嚴苛的道德規定下無所適從的同時，也注定了理學師傅們不能知行合一。早在朱熹時代的南宋時期，就已經有人指責理學家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說一套卻做一套，理學宗師們規定的那些道德要求，都是讓別人用的，理學信奉者隻是講師，不是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