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也是最致命的，理學邁進明朝時，在明朝各位皇帝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了國家意識形態。這個變異過程漫長但卻相當順利。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建國不久，就在那位充滿神話色彩的劉伯溫的建議下，全盤接受了元王朝的科舉製。朱元璋在思想控製上比蒙古人狠一百倍，他把理學之外的所有學說統統列入異端，甚至是孟子的“吊民伐罪”思想都被他砍了。如此一來，理學一方麵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使得凡是想通過讀書改變人生的人必須接受，由此普及全國；另一方麵，理學由此成了明帝國的唯一思想，成為國家意識形態。
如你所知，一種思想被確定為國家意識形態後，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由此會給生活在其中的人帶來下麵的刻板印象：一切都臻於完美，你隻要在它那一套架構中調節自己的生活，補充自己的知識，完善自己的心靈，就一切圓滿。本身，理學就有一個嚴密完整的體係，在這一嚴密完整的體係中，一切問題都有答案，你不必再去尋找答案。實際上，在一個嚴密的體係裏，你也找不到不同的答案。最有天賦的思想家就是最大膽的懷疑者。但你一旦懷疑，你就成了異端、叛逆。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時期，一個靈性十足的思想者朱季友對朱棣說，朱熹理學有很多缺陷，即使不抵製，也不能把它普及。朱棣咆哮道：“你真是儒家的逆賊！”這位異端受到了嚴厲的廷杖懲罰，屁股被打爛，割下腐肉幾斤，由於走路的姿勢很怪，好多年他外出都要人背著行走。顯然，理學在明代，已經嚴重製約了人們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才華出眾的思想家們隻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實踐理學。
明代最著名的理學實踐家主要有以下兩人。一個是山西理學泰鬥薛瑄，他對自己曾說過下麵這段話而沾沾自喜：自有朱熹後，人間大道已明，不需任何多餘的著述，躬行就可以了；另一位則是江西人吳與弼，他是聖人的奴隸，不僅僅恭維朱熹，而且恭維一切聖人。他經常夢到自己匍匐在周文王、孔子、朱熹的腳下聆聽教誨。比如在他六十七歲那年的五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記中這樣記載：“昨天晚上，我夢見孔子的孫子子思來訪我。他說他是按孔子的命令來的，我感動得要死，也就在夢中醒來了。”吳與弼特別注重行，所以在他門下學習的人肯定是個出色的勞動力。但他的弟子中也有叛逆者，此人就是陳白沙。陳白沙慕名而來，幾天過後就發現吳與弼沒什麼突破性思想，於是賴在床上，不去勞動。吳與弼就用棍子擊打他，憤怒地說：“如此懶惰，怎麼能做程頤、朱熹的門徒！”
陳白沙細皮嫩肉，當然經受不起棍棒的考驗，於是號叫著離開了吳與弼。當他肉體的疼痛還未消失時，他的精神更劇烈地疼痛起來。這種疼痛就是：朱熹的理學好像是錯誤的，他叫人到外麵去“格物”而獲得“天理”，縱然把外麵的理格了，又怎麼能和我的心意一樣？朱熹注解的“四書”是天理，我去格它，結果我的心發現，他的注解有問題，可大家都說，他的話都是天理啊。這可如何是好？
陳白沙無論如何都解不開這個心結，他從朱熹理學的殿堂裏竄了出來，去探索陸九淵心學。
要了解陸九淵心學，就必須和朱熹理學相參照。朱熹理學的修養方法是以讀經書和持敬為主。所謂持敬，就是統一自己的精神，抑製人欲，經常自覺天理。它的實踐方法就是靜坐。如果說，“讀經書”是知性修養法，那麼，“持敬”就是實踐修養法。朱熹認為，這兩者必須要互相幫助、互相依存，才能達到幡然領悟天下事物之理的境界。陸九淵心學在修養上特別重視靜坐，主張直觀性的感悟真理。朱熹則重視讀經書，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的區別，就是在修養上，至於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一樣的：得到天理，鍛煉內心。
陳白沙轉投陸九淵心學，奠定了他明代第一位心學家的不容置疑的地位。不過，他是從朱熹理學逃到陸九淵心學這裏的，所以他仍然沒有解決朱熹理學的“格物”問題。事實就是這樣：理學當時已經是一個完美、嚴密的體係，在它內部，很難產生獨創型的學者。
而當時是清一色的理學天下，想要在思想上被人矚目，必須要從朱熹理學開始。王陽明當然也不會例外。
那麼，他是如何突破朱熹理學，一舉創建王陽明心學的呢？
讓我們從頭開始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