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首先的反應，是這個領導吃飽了撐的，多此一舉。”安小男對我說。
“你太稚嫩了。”我笑著回答他，“他給你的那個監控名單上都是什麼人？肯定有一個是單位的其他領導，比如副行長什麼的吧？剩下的都是這個領導的直接下屬或者有裙帶關係的員工吧？這哪兒是執行紀律，明明就是在搞人嘛。你們行長想要通過你的技術優勢，把他的對頭們搞串聯的動向掌握在手裏，如果還能抓到什麼黑材料，那就更好了……”“還是你聰明。”安小男由衷地說，“我當時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後來想明白了嗎？”“想明白也晚了。”“你是怎麼答複你們那位行長的呢？”安小男當時的舉動是——凝視了行長片刻，像垂死的魚一樣“啵”地吐了個泡兒，然後說：“您這麼幹很不道德。”行長同樣凝視了安小男片刻，然後抬起手來，往外揮了揮，示意他出去，又向裏揮了揮，示意他把門關上。但是我也猜到，事情當然不可能這樣過去。在行長眼裏，安小男就算沒被對立麵提前收買，也已經屬於那種“知道得太多的人”，如果不能加入自己的陣營，那麼就萬萬留不得了。沒過多久，上麵來了一紙調令，將安小男調離了技術部門，發配去總行直屬的信用卡中心做推銷員了。
而我突然問道：“對了……那個時候，你是不是還在看書呢？”“什麼書？”31“曆史書。還有那些思想神棍寫的騙人玩意兒。”“當然不了。”安小男說，“不是告訴過你嘛，我已經對曆史學失望了。”“那你又何苦扯什麼道德啊？”“我也不知道。”安小男在昏黃的光線下垂下了腦袋，油氈一般的長發散發出一股黴味兒，“我當時隻是覺得特別別扭，特別難受，好像被人掐著脖子，往肚子上擂了兩拳，如果再不說點兒什麼就要喘不過氣來了。於是我就說了。”我又想起了他在商談轉係事宜時，對商教授的那次發飆。安小男雖然對曆史學失去了興趣，但促使他去研究曆史學的終極目標，也即“中國人的道德問題”，卻還像華老栓的那包洋錢一樣，往腰間一摸，硬硬的還在。
調動了工作崗位之後，他的生活就走上了下坡路。信用卡中心屬於新組建的市場部門，人員構成大多是編製外的合同工，效益考核也純粹是計件工資，拉進來一個客戶算一分錢。為了多拿提成，大家各顯其能，有到各種展會門口擺攤的，有到人多密集的場所掃街的，還有像出租車司機一樣隔三岔五到機場趴活兒的。但無論在什麼地點麵對什麼人，你都必須要放得開，要有一張好嘴皮子，讓目標客戶在極短的時間內對你產生親和感。而這恰恰是安小男的劣勢，他實在不知道應該和那些人說些什麼，更不知道如何讓人對一樣他不感興趣的東西產生興趣。他也曾經把同事們的那套推銷詞語記在心裏，一蹴而就地對著目標客戶全文背誦，但還沒等他把書背完，人家卻早已帶著莫名其妙的表情走開了。連續幾個季度的考核下來，安小男始終是單位裏的最後一名，他不僅工資被扣得所剩無幾，還要遭受同事們的奚落乃至敵視，因為他的推銷成績嚴重地拖了別人的後腿，連累大家一塊兒跟著挨批評、扣獎金。
終於，在信用卡中心新一輪的競聘組合即將展開時，安小男又一次承蒙領導單獨談話了。
這次仍然有茶，有中華煙，有水晶煙灰缸，而當他再一次如夢方醒地客氣起來時，領導的話卻是：“兩條道兒你自己選：要不你自己走，要不我們請你走。咱們這兒任務太重，競爭也激烈，不是養大爺的地方。”就這樣，安小男被迫從銀行辭了職。
32“然後你沒再找別的工作？”我問他。
“找了，但沒找著。推銷的崗位肯定是幹不了了，我說我還能做技術，但人家都不信，因為原先那個行長給我寫的鑒定是‘業務水平無法勝任’。”“那麼你回到學校來，是打算重新考研究生嗎？”“考上也念不起呀。”“你現在靠什麼生活呢？”“感謝母校，還是有辦法。”安小男告訴我，他失業之後，單位的宿舍自然也沒了，於是便來到這裏租了間小平房。
茫茫北京，他真正熟悉的地方隻有學校，走投無路之時也隻能回到學校附近。幾乎所有的學生在上學期間都恨過自己的學校，但畢業之後一旦混得不如意，卻又把學校當成了避風港。他們甚至是在自我欺騙，感覺隻要回到當初的狀態，那麼生活就還有希望。這也是我在拍攝這部“校漂”的紀錄片時總結出來的共性。總算是天無絕人之路，安小男閑散了半年，手頭的一點積蓄差不多快花光了，卻意外地發現了一個在學校裏靠山吃山的新門路。以前銀行的人事幹部給他打來了電話，吞吞吐吐地求他代替自己十九歲的兒子參加高等數學考試：“我看過你的成績單，理科全是滿分，所以請你千萬不要謙虛。”前同事願意為“這一單活兒”支付“市價”，也即五千塊錢，恰好和我當初把李牧光的論文“轉包”給安小男的價格是一樣的。
由此可見，那時候的李牧光的確是一個睡糊塗了的冤大頭，想找槍手也不先打聽打聽行情，從而給我留下了巨大的利潤空間。沒過幾天，安小男拿到了用自己照片製作的假學生證，走進了考場。他第一次幹這種勾當，固然緊張得滿頭大汗，但實際的操作過程卻波瀾不驚。公共課都是好幾個係的學生混考，幾百人的階梯教室裏基本上誰都不認識誰；況且大家都在埋頭答題，即便是同班同學之間，也不會留意誰該來沒來，誰不該來卻來了。他隻用了半個小時就做完了卷子，並故意答錯了幾道題——這是出於雇主的要求：“我們隻要七八十分就夠了，太高了容易暴露目標。”33有了良好的開頭，後麵的路也就平坦了。通過成績不好的學生們的口口相傳，安小男變成了中關村一帶幾所大學中赫赫有名的“槍手”，雇主們對他的評價普遍是：待人誠懇，業務精湛，要價合理，不留後患。還有人在校內論壇上主動為他打廣告：小男小男，考試不難。他的名氣甚至傳到了外地，就在去年，一個上海富商的孩子專門為他買了頭等艙的機票，請他過去為其斬獲了複旦大學微積分競賽第一名的獎杯。這個行當的經營周期和地壇廟會上賣羊肉串的有相似之處，都屬於幹三天頂一年，安小男隻會在期末的考試季裏馬不停蹄地趕場，其他的時間則都在學校周邊閑逛，或者幹脆窩在屋裏。
不過作為一個槍手，安小男也有著明顯的缺點。首先是他的穿著和外貌越來越不修邊幅了，身上還散發著嗆人的黴味兒，這導致他很容易在考場上引起懷疑；其次就是他過於注重“售後服務”這個環節，每次從考場出來拿到錢，都要苦口婆心地把考試題目向對方講解一遍，然後再進行一通思想教育：“連這都不會，你對得起父母嗎？”聽到這裏，我不禁啞然失笑，但才笑了一聲就生生咽住了。我看到安小男的臉上浮現出了貨真價實的痛苦，他講到自己的失業和窘迫困境時都是心平氣和的，但現在卻兩眼濕潤了起來。如果隻看那雙眼睛，你甚至會把安小男當成一個不慎失足的純情少女。
“我知道你覺得我虛偽，我也知道替人代考本身就是弄虛作假。”他打著磕巴說，“所以我每次勸那些學生好好學習的時候都是真心的，如果他們都能用功點兒，也就不用把父母的辛苦錢花在這種事情上了……”“那樣的話，你就連這碗飯也吃不上了。”我打斷他，扯開了話題，“你媽怎麼樣？”“暫時還過得去。”安小男舔了舔嘴唇告訴我，他的代考收入除了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開銷，其餘全部寄回了H市，並且是分月寄的。他至今沒有把失業的消息告訴母親，因此反倒慶幸母親的眼睛越來越不好，已經沒法兒坐火車來北京看他了。而每年春節回家的時候，隻要臨時換一身西服，也能大致搪塞過去。這麼大的事兒，居然被他瞞了個嚴實。
“所以說嘛，別再把道德什麼的當壓力。”我順勢替他開脫道，“道德34的標準也不是絕對的，得視情況而定。你的處境是饑寒交迫而不是衣食無憂，你麵對的又是赤裸裸的生活而不是宗教審判，況且你還有一個母親要贍養——憑什麼要求你的靈魂像那些有錢人的後脖頸子一樣雪白呢？那反而不道德也不公平。”“你真是這麼想的？”“那當然，而且一直都是這麼實踐的。”我說，“這年頭，就算蒼天有眼也被馬路上的攝像頭給取代了，隻要警察不來找你的麻煩，那你就是一理直氣壯的良民。日子已經過得不容易了，咱們都得活得盡量輕鬆一點兒，也務實一點兒，對吧？”安小男這時卻咧開了嘴：“可是警察沒準兒已經盯上我了，上次替人家考完力學出來，有個助教帶著保安跟了我一路，還把我叫出去盤問了半天……他們說以後再看見我就報警。”“那也不用怕，咱們再想想別的出路。”那天一直聊到了傍晚，我帶著安小男離開掛甲屯，到以前開在學校東門外的胡同裏、後來又移師到海澱體育場一側的“千鶴”餐廳吃了頓日本菜。沒有想到，如今的安小男也開始喝酒了，而且量還不小，我們一共要了五六瓶糯米釀製的清酒，差不多都被他一個人給喝了。酒足飯飽，我又提出找個地方“咯吱咯吱洗幹淨”，便強拽著他打車去了一家洗浴中心。酒勁兒被冷風吹上了頭，安小男的情緒也終於開朗了一些，他踉蹌著走在門口的幾個“羅馬人”中間，手四處亂指著，像小孩兒一樣賣弄著學識：“這孫子叫屋大維，這孫子是愷撒。”他身上的泥都快結成殼兒了，搓澡師傅表示必須得收雙倍費用。趁他正在搓著，我便穿好衣服走出了洗浴中心，到街拐角的自動提款機上取錢。先取了一萬，這是當年我利用安小男的文章從李牧光那兒賺的；又加到一萬五，這是把給我前女友郭雨燕的那份兒也添了進去；最後又加到了兩萬，這是每天的提款上限。我從腳邊撿了個塑料袋，將那摞錢胡亂包了，揣進洗浴中心裏遞給安小男。
他正坐在休息間，赤身裸體地摩挲著兩扇瘦排骨，好像一隻洗幹淨又煺了毛，隻等下鍋的菜狗。看到袋子裏的是錢，他驚慌地推回來：“這怎麼使得……你已經對我夠好的了。”35我感到了心酸，臉上再次發燒，硬是將錢推回去：“都是同學，客氣什麼。你先換一個像樣點兒的地方去住，再給我留個聯係方式，我看看能不能幫上你。”安小男的嘴像鯰魚一樣一癟一癟的，似乎馬上又要哭了。我的心裏五味雜陳，不禁動情地胡嚕了一下他的滿頭雜毛，又用力摟了摟他的肩膀。
這個舉動倒惹得旁邊兩個膀大腰圓的漢子好奇地打量了過來，在他們眼裏，我們也許很像一對正在上演愛情悲劇的同性戀人。
4在此之後，我又斷斷續續地找過安小男幾次，有時候請他吃頓飯，有時候給他送幾件劇組裏配發的工作裝。那兩萬塊錢他沒有用於換房子住，而是都寄回了H市，支付他母親治療眼病的費用了。他繼續住在掛甲屯廁所邊的平房裏，等待著下一個考試季的來臨，並提心吊膽會不會被校方抓個現行。
我也幫他找過工作。很遺憾，我們那個工作室的經費非常有限，因此才隻能剝削那些“有誌於藝術”的實習生，而要想添加一個全職的崗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至於我問過的其他同學那裏，情況就比較氣人了。那些家夥平常都吹得天花亂墜的，可是真趕上事兒，卻一個比一個縮得快，給我的答複不是“能力不濟”，就是“掣肘奈何”，還有人反過來開導我：“為了那麼一個人，你犯得著嗎？”這固然也沒什麼不正常的，世上有貧賤之交，有富貴之交，但最讓人無法想象的就是富貴與貧賤之交。讓我不舒服的是，他們對我的義舉也揶揄了起來。“上次我想在你的片子裏插倆‘軟廣’，你張嘴就要十萬，這時候卻他娘的扮演起了愛心大使——”一個自己開了個小公司的同學刻毒地擠對我說，“告訴你，就你兜裏那倆鋼鏰兒，想沾染真正的富人癖好還早著呢。”更讓我不適應的，反而是和安小男的交往本身。他看我的眼神已經不對勁了，剛開始是羞怯和感激的，後來就漸漸地變成了崇敬。那崇敬之中似乎又藏著什麼嚴肅、高遠的東西，仿佛崇敬的並非我這個人，而是我所代表的某種抽象觀念。他不會認為我對他的關切是出於什麼偉大的情懷，36進而把我看成“道德”的楷模了吧？
“我在大學期間所做的最正確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麼嗎？”在五道口一個擠滿了韓國人、“西巴”之聲不絕於耳的串兒吧裏，安小男奮力地用嘴擼著一根烤火腿腸，噴散著酒氣問我。
“是當眾痛斥了商教授嗎？”“不不不，是那天在圖書館門口和你打了個招呼。”“這實在不敢當。”我躲著他的目光說，“事實證明，我幫助你學習曆史什麼的，明明都是浪費時間。”“那些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兒，不值一提。”安小男用竹簽子“點”了我一記，“我的意思是，我很慶幸能交到你這個朋友，這讓我不再那麼孤獨了。”我忍不住打了個寒戰，突然有一種衝動，那就是向安小男坦白，我之所以願意幫助他隻是因為“黑”過他的錢，如今心裏突然過意不去了——假如非得把這種情緒稱為“負罪感”的話，其性質也僅僅類似於一個立誌減肥的胖子在酒足飯飽之後的後悔與自責。但我又在話要脫口之際憋住了。告訴他實情又有什麼用呢？當務之急，其實是尋找到一條門路，改變安小男的處境，幫助這個已經被現實逼到牆角的人“跳出來”。
恰恰是在這個當口上，另一個曾經把我視為“唯一的朋友”的人空降到了北京。
李牧光回國之前並沒有通知我，但降落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我打了電話。從那鯨魚腹腔一樣擁擠、雜亂的波音777機艙內，我先是聽到了亂糟糟的美式英語、澳洲英語、印度英語和粵語、上海話，隨後，在一片全球化的南腔北調之中，一個東北鐵嶺口音抑揚頓挫地宣布：“驚喜不？我南霸天又回來啦！”事實上，我已經有兩三年沒怎麼和李牧光通過信兒了，偶爾在網上聊兩句，也是浮皮潦草地匆匆而散。看起來，李牧光已經完全適應了美國的生活。他建立起了新的交往圈子和業餘愛好，更重要的是看似弄明白了自己在那邊應該幹點兒什麼，以及能夠幹點兒什麼。而這樣一想，他能夠念及舊情，首先找到我，就足以令我受寵若驚了。
我立刻放下手頭的事兒，奔向機場接他。在一群因為不熟悉新航站樓37而暈頭轉向的海外赤子中，我一眼就發現了李牧光。他正穿著一身80年代華僑風格的白西服和花襯衫，精神矍鑠地東張西望。看見我之後，他高呼了一聲小沈陽味兒的“longtimenosee（好久不見）”，張開雙臂將我淹沒在“迪奧”男士香水的氣息中。
“先看看這幾個寶貝吧，他們是貝貝晶晶歡歡瑩瑩和妮妮。”我被嗆得喉嚨發癢，掙脫出來指著遠處廣告牌上的五個“福娃”介紹道。這就有點兒沒話找話的意思了——我突然對眼前這個李牧光感到陌生。
“網上不是說還有丫丫嗎，她沒來？”“這不你丫來了嗎……”李牧光哈哈大笑，用力地拍著我的肩膀：“兄弟，你還是那麼風趣。”開車回城的路上，我遞給他一張劇組長包的酒店房卡：“還沒訂房的話就先到我那兒歇會兒吧，想必你也累了……”“不累不累，”李牧光揮著手說，“我在飛機的頭等艙裏都沒睡，好幾年沒回國了，太興奮了。”我驚愕地睜大了眼睛。難道李牧光還有睡不著覺的時候嗎？睡不著覺的李牧光還是李牧光嗎？突然間，我總算反應過來他哪裏令我感到不對勁了。一個一天到晚都在睡覺的人是萎靡的、淡漠的，就算站著，好像也已經完全垮塌了，過去的他就是這種樣子。而今天的李牧光卻是如此的亢奮、躁動和興致勃勃，身上除了香水味兒之外，還散發著既強烈又熾熱的能量。他儼然已經脫胎換骨了。
我自然問到了他是怎麼治愈嗜睡症的：“他們電你了嗎？給你注射什麼藥了嗎？”“電倒是沒電。藥吃了不少，不過也沒什麼用。”李牧光不堪回首地搖了搖頭，隨後又笑了，“倒也真奇了，本來所有人都覺得我那毛病是治不好的，但是突然有一天，我自己反而不想睡覺了。好像我已經把一輩子的精神都養足了，突然就想去吃、想去玩兒、想去找女人、想去幹點兒事業了。”“就那麼自然而然地——好了，沒有什麼具體的契機嗎？”李牧光歪了歪腦袋，好像思索了一會兒：“如果說契機，可能是我爸退休吧。退休了也就是沒權力了嘛，我媽打電話告訴我的時候都哭了，說38他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什麼事兒都照顧我了，還說我也該長大了，以後就得靠自己了……他們還給我寄了筆錢，讓我學著投資去做點兒生意。打這之後，我總感覺身後有一群狗攆著我，日子過得快了，人也有精神了。”這倒是個合理的解釋：地無壓力不出油，人無壓力愛犯困。別說李牧光了，我們所有人身上的精氣神，又何嚐不是被狗攆出來的。隻不過在有些人屁股後麵追著咬的，是一群得了狂犬病的瘋狗，個中滋味就與李牧光這種公子哥兒不同了。不管怎麼說，我還是要祝賀他，並且盡量利用好和他的交情——從那身“阿瑪尼”西服和“瑞摩瓦”旅行箱看出來，他很可能已經是個相當成功的買賣人了。
隨後的幾天，在李牧光的要求下，我開車帶著他滿北京地找樂子。這些年，從世界各地尤其是歐美竄回來的中國人越來越多，我身邊的不少朋友都會隔三岔五地接待一批外國還鄉團，並且把這種事情當成了負擔。他們抱怨說，有一類從海外回來的人很難伺候，那些家夥既像原來一樣愛麵子，又新學會了斤斤計較；既什麼都沒見過，又要裝作什麼都見過；既要蹭吃蹭喝從來不掏錢，又要指桑罵槐地暗示國內的種種不好。總而言之，他們同時具備著中國人與外國人的雙重沒出息和雙重不滿意。但李牧光可絕不是這樣的人，他的做派與其說像個海歸，倒不如說像個土財主：“隻要是國內有而在美國享受不到的，你就盡管帶我去。”於是我們去了“大三元”吃佛跳牆，去了朝陽公園的“八號公館”做泰式按摩，還去了昆侖飯店附近那家當時尚未查封的夜總會喝了場花酒。
每次折騰完，都是李牧光搶著結賬，我和他爭過兩回，他差點兒跟我急了：“看不起我是不是？看不起美國人民是不是？”還訓斥我：“別以為世界上的錢都被你們中國人掙了。”我問他：“你入了美國籍了？”“那當然，現在國家榮譽感正強著呢。”能夠這樣愛美國，可見李牧光的確在那邊混得很開。幾天吃吃喝喝下來，我便開始打探他“發的是哪一路財”，這一趟回來又是做什麼的。
“中國人在美國還能做什麼生意，無非是老三樣：餐館、洗衣房、倒買倒賣。”李牧光爽快地回答我，“我是最後一樣，隻不過玩得比一般人大一點兒。剛開始，我在洛杉磯的一家玩具批發公司幹活兒，老板是我爸的朋39友，他帶了我兩年，教會了我一些門道，然後就收手不幹，搬到邁阿密去享受生活了。我趁機買下了他的公司，又擴大規模，在一個‘帽兒’裏新開了家玩具城，占了整整一層樓。這趟回來當然是跑貨源，中國是世界工廠嘛。我過兩天就要到義烏去了，如果能跟那邊的商業協會談好，繞過中間商直接發貨，一個芭比娃娃就能省下十美元呢。”我仿佛看到成千上萬個芭比娃娃身穿著一模一樣的花裙子，浩浩蕩蕩地跨過太平洋，前往天使之城，走進了李牧光的玩具大觀園。接著，他又向我介紹了正在經手的各種玩具的產地、價錢和受歡迎程度：小醜魚尼莫、機器人瓦力、凱蒂貓、胡迪和巴斯光年……看來他這個老板的管理風格是親力親為，事無巨細都要了解和掌握的。他談論起生意的精明勁兒，也讓我再次感到恍惚，懷疑眼前這人和當年在我頭頂長睡不醒的李牧光究竟是不是一個人。
也就是在這時候，我動了把安小男引薦給李牧光的念頭。我尚未想明白在李牧光的生意裏，安小男那樣一個人到底能有什麼用處，但既然李牧光看起來不像大多數同學那樣勢利，又“做人正在興頭上”，那麼就算他不能幫安小男謀個職位，出於同學之誼施以援手也是很可能的。但我並沒有立刻采取行動，而是鞍前馬後地送走了李牧光，又耗過了一個多星期，等到他從義烏回來，才打電話約上了安小男。
那天算是我為李牧光回美國而設的送行宴，除了安小男之外，還叫上了以前曆史係的幾個同學。大家都驚愕於李牧光的巨變，但也旋即就適應了全新的李牧光，進而拿出場麵上那一套，駕輕就熟地和他套起“瓷”來。在紛飛的名片和酒杯中，安小男表現得比那天麵對攝像機時還要無所適從。他佝僂著腰，深陷在沙發椅裏，下巴都快與桌麵齊平了，歪著腦袋一會兒看看這個，一會兒看看那個。別人說話他插不進嘴，別人問他什麼也完全接不上茬兒。或許他一直搞不明白我把他弄到這種場合是為了什麼。
“這哥們兒不是那個——那個誰嗎？”菜走了大半，李牧光仿佛才發現了飯桌上還有一個安小男。他睥睨著，把酒杯舉了過去。
“咱們著實不認識。”安小男顫顫巍巍地舉起酒杯，卻沒跟李牧光碰，徑自幹了。我知道，他的舉動並非有意失禮，隻是因為麵對陌生人的緊張。
“莊博益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李牧光不以為意地笑著，又問，“哥40們兒在哪兒發財呢？”“失業。”安小男小聲地如實答道。
“實業救國嗎？具體是哪一行？”“不是實業是失業，沒工作。”“那就是自由職業者嘛——你太會開玩笑了。”李牧光還替他打了個圓場。
但安小男認真地糾正道：“的確是失業。”他的態度好像在和誰負氣，更加與酒桌上的氣氛格格不入了。旁邊的幾個人側目而視，已經不加掩飾地冷笑了起來。李牧光倒被鬧了個大紅臉，訕訕地起身去了衛生間。
我趁此機會跟了上去，在走廊裏攔住他：“剛才那人，你覺得怎麼樣？”“哪人？”“失業那人啊。”“他失業也不能賴我……不過看起來倒是個老實人，不像其他幾個人那麼滑頭。”“這就對了，你果然是塊幹事業的料，很有識人之明。”我恭維了一句，隨後介紹起安小男這個人來：他是我們的同級校友，他是理科天才，他恰恰是因為太“老實”才被打壓成了一個失業人員，他還要供養一個兩眼昏花的母親……自然，我略去了李牧光去美國學校的入學論文是安小男捉刀這一環節。現在再提這事兒，對我們三個人都沒什麼好處。
“那麼你的意思是……”李牧光遲疑著問我。
“能不能扶他一把，幫他撐過這個難關。”“這種事兒幹嗎找我？你也知道，我是個買賣人，不是開粥棚的。”“但你是我所認識的混得最好的人。”我赤裸地說。
這恐怕也是我能想出的最義正詞嚴的理由了。我說完，就像真的站在了某種道義那一邊，以審視的眼神直勾勾地看著李牧光。自從在心理上變成了一個成年人以來，我就很少如此誠懇而鄭重地對人說過什麼事兒了。
李牧光卻淡淡地笑了。
“你這不是要挾我嗎？”他聳了聳肩膀說，“我招誰惹誰了，混得好什41麼時候也成罪過了。”在那個瞬間，我很想向他闡述一個邏輯：如果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則就是零和遊戲，那麼混得好也許還真是有罪的。就像牆角裏隻有一撮麵包屑，胖老鼠吃了，瘦老鼠隻能眼巴巴地看著；還像這兩隻老鼠隻夠一隻貓填飽肚子的，黑貓吃了，白貓便隻能餓肚子。但李牧光那慵懶的笑容又讓我心虛了一下，隨後換上了習以為常的、漫無邊際的微笑。
這可能是條件反射，但也可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前麵說過，我很害怕變成一個偏激的人。我還懷疑自己是不是被安小男身上那種既沉鬱又淒涼的氣質給催眠了，這可不是個好現象。
於是，我們寡淡地咂吧了一下嘴，肩並肩地回到席上，繼續吃，繼續喝。那天的晚飯一直持續到了夜裏，很多人都喝得語無倫次了，安小男則是自己把自己灌高了。他到衛生間裏吐了兩趟，皺巴巴的襯衫上沾著來曆不明的液體，臉卻越來越白，兩隻眼睛泛出血絲來。幸好有兩個人的老婆打來了電話，異口同聲地威脅他們“再不回來就甭回來了”，李牧光這才把杯中酒一幹，瞥了瞥我說：“就這麼著吧？”大家出了餐館的大門，又在幾根朱紅的仿古柱子之間瘋癲地熊抱了一番，口中說的無非是“何日君再來”“常回家看看”或者“狗富貴，豬相忘”之類的套話。等別的鳥獸都散了，我湊近李牧光，拍了拍他的肩膀：“再去喝壺茶？”“要喝就到我那兒喝去吧，別再單找地方了。”李牧光仍然懶洋洋地笑著，又對不遠處正在發怔的安小男歪歪下巴，“你要叫上他也可以。”李牧光的確變得很精明，他已經料到了我接著想要做些什麼，而他的意思分明是那樁事情還“有緩兒”。我欣慰了一下，趕緊過去拉住安小男。
“我就算了吧……”安小男兩眼往地上溜著說。
我硬生生地扯著他：“你就權當再陪陪我吧。”李牧光的住處離餐館不遠。我們溜溜達達，影子被路燈拉長複又縮短了幾個來回，一起走進了長安街畔的那家老牌五星酒店。記得李牧光的父母來北京的時候，常住的也是這一家。喝了兩杯客房服務送來的“錫蘭伯爵茶”，大家很快氣定神閑下來。抓住這難得的清靜時刻，我又把話頭拽回到剛才的主題上，對李牧光反複強調安小男是多麼的需要幫助，又是多麼42的值得幫助。但我已經學乖了，不再企圖論述這種幫助是一種責任，而是將它渲染成了一種樂善好施、一種隻有李牧光這個級別的成功者才配擁有的美德。我的有些話已經說得很肉麻了，就連“你拔一根毛比我們的腰都粗”這樣的名句都引用了出來。
“哪個部位的毛呢？”李牧光還在打哈哈，臉上卻泛上了頗為享受的神色。
“任何部位。”我一揮手說，“隻要你舍得拔。”說這些話的時候，我是一點羞恥之心也沒有的。反正我是在替安小男央求李牧光，出賣的也不是我的自尊心。而安小男的頭卻一再地低下去，幾乎低到了地毯的羊毛裏去。他的手還在用力地摳著皮沙發的邊角，發出輕微的啵啵響聲。他的這副樣子讓我覺得自己有點兒殘忍，但又不得不時時扼殺著自己那令人反胃的同情心。
說到底，我是為了他安小男好。
終於，李牧光逗夠了悶子，瞥了安小男一眼：“別光人家說呀，你的態度呢？”安小男歪頭看了我一眼，沒有說話。他站起來，為李牧光把茶杯斟滿，又從寫字台上拿過一隻“高希棒”牌南美雪茄，連同水晶煙灰缸一起放到了李牧光的手邊。這是安小男在社會上混了那麼一遭，學會的唯一的“禮數”。做完這些，他對李牧光近乎羞慚地笑了。
李牧光點燃了那根狼煙彌漫的屎狀物，輕輕地感歎了一句：“你呀，還真是個老實人。”“咱們誰也不忍心看著老實人受委屈，對吧？”我趕緊說。
李牧光點點頭，站起來說：“再說了，莊博益的麵子我也不能不給。”“你的意思是——”“給我看倉庫，你能嗎？”李牧光對安小男說。
我心裏升起的懸念頓時墜落了下去，甚至覺得李牧光是在開一個惡意的玩笑了。我一個沒忍住，叫了起來：“這也太屈才了吧？要看倉庫你找一老頭兒、找一殘疾人不就行了嗎，用得著找安小男嗎？再說了，你在國內又沒有廠子，你讓他到哪兒看去，把他帶到美國去嗎？”43“你聽我解釋嘛。”李牧光搖著雪茄，不緊不慢地娓娓道來，“我說的看倉庫，可不是一般的看倉庫，而且正因為不用去美國，所以才非得找個過硬的技術人員不可。還是從頭說起吧，我公司的倉庫有兩個籃球場那麼大，地方就在洛杉磯港口附近的一個物流基地裏，是一次簽了幾年的合同整租下來的，不光我的貨得從這兒進出，同時還租給其他人用。這麼重要的產業，當然得找人看著啦，但是美國那鳥地方，勞動力的質量實在令人擔憂，所有的窮人都是被寵壞了的家夥，又懶又滑。我曾經一次性地雇了兩個黑人、一個白人和一個墨西哥人，讓他們兩人一組雙班倒，結果差點兒被氣死。有一次物流基地裏鬧水老鼠，他們卻喝多了睡大覺，導致幾箱芭比娃娃被啃得七零八落的，簡直像遭到了集體奸殺似的。還有一次，他們居然串通一夥越南流氓，把我的一批玩具給偷出去賣了……就這樣的貨色，我他娘的居然還要給他們發福利、上保險，而且要像伺候大爺一樣伺候他們。尤其是那倆老黑，連訓也不敢訓他們一句，否則他們就要上法院去告我種族歧視。這他媽的是什麼世道，還有沒有天理呀？比來比去，還是咱們自己的同胞靠得住，世界上再沒有人比中國人更勤勞勇敢的了，所以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倉儲這一塊的業務外包到國內來。”說到這兒，李牧光的語調就激憤了起來。但我仍然沒聽出個所以然來，忍不住插嘴問道：“你的意思是把倉庫挪到國內來嗎？”“那怎麼可能。”李牧光像看傻子一樣掃了我一眼，“我的玩具都要在美國賣，吃飽了撐的在中國蓋什麼倉庫？倉庫還在美國，但看倉庫的人要在中國。”“這怎麼可能？”“這並不難。”一直像悶葫蘆一樣的安小男這時卻突然開了口，“我們隻要通過互聯網建立一套可視係統，把攝像頭安裝在美國的倉庫裏，監視器則設置在中國，完全可以實現遠程監控。不光是監控，如果把電子報警器和美國的保安公司、警察局對接，一旦倉庫裏出了什麼意外，報警也完全可以通過網絡來實現。”“對啦。”李牧光一拍巴掌，激賞地看了一眼安小男，繼續對我說，“在這方麵，他就比你靈光得多。其實我這個想法也是受別人的啟發，現在美國的很多行業已經這麼幹了——比如那些推銷電話，常常就是雇了一幫44印度阿三從新德裏打過來的；還有我前些天新換了一輛林肯車，號稱有真人實時導航係統，結果接通了一聽，媽的，馬來西亞口音。一個馬來西亞土鱉教我在美國怎麼開車去比弗利山莊參加安吉麗娜朱莉出席的新款服裝·
發布會，多神奇！不過我在美國也谘詢過專家，他們說如果要實現我的這個創造性計劃，就必須在中國找一個技術過硬的人，因為這邊的監控終端得由他來建立和調試——你行不行？”他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問安小男的了。而安小男眨了眨眼睛還沒說話，我就已經代為回答了：“當然行。”“那麼恭喜你。”李牧光笑著向安小男伸出了手，“從今以後，你就是外企雇員了。”5
隨後的兩天，李牧光痛快地和安小男簽訂了勞務合同，然後又痛快地和我告別，登上如同鯨魚插了翅膀的波音777，返回美國了。沒過多久，他往國內彙了一筆錢，讓安小男租房子、買設備，將他們商量好的那個“監控中心”的中國分部建立起來。他還專門給我打了個電話，讓我幫他“看著點兒那小子”：“如果他想從我這兒揩油的話，那就打錯主意了。美國的財務製度和你們中國可不是一碼事兒。”這個態度令我隱隱地感到不快，但也隻好擔保道：“安小男你又不是沒見過，那就是一榆木腦袋，讓他在錢上做手腳還得現教呢。再說你讓我監督他，但又焉知我是不是個老實人呢？”“知人知麵不知心啊。我爸他們單位以前有個幹部，日子過得節儉極了，連過年也舍不得燉一鍋肉，可後來一查才知道，人家在北京和上海買了七八套房子——那錢又是從哪兒來的呢？”李牧光哼哼冷笑兩聲，但大概聽出了我的不滿，又安撫我說，“至於你，我是一百個放心的，咱們是朋友嘛。”他幹淨利索地掛了電話，卻把我留在一派類似於懊惱的情緒裏，莫名其妙地生了會子悶氣。在和李牧光接觸的這些日子裏，我一邊重新對他熟悉起來，一邊卻又感到他比以前更加陌生了。他的神態和語氣裏有了一種45毫不掩飾的倨傲之氣，並輕而易舉地重新定位了和以往故交的關係，把人與人之間的平視一律改為俯視，那架勢不言而喻——我和你們不是一個階級的。與此同時，他又展示出了令人直打寒戰的精明。就以他和安小男之間的雇傭關係為例吧，這個念頭李牧光也許早就盤算好了，但他一直不說，而是在我反複央求之後才以施舍的姿態答應。如此一來，便可以順理成章地開出那些苛刻的、對他大為有利的條件了：安小男是拿不到各種保險的，如果需要加班也沒有加班費，工資更是隻有李牧光原先雇傭的一個黑人保安的三分之二，僅為區區一千美元出頭而已。李牧光對此的解釋是，黑人看倉庫是需要上夜班的，而安小男人在中國，美國的夜晚恰好就是中國的白天，夜班補助也就可以免了。這樣算下來，安小男每個月就要替他省下幾千美元的人工成本，李牧光真是賺大了。
當然，我並沒有把李牧光的這些變化理解為加入美國籍的結果。決定人身上某些特性的，往往不是國籍而是階級。在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之前，全世界的資產者已經率先聯合了起來，他們的嘴臉也大抵如出一轍。試想換成一個中國富人同學，就會對我保持平等，對安小男出手大方嗎？情況恐怕更甚。所以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應該替安小男感謝李牧光，正是因為他的創意和實踐精神，才讓安小男重新有了工作。再考慮到中美兩國之間貨幣以及“人”本身的價格差異，這份工作甚至稱得上差強人意。
如今的安小男終於搬離了掛甲屯，結束了校漂生活。在我的幫忙張羅下，他在中關村以北的上地附近租下了一個寫字樓裏的開間。房間大概有三四十平米，裏屋的牆上掛著七八台液晶屏幕，此外還有保證時時暢通的網線以及高性能電腦主機；外屋則是洗手間和一張單人床，他下了美國的班，足不出戶就可以睡中國的覺。在設置那套監控係統的時候，安小男再次顯露了一個理科高才生的素養。他指揮李牧光那邊的技術人員將攝像頭安置在最合理、最精確的位置，保證偌大的倉庫不留一個死角；他還修改了軟件程序，升級出一套可以迅速切換視角的操作方法，這樣一來，同一個屏幕可以分別顯示幾個攝像頭的視角，當某一個攝像頭損壞或者被擋住之後，它附近的攝像頭也能及時填補空白。總之，這套係統的精髓正是：讓安小男像身臨其境一樣，在那兩個籃球場大的空間裏明察秋毫。
監控屏幕裏每天顯示著什麼樣的內容呢？無非是一個又一個庖丁解牛46般的黑白圖像：水泥地、牆角、貨架、通向走廊的安全門……把這些切片拚合起來，就得到了倉庫的全貌。隻不過是一個單調呆板的巨大長方體而已。但一想到這個長方體位於太平洋的彼岸，位於上萬公裏以外的我們的腳下，就不由得讓人心裏生出一種奇妙的感覺。
在高清晰的微觀攝像頭裏，我還見過工人們往玩具包裝盒上打價簽：一個芭比娃娃14.99美元，一個HelloKittyl6.99美元，一個會搖頭晃腦的機器貓略貴一些，是19.99美元。美國的物價的確令我們眼紅，我曾經給一個親戚的孩子買過一模一樣的“進口”芭比和HelloKitty，國內商場的售價幾乎高了一倍不止。而據我所知，我們國家東南沿海的打工妹們忍受著化學原料的毒氣，冒著手指和整張頭皮被機器絞掉的危險，生產出了這些人見人愛的小玩意兒，出廠價也就是二十幾塊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