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商教授的眼神便開始迷離了。他一定感到了和我當初一樣的惶惑。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問題。”在安小男的鍥而不舍之下，商教授又籲了口氣，看了看與會者中有著領導頭銜的那些人。曆史係的黨委書記還沒有走出門去，據說這人有可能要提成主管文科教學的副校長了。於是商教授陷入了另一種邏輯，這種邏輯就是容不得輕佻，但也容不得過分鄭重的了。
“你可以去看一看上個月《新華文摘》上的一篇文章，是我今年剛寫的，其中也有一部分談到了知識分子應該如何麵對今天的現實。”商教授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分清主流和支流，比起繁榮的、蓬勃的曆史主旋律，這樣那樣的問題都是小小不言的。”“也就是說，可以不關心嗎？”“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主流，或者潛心於自己的專業……”安小男一字一頓地說：“我認為您很無恥。”他說話的聲音並不大，但在會場上卻有如炸雷。一些人被定住了，另一些人則逃也似的加快了腳步離開。商教授著實是蒙了，他半張著嘴，瞪著安小男，僵在了原地，連話也說不出來。
14接著，安小男便抬起了一隻手，手指尖利地指著商教授的鼻子，開始了滔滔不絕的大鳴大放大批判。他質問道，中國社會已經淪落到了怎樣的一個地步，難道您沒有看到嗎？難道您不憂慮嗎？如果是一般的人也就罷了，但您作為一個學者，一個在公共領域擁有話語權的知名人士，居然選擇了鴕鳥策略甚至是睜著眼睛說瞎話，這是何種用心？
安小男還說，他之所以對曆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正是由於認為比起中文、哲學和社會學等等其他人文學科，曆史最有希望解決他的“核心問題”，但今天看來他錯了。中國的曆史學家並沒有他所希望的那樣高大，他們歸根結底還是一群“沒用”的家夥。
誰能想到，安小男的曆史研究之路沿著湯因比、費正清和布羅代爾等等大師繞了一圈兒，又繞回了在那個盛夏之夜和我討論的領域。他揮斥方遒地發表了十來分鍾的演說，直到商教授也麵色鐵青地溜走了，會場上空無一人，才喘息著停下來。據說此時的他已是滿臉熱淚，他居然哭了。
毫無疑問，轉係的事兒被徹底搞砸了，而安小男也在文科生之中出了大名。再順便說一句，那位商教授曾經把我們折騰得不善，他自己忙於上電視和走穴，基本上不給學生上課，但到了考試的時候卻擺出鐵麵無私的架勢，把題目出得非常難，一定要“掛”掉一批人才過癮；他還把係裏比較漂亮的幾個女生招致麾下，通宵達旦地為他整理新一期《百家講壇》欄目《中國穢亂宮闈考》的講義。基於這個情況，大家雖然認為安小男有可能瘋了，但也不得不感到大快人心。一時間，大家爭相到電子係的宿舍去瞻仰、聲援安小男，每天都有人隔著門簾對他揮揮拳頭：“幹得漂亮！”按照眾人的理解，安小男之所以突然發飆，正是因為那個“小安子”的玩笑——那讓他覺得受到了侮辱，進而失去了自控能力。再細一想，他對商教授的指責雖然突兀，但又來得多麼刁鑽，多麼讓對方無所適從。一個研究過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同學闡釋道，按照福柯的理論，瘋子雖然和正常人驢唇不對馬嘴，但是他們的思維其實有著嚴密的內部邏輯，一旦進入那個邏輯，正常人的經驗和智慧便喪失了作用，甚至也有可能會被搞瘋掉。這也是以商教授之機智老辣，卻被一個小毛孩子詰問得張口結舌的原因。
15在這種時候，我卻越發感到自己有必要躲開安小男了。作為一個骨子裏很“”的人，我對於那些具有狂暴因素的人與事，向來抱以本能的敬而遠之。然而還得怪學校宿舍的布局以及我們排泄係統的生物鍾，躲了一陣，我終於又被安小男堵在了廁所裏。
那是一個清晨，我剛衝完水，正邁著發麻的兩腿從隔扇裏挪出來，正好撞上安小男也站在小便池前。他迅速抖了一抖，提上褲子攔住了我的去路，眼裏滿是悲傷。
我摳了摳眼屎，仍舊不知說什麼才好。安小男卻先開了口：“我想，你應該理解我。”“理解你什麼？”“我的初衷並不是想去故意搗亂，更沒有針對商教授個人的意思。”他的一邊嘴角抽搐了兩下，“我很真摯，的確是希望曆史學，希望研究曆史的人能夠幫助我解決困惑。”“對不起，我們都讓你失望了。”“怪我，我不該強人所難……我太幼稚了。”安小男說完，拋下我轉身走了。而我卻沉默地站在原地，生出了一種類似於羞愧的心態。那感覺，就好像急匆匆地方便完了，才發現自己闖進了一間女廁所一樣。
2相比於安小男，後來混得最好的李牧光雖然和我是一個係的，住得也離我近得不能再近，但我對這個人的印象卻一度是模糊的。這倒不是說他沒有特點，恰恰相反，李牧光正是由於特點太過鮮明了，才導致我最初和他的交流極其有限。
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新生入校的時候。因為我屬於北京生源，所以不必提前幾天趕過來安家，而是卡在了錄取通知書上規定的最後一天，才背著鋪蓋卷走進了宿舍。當時屋裏看似沒有人，大家或許都去參加“入學教育”了。我草草鋪好了褥子，又到水房涮了涮臉盆，突然瞥到窗台上擺著一隻“愛華”牌雙卡收錄機，還是那個年代最新的款式呢。
我一時手欠，便按了播放鍵，喇叭裏隨即傳出了鼻音濃重的“牛津16腔”英語：約翰先生，今天的培根煎得怎麼樣？
愛麗絲小姐，我們來跳一曲華爾茲吧。
看來這台收錄機主人還真愛學習。我無言地笑了笑，把機器關了，這時卻聽見一聲呻吟從我床鋪的上方傳來。然後，上鋪的被窩裏鑽出了一個人腦袋：“哥們兒，幾點了？”這人一嘴東北腔，同樣也是鼻音濃重。剛才居然沒發現自己的腦袋頂上就躺著一個活人，這讓我先被小小地嚇了一跳，隨後便不好意思起來。
人家正在睡覺，我卻在宿舍裏東搞西搞，太不合適了。
我抬手看了看表：“下午四點多了……吵到你了吧？”“沒事兒沒事兒。”那人長得倒還周正，是一張東北人裏常見的國字臉，膚色也頗為白嫩，隻不過睡得有點兒腫脹了。他把一條光溜溜的胳膊也拔了出來，指了指雙卡收錄機，“你要聽就接著聽，抽屜裏還有磁帶，音樂的也有，相聲小品二人轉的也有。”看來他是那台機器的主人，我就更不好意思了：“那多吵呀，你怎麼睡覺？”“我不怕吵，在哪兒都睡得著。”他說完，把身子往被窩裏一蜷。
我看了看他雜草叢生的天靈蓋，又扭臉望了望窗外，輕聲叫他：“那我先出去，你知道別的同學在哪個教室嗎……哥們兒，哥們兒？”上鋪無聲無息，這人居然一轉眼就又睡著了。
到了晚上，和宿舍裏的其他同學見了麵，才知道我上鋪這人名叫李牧光，是從趙本山的故鄉“鐵嶺那旮旯兒”來的。同學們又嘖嘖稱奇地介紹道，自從到校以來，他就一直在睡覺，已經連睡了兩天兩夜了。何以要睡這麼長時間？
這時李牧光終於不情願地起了床，他一邊睡眼惺忪地刷著牙，一邊對大家解釋，這是因為報到之前，他們家人帶他到歐洲和澳大利亞玩了一圈兒，偏巧地球又是圓的，縱橫幾萬裏，時差把他的生物鍾統統搞亂了，所17以需要用睡覺調整過來。這個理由有些牽強，但卻暴露了李牧光的另一個情況，就是他的家庭條件很不錯。我考上大學以後，父母隻是給我買了塊手表，並且還不是瑞士的，而是日本“精工”，就算“以資鼓勵”了。其他兩個來自廣西和貴州的兄弟更慘，拿到錄取通知書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親串鄰地借債。再瞧瞧人家這日子過的。
一個同學問：“歐洲什麼樣？”李牧光打了個哈欠說：“上車睡覺，下車拍照，全忘了。”有一個同學問：“你爸是老板吧？”“算不上，也就是給國家打工的。”說到這兒，李牧光咂巴咂巴嘴，又從櫃子裏拽出一隻沉重的紙箱子來。謔，那裏麵真是五花八門：真空包裝的醬雞腿、鹵牛肉、整隻鴨子，進口蛇果、紅提、山竹和哈密瓜……這些大概是李牧光的父母給他留下來的，難道他們怕兒子吃不飽飯嗎？李牧光嚼了兩塊餅幹，然後又看了看我們，招招手說：“愣著幹嗎，大夥兒一塊兒唄。”我們這些沒出息的家夥便一擁而上，吭哧吭哧地吃了起來。這個聚餐會剛進行到一半，李牧光突然又伸了個懶腰說：“你們慢用，我就不陪了。”說完爬上床，不到半分鍾，又沒聲兒了。
誰也沒見過這麼愛睡覺、這麼能睡覺的人。此後的日子裏，我更加為李牧光在睡眠方麵的造詣而驚歎。每天早晨大家出門去上課，他正在被窩裏酣睡；中午大家回來，他仍在被窩裏酣睡；勉強被我們拽起來，極不情願地到食堂扒拉兩口飯之後，他總算有了一點精神，於是便會在園子裏東逛逛西逛逛，到球場去看人家打會兒籃球，但才過晚飯點兒就又困了，火急火燎地跑回來睡覺，好像剛上了一個大夜班似的。課他自然是不怎麼上的，不管是本專業還是公共課，考勤表上缺席的記錄都占了大多數。大二的時候，全體學生被拉出去軍訓，李牧光正在太陽底下站著“軍姿”，突然就像一段枕木一樣拍在地上，不省人事了。教官被嚇了一跳，以為他中暑了，休克了，然而我們幾個同宿舍的人卻一點兒也不著急。我們知道，他隻是睡著了。
這基本上就是李牧光大學生活的常態。套用一句偉人的名言來說，一18個人能睡覺不難，能天天睡覺也不難，但要是能天天都睡得像李牧光這樣驚世駭俗，那可就難了。日子久了，對於宿舍裏永遠有一個人在睡覺，我們從不適應到適應，又從適應過渡到胡思亂想，甚至還有了一種恐怖的感覺。大家都擔心突然有一天，李牧光會無聲無息地睡死在被窩裏。於是我提議，每天早上出門之前，都要有一個人去探一探他的鼻息，如果不幸真的發生了，那就趕緊通知校醫院的太平間。我們不能允許他臭在屋裏。
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了大學畢業。
我也不免好奇：難道李牧光一直都是這麼嗜睡嗎？假如中學時代也是這麼睡過來的，他又是如何考進我們這所赫赫有名的大學的呢？難不成他像電子係那個傳說中的安小男一樣，也是一個天才型的人物，而學校為了保護天才，才特批了他不需要上課、寫論文，甚至不需要考試嗎？
事實當然並非如此，天才怎麼會像那些抱著小孩賣黃色光盤的婦女一樣，你走到地鐵A口冒出一個，走到地鐵B口又冒出一個。有一次班級聚餐，我們的班主任老師被灌醉了，才吐露了李牧光背後的真相：他父親是東北一家重工業大廠的一把手，專門在廠裏為我們學校設立了一個理工科的“創新基地”，說白了就是贈送一塊地皮，供學校在當地開辦形形色色的收費班，販賣注水文憑；而這麼做的條件，是學校要給李牧光一個免試入學名額，並且保證他順利畢業。換句話說，李牧光雖然不是天才，但是他爸卻是天才——搞錢的天才、搞關係的天才，而那些天才要比智力上的天才更加暢通無阻。
不過這個信息流露出來，我們雖然在理性上感到了不公，但卻對事不對人。再看到李牧光安然高臥的時候，並沒有誰會真正地討厭他。平心而論，李牧光其人除了舍生忘死地愛睡覺之外，身上並沒有一點兒“各色”的、讓人不愉快的東西。他的脾性隨和極了，壓根兒沒顯露出過公子哥兒的驕嬌二氣。有的時候大家閑得無聊，就用報紙卷成小棍，去捅他的鼻子，捅得他噴嚏連天的，但人家卻一點兒也不生氣，打完噴嚏哼哼兩聲“不要搞我，想吃什麼櫃子裏有”，然後就繼續睡過去了。還有一次，我對麵床上那位兄弟也不知怎麼弄的，把半壺熱水澆到了李牧光的被子上，他被燙得嗷的一聲坐了起來，愣了片刻，憨笑道：“我尿炕了嗎？”19除此之外，自然還有物質上的收買。如前所述，李牧光那裝滿了吃食的百寶箱，大家是可以隨意享用的；他那台“愛華”牌雙卡收錄機也早被宿舍裏的兩個英語狂人霸占，練聽力用了。世紀之交，個人電腦在學生中間普及了起來，別的宿舍都是大家湊錢集體購買，還有為了你掏多點我掏少點而打架的，李牧光卻大手筆地一人買了兩台，一台台式機，一台筆記本。這兩台電腦，他這個長睡不醒的人幾乎從來沒有摸過，而我們卻可以用台式機打遊戲時用筆記本下“毛片”，或者用筆記本打遊戲時用台式機下“毛片”。
說來也慚愧，我吃著李牧光的，用著李牧光的，心裏還不止一次地嘲弄和詆毀過李牧光，但整整四年，我卻從來沒跟這個人進行過深入的交談，更別提交心了。我對他說過的話，僅限於“你果然還在睡”“你居然也會醒”和“給我用”“給我吃”這樣的層麵，而他的回答則基本上是“哦”“嗯”“好”以及無聲無息。我毫不懷疑，隻要大學一畢業，我就會把李牧光給忘了，就像他同樣會在睡夢中把我也給忘了。然而臨到畢業時的一件事，卻使得李牧光認定我是他“最好的朋友”，而交到我這樣一個朋友，是他大學期間唯一的收獲——當然，作為一個永遠長眠的人，他也不可能有別的收獲。
那又是在盛夏季節，我再次迎來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時候。隻不過以往是忙於應付考試，這時卻在忙於投簡曆、找工作。我們曆史係的畢業生可比不得理工科，到各大招聘會上稍微一打聽，就會發現自己的出路少得可憐。而我的成績本來就不怎麼樣，又不是黨員和學生幹部，形勢便更加不容樂觀，也就更加需要勤勉。有一天夜裏十二點，我才剛剛結束了一個位於昌平縣城的企業麵試，坐著長途車趕回城裏。這時宿舍已經熄燈了，屋裏充滿了此起彼伏的鼾聲和臭腳丫子味兒，我本想直接脫了衣服上床，卻忽然聽到咯吱一響，李牧光的腦袋探了下來。
“小莊……莊博益，你睡了嗎？”他問我。
四年以來，我隻見過李牧光在不該睡覺的時候閉著眼，可從來沒見過他在該睡覺的時候睜開過眼。我不由得哆嗦了一下，甚至覺得天有異象，馬上就快地震了：“你他媽的要嚇死我？”20“對不住，對不住。”李牧光的眼睛在黑暗中閃閃發亮，“不過我的確睡不著……也有個事兒想找你幫個忙。”難道李牧光也在為找工作的事兒發愁嗎？我沒好氣地說：“我能幫你什麼忙？你應該找你爸說去。”“這事兒他也幫不了我，隻能找咱們同學。”他的語氣突然變得可憐巴巴的，“我也問過宿舍裏的別人，可他們都不願意。”“別人不願意，我為什麼會願意呢……到底什麼事兒？”李牧光就磕磕巴巴地說了。原來他爸按照很多成功人士的育兒之道，決定送他去美國留學。為了辦這事兒，老頭子親自跑了趟得克薩斯，給他聯係了一所州立大學，並且以慈善家的身份留下了一筆不菲的捐款。按說這已經足夠把路“蹚”平了，然而快辦手續的時候，外國佬那種特別“死性”的毛病卻又犯了。他們提出，李牧光就算可以不參加入學考試，但總得提交一篇本專業領域的論文，否則沒法兒向所謂的“學術委員會”交代。
“你們學校的委員會，難道不是歸你們這些校領導管的嗎？實在不行我就跟你們書記談。”李牧光他爸什麼時候受過這種刁難，他一怒之下，簡直口不擇言了。
對方表示，那個委員會還真是有權把任何學生拒之門外的；而他們已經對李牧光很寬鬆了，如果不是因為這兩年財政吃緊，哪能隨便糊弄一篇文章就可以入學。至於“書記”這個說法，對方問道：“那是什麼東西？”於是壓力就轉嫁到了李牧光的頭上。他爸打來電話，讓他火速“攢”出一篇論文來，再翻譯成英文。這讓李牧光感到很無辜：“我又沒想出國，是他們非逼著我去的。這時候事情沒有完全搞定，卻又來折騰我，有這麼不負責任的父母嗎？”我隻好順著他說：“就是，他們太不知道心疼你了。”“可是我也隻好給他們擦屁股。”李牧光又說，“我這個著急呀，上火上得牙床子都疼了。今天我已經問了好幾個人，但他們都說正在找工作，根本沒時間替我動筆。”“可我也在找工作呀，我的牙床子也在疼。”我說。
“別人不管我可以，但你可不能不管我。”李牧光急道，“誰讓你是我的下鋪呢，咱倆睡得最近，交情也就應該最深。再說我不會讓你白幹的21……我給你錢。”“不要說得這麼赤裸……”我眨眨眼，“多少錢？”他說了個數：“兩萬夠嗎？”我仰著頭，像一隻坐井觀天的青蛙，和李牧光對視著。
過了半晌，我說：“夠了。”我之所以答應了李牧光，首先是因為兩萬塊錢對於一個學生來說，實在是一筆無法抗拒的巨款；而第二個原因，就是我突然想到，那篇文章其實並不需要我來寫——再說我也不認為自己有能騙過美國佬的水平。說定之後，我和李牧光分頭安然入睡。第二天他照常沒有起床，而我則披上衣服，蹲在廁所門口守候安小男。
七點來鍾的時候，安小男果然出現了。這時候卻是我追著他問了：“你對曆史還有興趣嗎？”“實話實說，已經沒有了。”“話不能這麼說。”我開導他說，“你其實隻是對曆史係以及曆史係的那些人沒有興趣了，但對於曆史本身，你一定仍然是樂於思考的……否則也不能解釋你為什麼一口氣讀了那麼多書啊。”“可我正是因為曆史係的人而對曆史喪失了興趣，我不認為那些人所搞的學問，能夠解釋我的困惑。”安小男把邏輯拽回到自己的軌道上，然後看了看我說，“你到底想說什麼？”“我想說的是，凡事應該有始有終，你可以寫一篇文章，談一談你前段時間研究曆史的心得。”我進而扯起了謊話，“我正在給出版社編輯另一本書，是《誰敢不讓中國說不》的姊妹篇，名叫《中國想說不，誰也攔不住》。你對曆史學的思考，是我見過最獨特也最終極的，仆未嚐聞有為道德而研究曆史者。我認為這本書裏如果沒有你的文章，那麼將是一大遺憾。”安小男的眼神陡然凝聚起來：“你真這麼認為？”我點了點頭，他也隨之點了點頭。
然後我補充道：“對了，稿費五千。”半個月後，安小男果然交給我一篇洋洋灑灑，長達幾萬字的雄文。那篇文章我大概掃了一眼，所用的材料和大多數論點都注明來自我向他推薦過的那些書，但安小男對它們進行了重新整合，從而指向了一個終極的天22問：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是如何不斷降低的？他從秦王掃六合、五胡亂華和竹林七賢一直寫到了五四運動，寫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他看來，中國原本是有道德的，但中國的曆史卻是一個不斷擊穿道德底線的過程。一穿再穿，時至今日，我們的民族已經相當於穿著開襠褲上街了。客觀地說，安小男的文章存在著嚴重的硬傷。首先，他將曆史解釋成了一個有目的、有意誌（也即消滅道德）的過程，這已經近乎陰謀論了。要知道，吾國吾民除了敗壞道德之外，還在春種秋收，男耕女織，需要忙活的事兒多著呢，誰那麼有閑心專門和道德這個勞什子較勁。其次，他絮絮叨叨地說了八百多遍“道德”，但卻並沒有對道德進行起碼的辨析——是儒家道德還是法家道德？內心道德還是社會道德？在他看來，“道德”似乎是一種先驗的天成之物，在人類的蒙昧階段保存完好，一進入文明社會就腐化變質了。但據我所知，原始社會不說別的，起碼婚姻製度的基本形態是：看上哪個女的就“給丫一悶棍”，哥兒幾個把她扛到山洞裏輪流上——這道德嗎？
看來天才也是有局限性的，安小男在理工科方麵的智慧並沒有平移到人文社科領域。或者說，他那種一根筋、特別“軸”的性格恰恰說明老院士製止他轉係是正確的。我有些擔憂這樣一篇文章是否能夠通過美國學校的審查，但轉念一想，我又何必替李牧光那麼盡職盡責呢？再說了，也許美國人會非常喜歡這種中國人自爆家醜的態度——就像他們很喜歡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一樣。於是我沒有耽誤，又拿著文章找到了我的前女友，外語學院的郭雨燕，請她將其翻譯成英文，翻譯費五千元。挾著巨款之威，我順便企圖和郭雨燕重修舊好，並且再次提起了去九寨溝旅遊的計劃，但是郭雨燕幹脆利索地請我滾蛋：“你這種人，一起玩玩兒倒是挺有樂趣的，過日子就太靠不住了。”“誰也沒說要奔著過日子去呀。”我說著“香”了她一記，又攬住了她的腰，“我們就是玩玩兒也可以嘛，純娛樂。”郭雨燕臉色泛紅，一對大胸起伏了兩下，但隨即卻嚶嚀一聲，將我推開。她正色道：“這就是你的愛情觀嗎？太不道德了。”他媽的，怎麼又是道德。安小男不是已經得出結論，中國人早就全無道德可言了嗎？可見他那篇文章的確是大謬特謬。
隨著我的徹底失戀，我們這茬兒學生也最終畢了業。朋友或仇人們像23狂風裏的雜草一樣飛向天南地北，轉眼之間大部分都成了陌路人。李牧光如願以償地拿到了美國的入學通知書，連最後的聚餐都沒參加就上了飛機。臨走之前，他給我們留下了兩台電腦、一台雙卡收錄機、幾身簇新的西服，還單獨交給我一個裝滿了錢的厚信封。我有點好奇，幫助他通過審查的，究竟是安小男那篇旁征博引的文章呢，還是郭雨燕那流利而精確的英文翻譯？抑或這兩者都不重要，美國佬既然拿了他爸的錢，所謂提交論文僅僅是走個過場罷了？當然，對於既成事實，我們也沒有必要像曆史學家那樣一味追尋原因，否則生活將會變得更讓人疲倦，也更讓人難以適應。
諷刺的是，出國之後的李牧光倒是與我交往得日益密切了起來，並且真的發展成了他所謂的“朋友”。恨不得剛一下飛機，他就開始給我寫信，告訴我自己在美國的見聞和生活狀況。這也能夠理解，人畢竟是需要回憶的，到了陌生的環境裏，往事就會煥發出原先所不具備的溫馨色彩。而李牧光的大學四年幾乎都在睡覺，可供他回憶的，似乎隻剩下了和我之間的那點兒交往。於是他美化了我們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將我給他“攢”文章說成了兩肋插刀的朋友之義，又把他給我兩萬塊錢說成了自己的仗義疏財。他的信上沒有一點兒美國氣息，反而發散著越來越濃厚的東北味兒：咋說呢？咱們兄弟就啥也不要說了。
自從我有了手機之後，他和我的溝通方式就變成了打越洋電話。每周起碼一次，一打就是一個小時，先聲稱“啥也不要說了”，然後說的話卻比我們睡在上下鋪的四年還要多。這個期間，李牧光的談話主題變成了抱怨。他抱怨美國的白人看不起他，黑人居然也看不起他；中國留學生裏比他更富的看不起他，那些窮得連二手“豐田”都買不起的家夥居然也看不起他。作為一個膚色、體格和智力都不占優勢的外鄉人，他在美國可真是受夠了委屈。更加讓他忍受不了的，是他在中國都可以盡情享受的自由，在美國卻受到了粗暴的幹涉。
“他們還不讓我睡覺。”“誰？”“我那個印度導師，還有美國房東。”說到這兒，李牧光都快哭了，“有一次我在屋裏睡了三天，房東就報警了。他們說這是病，必須得治。”我想了想，第一次給了他真誠而善意的忠告：“我也認為你應該配合24治療。”再後來，也許是度過了初來乍到的不適應階段，李牧光的電話總算漸漸少了下來，每次通話的時間也變短了。但這並沒有影響到我們的“交情”，當他父母來北京，我總會跑一趟他們下榻的豪華飯店，為他們磕磕巴巴地講解一遍美國補藥的說明書——都是李牧光寄過去的，其實也就是些深海魚油和褪黑素什麼的，想來“吃錯了藥”也沒什麼危險；而過了兩年，我的表妹林琳考入了美國名校斯坦福大學，我指派李牧光開著他的“凱迪拉克”橫穿了幾個州，去接林琳入學、給她安頓住處、采購生活必需品，並且由他埋單。能交上這麼一位有錢有閑，又傻乎乎的熱心腸的朋友，這也是我在表妹麵前唯一一件有麵子的事兒了。
林琳專門打電話感謝我，說的話和《圍城》裏趙辛楣對方鴻漸的評價剛好相反：“你這人雖然討厭，但還有點兒用處。”3
直到這個階段，安小男和李牧光之間還沒有發生直接的交集。我想介紹的發生在他們之間的雇傭關係，指的也絕非安小男那篇被我克扣了大半稿費的文章。一個“槍手”有什麼稀奇的呢？在我畢業之後，找到的頭一份差事，是在一個市屬機關當秘書，工作內容就是給副局長寫發言稿。而像我這樣的編製內“槍手”，在各級單位裏數不勝數。
再說一個笑話，我所“跟”的那位副局長本來是一平穀桃農，普通話不太標準，總是把“我們”說成“碗們”，而恰好我們的局長又姓郭，於是他朗讀稿件的時候就變成了：“碗們要團結在鍋的周圍，堅決解決好老百姓的副食供應問題。”這份工作我幹到第二年，就死活堅持不下去了。坐在單位的會議室裏，我感到自己真的是一隻碗，叮當亂響地空空如也，隻等著從鍋裏分出一點肉湯來。然而鍋身邊積極踴躍的碗又太多了，他們有的會往鍋裏倒米，有的是從更大的鍋裏空降下來的，還有的鑲著金邊嫵媚多姿，並且不憚於隨時和鍋跳到同一個水槽裏去洗澡。看起來，我這隻缺了口的破瓷碗是很難熬到出頭之日了，於是我咬了咬牙，放棄了這條許多人眼裏的“人間正道”，跳槽去了一個地方電視台下屬的節目製作公司。
25隨著廣電係統的市場化改革，如今的製作公司完全采用項目製，拍一個片子拿一份錢，不想幹活的時候，在家躺半個月也沒人管你。雖說碗們和鍋的關係仍然顛撲不破地存在著，但在這個管理相對鬆散的單位，我的生活狀態總算輕快了一些。我先是當記者，跑了一段時間的社會新聞，然後又轉入了編導崗位，很快混上了一個導演的頭銜。隻可惜我這個導演和動畫片導演、動物世界導演一樣，都是沒機會和女演員們“深入說戲”的。我幹的是紀錄片，所表現的內容不是邊遠山區的孩子走幾十裏路去上學，就是挺著大肚子的女支書都“破水”了還堅持帶領鄉親們搶修養豬場。
鬥轉星移地又過了幾年，我的某部主旋律片子蒙上了一個政府獎，進而和公司簽訂合同，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隨著財務上的寬裕，我在通州買了房子，接手了一個朋友的二手“大切諾基”，染上了把玩檀木佛珠和沏工夫茶的愛好；為了讓自己時時刻刻“更像個導演”，我還留起了絡腮胡子，每天出門之前都給自己扣上一頂鑲有紅五星的綠帽子。總而言之，我終於變成了自己既向往又厭惡的那般模樣——一個滿嘴跑火車的文化混混。
大概是北京剛開完奧運會的時候，我的不知第幾任女朋友，一位社會學專業的在讀研究生向我建議了一個新選題：中關村和學院路一帶的“校漂”人群。這個群體和那兩年受到大量關注的“蟻族”又有不同，他們之所以不是學生還賴在大學周邊，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人純粹是畢業之後收入低，貪圖食堂的價格便宜；有人是因為還保持著華而不實的精神追求，喜歡隔三岔五去聽聽講座什麼的；還有人是因為怎麼也跨越不了從學生到社會人的心理轉變，索性就拒絕長大了。憑著直覺，我感到這些人裏也許能挖出點兒什麼東西，弄不好還能再騙個國際上的二流獎呢。況且，我也迫切需要拓寬題材。
說做就做，我“撒”出去幾個聘來的實習生，讓他們為我搜集彙總了一批“校漂”的典型人物，然後帶著攝像扛著長槍短炮，逐一進行采訪。
工作進行得出奇的順利，那些“素材”形形色色，但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就是都不把自個兒當凡人，表現欲也特別強。他們對著鏡頭手舞足蹈，或抒情或明誌，令我不得不臨時調整思路，將一部繃著塊兒裝深刻的紀錄片改換成了喜劇風格。我還特地留心尋找了一下當年見過的那個“民間哲學家”，很可惜，留校任教的同學告訴我，那人因為偷竊了幾十件女生內衣，26已經被移交公安機關了。
幾天以後，前期采訪工作大致告一段落，我在母校的留學生餐廳請全組人員吃了頓飯，準備回去整理錄音。但在席間，一個比較負責任的實習生小張告訴我，在她搜集到的采訪對象中，還有一個沒有“采”到。
“不是都沒落下嗎？”我翻了翻名單說。
“那個人比較孤僻，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名字，也死活不願意上鏡。”小張說，“不過我總覺得這人身上有故事。他沒工作，也從來不到學校的課堂去聽課，每天就是在學生宿舍裏竄來竄去，保安把他當成撿破爛的，往外攆了好幾回，但每次攆出去，沒兩天他又回來了……”“沒準真是個撿破爛的呢？或者在倒賣偷來的自行車？”“我見過他一次，絕對不像。”小張篤定地說。
我時常教育手下的孩子們，幹活兒一定要有始有終，哪怕一個鏡頭沒拍到也不能收工。我也對他們說過，真正有意思的素材往往是鍥而不舍地“摳”出來的，而非隨便拍一拍就能捕捉到的。小張的態度倒好像將了我一軍，於是我讓其他人先吃，自己跟著她走出了餐廳。
小張所說的那人的住處，就在我們學校西門外的“掛甲屯”一帶。那兒的居民把平房加蓋成搖搖欲墜的簡易小樓，再按間甚至按床位租給住戶。這麼多年過去了，這個城中村仍然又髒又破，熙熙攘攘，土路的兩側擺滿了賣雞蛋灌餅、麻辣燙和羊肉串的攤子，不時有戴著厚厚的眼鏡、滿臉木然的年輕人夾著書本匆匆而過。小張帶我穿街過巷，拐進了靠近圓明園西路的一個小院兒。她在一扇緊閉的門上敲了敲，半天無人應聲，又不甘心地透過窗簾縫往屋裏打量。
“幹嗎的？”一個穿花睡褲的矮胖女人拎著一網兜蔬菜進來，警覺地看著我們。她大概是小院兒的房主。
“這兒的住戶不在家嗎？”我指指那扇門說。
“我出門的時候還在呀。”房主說，“難道又被抓走了嗎？”“什麼人抓他？警察？”“不是警察，是學校裏的人。”房主擻撇嘴，“給我惹了不少麻煩呢，要不是看他孤苦伶仃的挺可憐，早把他攆出去了。”我對小張努了努嘴，和她走出了小院兒。院門對麵，是一間汙水橫流27的公共廁所，從剛才起，那股惡臭已經把我熏得很煩躁了。我沒好氣地對她說：“八成就是個小偷什麼的。我上學的時候，就在宿舍裏撞上過一個，哥兒幾個攆著他滿學校亂跑，最後差點兒沒跳湖了。”小張卻瞪大了眼睛，朝我身後望去，同時抬起了隨身攜帶的微型攝像機：“就是他就是他。”我不由得回過頭，看見一個又黃又瘦的人。他的頭發長可及肩，髒得都打綹了，身上穿了件分不出顏色的雙排扣西服，腳踩一雙塑料拖鞋。他的手裏攥著一卷衛生紙，衛生紙耷拉下來一截，隨風擺動著，倒是這人周身上下唯一鮮亮的顏色了。
我像被什麼奇異的情緒擊中了，半晌沒說出話來。他卻在紅五星綠帽子和絡腮胡子之中努力地辨認著我的臉，片刻之後，眼睛裏流露出了單純的、近乎天真的驚喜：“你是莊博益？”“安小男？”他扭頭看了看小張，伸出一隻因幹枯蛻皮而處處斑駁的手，急促地擺動著：“念及同學的情分，你就別拍我了行嗎？”真沒想到，我和安小男久別重逢，居然又在廁所門口。我讓小張關了攝像機先回去，自己跟著他走進了那間小平房。房屋低矮，進門時必須得低頭，否則會蹭一腦門子灰；屋裏有一床一桌一椅，看起來都是二手市場淘來的舊貨，此外再無他物。坐在二十五瓦燈泡的下方，安小男便顯得更加肮髒，也更加瘦弱了，但如小張所言，他絕不像個撿破爛的和小偷。如果讓我說，他倒像個20世紀80年代的流浪詩人兼過度手淫犯。
他那手足無措、局促不安的模樣也讓我心酸。要知道，我們可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作為改革的同齡人，我們雖然沒占到什麼改革的便宜，但是比起那些更年輕的後輩，吃改革的虧也還算吃得比較少的——起碼找個相對體麵的工作不難做到。那些和我一樣不學無術的家夥都已經有資格在辦公室裏大搞性騷擾了，而安小男可是理科生裏公認的天才，腦袋裏據稱“裝著半個矽穀”，他怎麼會混到這般田地？
因為害怕刺激到他，我沒有直接發問，而是延續拍紀錄片的思路，迂回著和他談起了眼下的學校生活——都是些瑣碎細節。安小男告訴我，學28生第一食堂那著名的冬菜包子已成絕唱，圖書館地下室的錄像廳也停業了；原來被我稱為“肉香閣”的澡堂子卻還開著，尤其是女部，飄出來的香味兒越來越濃了，“但洗澡的早已不是原來的人了吧”，他咂吧了一下嘴說，那一瞬間居然顯得有些風趣了。
總之，學校是雕欄玉砌應猶在，我是前度劉郎今又來，安小男則已經鄉音不改鬢毛衰。看到他的狀態倒還平和，我終於開口：“畢業之後就再也沒見過麵……我還以為你留在電子係讀研究生了呢。”“也是命，也是活該。”安小男垂下頭去苦笑了一聲，“我還得感謝你呢，當初剛畢業的時候，是你那五千塊錢幫我在北京安了家。”我掃了一眼他的“家”，臉上發起了燒。幸好安小男沒有察覺，他自顧自地講了下去。當初本科畢業以後，他固然沒有進入曆史係，而電子係力邀他繼續讀研究生，還開出了免試英語、政治的條件，卻也被他拒絕了。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和興趣、追求之類的東西無關，起作用的隻是一個簡單的因素——生計。在安小男十歲出頭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他是靠母親在肉聯廠洗豬腸子拉扯大的。天長日久，母親的手已經被堿水燒壞了，眼睛也被熏得迎風流淚，視力大大下降，眼瞅著這份活計都做不下去了，幸虧熬到了兒子大學畢業，手裏攥著的又是一份熱門專業的文憑。供養安小男上學讀書，在他母親看來就是為了改變家裏的生活狀況，隻要能實現這一目標，那麼就算回了本兒，含辛茹苦沒有白費；相反，如果不能立竿見影地賺出真金白銀，那麼再多的頭銜也是扯淡。
“我真是幹不動活兒了。”他母親對他說，“手像咬了幾千隻螞蟻，這我能忍，但眼睛要是瞎了，拖累的反而是你。”在此後的擇業過程中，也是母親的意見起了主導作用。安小男沒有進入對口的通信公司或者大型國有電子管廠，他母親的理由是，前者不是有保障的鐵飯碗，而後者的效益不好，工資太低。選來選去，她主張讓安小男去銀行上班。一個純粹的理工科，到銀行又能做什麼呢？這是因為剛好在這期間，金融機構開始大力推進數字化辦公，他們需要安小男這樣的人才提供“技術支持”，說白了也就是當局域網的設備管理員。
於是安小男穿上了黑西服，胸口別了一隻鍍金領帶夾。本來這份工作還是很實惠的。首先工資可觀，旱澇保收；其次活兒也不多，辦公室裏遇29到的技術問題在他看來都是小兒科，最麻煩的不過是重裝係統和恢複硬盤，實在不行還可以開單子重買一台電腦，反正單位有的是錢。那段時間，安小男的生活過得相當滋潤，他在西單附近分到了一間精裝修的宿舍，宿舍裏堆著工會發的魚、肉、水果、成袋的大米，他還能每月定期往家裏寄一筆錢，不僅足夠母親在H市衣食無憂，而且還能攢下來“將來結婚用”。
但是變化發生在三年前。某一天的午休時間，安小男所在的那個支行行長突然打來了電話，想約他談談。這還是他頭一次受到頂頭上司的單獨召見呢，安小男有點懵懂，但還是準時推開了行長辦公室的大門。
支行行長正在屋裏看文件，他抬起手來向裏擺了擺，示意安小男進屋，又向外擺了擺，示意安小男把門關上。安小男把半個瘦屁股坐在寫字台對麵的沙發上，眼巴巴地看著領導給他倒了杯茶，給他拿出了一包中華煙，又將寫字台上那隻沉重的水晶煙灰缸放在了他身旁的沙發扶手上，這才意識到了什麼。他立刻跳起來，慌亂地躬著腰說：“我不渴，我也不會抽煙……要不您喝吧，您抽吧。”行長被他那拘謹的樣子逗得哈哈大笑：“我就喜歡你們這些搞技術的人——實誠，心裏沒那麼多道道兒。”然後又草草問了安小男的工作以及生活情況。安小男一一答了：“謝謝您的關心。”支行行長話鋒一轉：“向你谘詢一個技術問題。”安小男說：“您說。”支行行長說：“通過你那台主機，能否掌握行裏每個人的電腦數據，以及他們都用電腦幹了些什麼——比如聊天、轉賬、炒股……”安小男說：“從理論上來說，隻要使用特定的軟件，那麼就是可以做到的。因為行裏的網絡是通過我這台服務器對外連接的，這就相當於我這裏是公共汽車的調度站，每一輛車的行駛速度快慢雖然有差別，但是路線和停靠站點全都被我記錄著。”支行行長滿意地點了點頭：“那麼交給你一個任務吧。”安小男說：“什麼任務？”“去搞一個你說的那種軟件，花多少錢我給你報。”支行行長說著，又30把一張打印紙遞到他麵前：“這個名單上的人，你從今以後把他們上班期間收發的所有郵件、用通信軟件和別人說的話都保存下來，每周拷貝給我過目。”安小男就傻了。他不知道行長讓他做這個是為了什麼。這是在嚴肅工作紀律，落實考勤製度嗎？可門口分明已經安裝了指紋打卡機，辦公室裏也設有不留死角的攝像頭，總行還會定期派出檢查人員，一旦發現誰用單位的電腦玩遊戲或者炒股票，立刻通報批評。再說所謂的紀律和製度，說到底都是執行給上麵的人看的，又何必那麼較真兒，非得將監控細致到每一封郵件和每一段聊天記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