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俄國計量事業的門捷列夫時代德米特裏·伊萬諾維奇·門捷列夫a是以發現元素周期律而聞名世界的化學家。1890年，門捷列夫因庇護學生與教育部長鬧翻，憤而辭去國立聖彼得堡大學教授職務，轉而關注俄國的關稅及工業發展等a德米特裏·伊萬諾維奇·門捷列夫（ДмитрийИвановичМенделеев，1834—1907）：俄國化學家、物理化學家、物理學家、計量學家、地理學家、經濟學家，在眾多學科領域做出重要貢獻。他提出的《門捷列夫周期表》享譽世界。彼得堡皇家科學院通訊院士、國立聖彼得堡大學教授、國立聖彼得堡技術大學教授。
122第三章?工業革命與俄羅斯工業化（18—19世紀）問題。門捷列夫辭職後，立即被俄國海軍部聘用，專門負責研製無煙火藥。門捷列夫為了完成研製工作，出訪英國、法國，於1891年在俄建立火藥研究實驗室，1892年發明了無煙火藥。
19世紀末俄國工業迅速崛起，生產了大量機器產品，需要投入國際市場。然而，俄國與歐洲度量衡標準不統一。這成為阻礙俄國發展外貿規模的“瓶頸”問題。由於門捷列夫務實、愛國、做事嚴謹，被時任財政大臣的改革家維特a推舉為度量衡貯存庫第三任庫長。
1892年門捷列夫出任度量衡貯存庫庫長後，一麵推廣度量衡的統一和普及工作，一麵把度量衡作為科學研究對象從事科學研究。他比較了俄國與國外度量衡，指出：當時世界上最有效力的度量衡有英製、法製和俄製體係，還沒有形成世界公認的公製。在這個大背景下，需要出台俄國國家政策、法規，製定精準的俄國度量衡，並向全俄進行度量衡知識的普及化推廣工作等措施，以達到逐步普及、統一度量衡的最終目的。門捷列夫認為俄國度量衡統一工作需要經過一個必不可少的從亂到治的過渡期。這個時期將非常漫長，且不宜過快結束。門捷列夫向財政部提出設立國家度量衡總局並在各地設立分局的建議。維特采納門捷列夫的建議，批準把度量衡貯存庫改製為度量衡總局，並撥款幫助門捷列夫在彼得堡、莫斯科、華沙、敖德薩、裏加成立分局。門捷列夫計劃20年內在全俄境內成立100個度量衡分局。
a維特（СергейЮльевичВитте，1849—1915）：俄羅斯帝國政治家，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羅斯工業化發展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起草《十月宣言》——俄國第一部憲法的前身。曾任俄羅斯帝國交通大臣（1892）、財政大臣（1892—1903）、大臣委員會主席（1903—1905）和第一任俄羅斯帝國大臣會議主席（1905—1906）。
123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門捷列夫的改革措施包括：首先，矯正並封存了俄製的長度和重量度量衡樣本，奠定了俄國國家統一度量衡標準的基礎。
第二，把度量衡總局建成國家計量學研究中心，從事計量學的科研與實踐工作。
第三，研發度量衡單位的規律，獲得法律支持。
第四，在俄國各大城市建立度量衡總局的分支機構，形成度量衡係統，監察、推廣度量衡的使用工作。
第五，籌備從俄製向公製的轉化工作。（Гинак，2008）53與此同時，門捷列夫注意隨時引入歐洲新標準及新產品。例如：門捷列夫學習德國物理技術學院和法國國際度量衡局的新知識和管理經驗，從慕尼黑購買了24小時誤差在1\/100秒之內的鍾表，安置在冬宮對麵陸軍總司令部大門上，並通過電線從度量衡總局發信號矯正鍾表誤差。1905年，門捷列夫開始設立俄國全境的時間標準，並在首都全城實施。由於俄羅斯全境橫跨11個時區，所以門捷列夫實施的統一全俄時間標準的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門捷列夫不僅重視製定統一度量衡、標準等工作，而且還重視在全社會普及和宣傳相關知識。盡管實際應用效果甚微，但還是引起很大社會反響。為了吸引社會各界對度量衡問題的關注度，門捷列夫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在報紙上做宣傳海報；向國內外人士開放度量衡總局，展示從國外進口的儀器；在各地開設分局時舉行隆重的開局典禮；提高度量衡官員工資等。同時，門捷列夫把度量衡總局辦成科研機構，開展俄羅斯計量學研究：創辦俄文雜誌《計量學》；發表科研成果和實際工作報告；培養研究人員。
門捷列夫之所以能夠推行計量改革，主要得益於維特的支持。但124第三章?工業革命與俄羅斯工業化（18—19世紀）是，由於爆發了1900—190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1905年的俄日戰爭及1905年的革命，維特被迫下台。在維特下台後，俄國各項政策都受影響。門捷列夫對計量事業的各項改革措施沒有得到徹底落實。
盡管如此，門捷列夫的計量改革還是對俄國現代化發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曆史作用。
第一，門捷列夫的計量改革是俄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財政部大臣維特主持下的一係列發展國家工業、科學、商業的改革計劃之一。
第二，在門捷列夫的領導下，俄國首次成立了較為完整的計量體係，在全國範圍內解決了度量衡的統一問題。
第三，門捷列夫成立度量衡總局並在全國設立度量衡分局的建議在俄羅斯當時是必然、必須和非常及時的。
第四，門捷列夫在度量衡總局提出“三位一體”的改革規劃：進行計量學科研；開展統一並推廣度量衡、計量體係的實踐工作；完成統籌組織管理工作。“計量學的演進清晰而顯著地展示了概念思維經曆了從偶然、隨意、主觀走向共識、規範、客觀，從混亂走向有序，從獨立、分散走向相互關聯和統一，從經驗走向科學的過程。”（Шостьин，1975）13這種“科研—應用—組織”“三位一體”的規劃與國際水平接軌，與俄國工業發展需要相符。
第五，門捷列夫推動計量普及工作，向百姓說明為什麼需要進行計量改革；計量改革既順應民意，又對國家對促進社會發展大有益處。
第六，門捷列夫通過提高計量工作人員工資，達到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與名望的目的，促進了公眾對計量事業以及計量工作人員作用的關注和理解。
第七，門捷列夫的計量改革為俄國計量體係後續與國際公製接軌，為製定俄國的國家標準製度奠定了理論與實踐基礎。
125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第三節?工業革命背景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在西方第二次工業革命過程中，鐵路已經成為工業化的集成者，代表著國家科學、技術和工業製造的國際競爭力。國家擁有鐵路的裏程成為衡量其世界地位的標誌。就這一點而言，19世紀初，俄羅斯還遊離在歐洲先進國家圈之外。
鐵路交通業的產生與發展為俄羅斯工業化開辟了新天地。
一、鐵路建設與俄羅斯的工業化由於鐵路工程關係到國家的軍事部署、經濟發展，乃至人才培養、外交關係等國家大政方針，所以，俄國的鐵路建設從一開始就受到皇帝重視。
1837—1838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命交通工程師學院（Институткорпусаинженеровпутейсообщения）的教授、工程師梅裏尼克夫（П.П.Мельников）中校率團考察歐美國家的鐵路建設情況。梅裏尼克夫回國後開始大規模組織建設俄國的鐵路。
19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初，是俄國鐵路建設第一個高潮。
俄國第一條鐵路於1833—1834年在烏拉爾的下塔吉爾工廠內建成通車。1837年，在聖彼得堡與皇村和巴甫洛夫斯克鎮之間鋪設了第一條26.5公裏長的皇室專用鐵路線。而真正發揮經濟效用的鐵路是1843年設計、1851年建成的莫斯科—聖彼得堡鐵路線。在此基礎上，彼得堡—華沙鐵路（1853—1862年）、裏加—迪納堡鐵路（Динабург，126第三章?工業革命與俄羅斯工業化（18—19世紀）1858—1861年）和莫斯科—下諾夫哥羅德鐵路（1858—1862年）等相繼建成，並入歐洲鐵路網。到1862年農奴製改革前，俄國已鋪設了約1600公裏鐵路線。但與同期已建成16000公裏鐵路線的英國相比，俄國工業化的速度和程度都處於落後狀態。顯然，1600公裏的鐵路長度不能滿足地域龐大的俄羅斯帝國的需要。
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鐵路運輸的貨物中糧食所占比重為40%，19世紀90年代時降至25%。運輸的主要商品變為金屬、木材、石油、煤以及工業加工產品。在這30年中，開采出的煤中有36%、石油中有44%、金屬中有40%用於鐵路修建。（Кабанов，1959）160這種由鐵路運輸帶來的經濟質變，督促俄羅斯人改變對鐵路這一新事物的認識。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初，西方工業化已經基本完成，其工業革命的成果促進俄羅斯新興資本主義者向東部地區拓展商業。特別是在克裏米亞戰爭戰敗後，俄各界人士一致承認，鐵路對俄國來說是國家強大、人民富庶的重要條件，發展鐵路成為振興俄國工業的突破口。
19世紀90年代下半葉俄羅斯開始第二個鐵路建設高潮，相繼修建了外高加索鐵路、外裏海鐵路和西伯利亞大鐵路。這些鐵路建成後，俄國已經成為一個鐵路大國，其領土大部分地區擁有了穩定而快速的晝夜運輸係統。可以說，鐵路建設引領俄羅斯向工業化縱深發展。
二、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創意、融資和設計俄國政府在擴充領土的過程中發現：俄國東部邊疆地區工業基礎薄弱、農業商品化發展緩慢、商業貿易原始落後、交通運輸業不發達。西伯利亞地區的“交通不便捷阻礙了勞動地理分工的發展，127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是擴大西伯利亞內部市場的絆腳石”（Кабанов，1959）14。而且，由於受到交通的製約，俄國政府對遠東地區的安全問題越發感到鞭長莫及。為了改變這一狀況，為了促進俄羅斯歐洲部分的資本盡快滲入其東部邊疆地區，必須發展鐵路建設。俄國在克裏米亞戰爭中的失敗更加促進新一代君主把建設東部鐵路的任務提上議事日程。
自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後，從歐洲到遠東較之繞道好望角，縮短了數千公裏路程和幾星期時間。從歐洲到遠東，經蘇伊士運河需要45天。如果建成西伯利亞鐵路，走完這段路程隻需要20天左右的時間。可見，西伯利亞鐵路有望取代蘇伊士航線，成為連接歐洲與遠東的主要通道。俄國將在爭奪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霸權時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所以，19世紀末，俄國政府開始考慮修建一條連貫的、將歐俄地區與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連接起來的鐵路——西伯利亞大鐵路，以緩和國內在新形勢下產生的尖銳社會矛盾，改善遠東國際關係力量配比。
西伯利亞鐵路建設的支持者主要是與這一地區貿易有關的商人、企業家。其中商人諾斯科夫（И.Носков）的建議最為具體。他提出沿西伯利亞驛道修建從下諾夫哥羅德到恰克圖和阿穆爾岸邊的鐵路。
他強調：“如果建成這條鐵路，不僅對西伯利亞和全俄的貿易和工業帶來重要變革，也會對歐洲與東方各國的貿易、相互關係產生影響。”（Борзунов，1963）53諾斯科夫提出了把整條鐵路分成幾個獨立的路段和區間分別修建的方案。俄國政府采納了這個建議，用作建設西伯利亞大鐵路方案的基本原則。
19世紀末，西伯利亞大鐵路是一個異常複雜的工程。鐵路工程的全生命周期糾纏著眾多矛盾。從路線確定、集資方式、路權分配到線128第三章?工業革命與俄羅斯工業化（18—19世紀）路勘探、設備采買、鐵軌鋪設、配套設施建設、沿線安保、維護、運營等各個環節充斥著各種問題。俄羅斯國內不同地區的新興資本家為爭奪路權壟斷地位而提出不同的線路走向；新興資本家與政府官員為爭奪未來利益分配而提出不同的集資方案；英、德、法、美等國代表想瓜分路權、獲得設備采買權和沿路經濟開發權，因而提出不同線路和集資方案。因此，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決策經過30年爭論沒能達成一致意見。
1892年維特出任交通大臣和財政大臣，徹底改變了糾結的局麵。西伯利亞大鐵路最終建成。維特總結道：“他（亞曆山大三世a）起用我，意在讓我完成他的修建鐵路思想。我先任交通大臣，後於1892年8月30日出任財政大臣，……不管前任的那些大臣如何阻撓鐵路修建，我直接聽命於皇帝，把皇帝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思想貫徹到底，……我為推動完成這一偉大事業做了努力，但首先歸功於亞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b兩位皇帝的支持。”（Витте，1960）355西伯利亞大鐵路西起莫斯科，東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綿延9332公裏，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長的鐵路。其主體工程主要位於俄國亞洲部分，於1891年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車裏雅賓斯克東西兩端同時破土動工修建，1904年全線通車，收尾工程則延續到1916年。這部分鐵路長達7587公裏，分三期完成（見表3-1）。
a亞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III，1845—1894）：俄羅斯帝國皇帝，1881—1894年在位。
b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II，1868.5.18—1918.7.17）：亞曆山大三世之子，俄羅斯帝國末代皇帝，1894—1917年在位。
129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表3-1西伯利亞大鐵路工程線路工程線路工程時間線路長度西西伯利亞線（車裏雅賓斯克—鄂畢）中西伯利亞線（鄂畢—伊爾庫茨第一期工程1891—18983696公裏克）南烏蘇裏線（符拉迪沃斯托克—格拉弗斯卡亞）北烏蘇裏線（格拉弗斯卡亞—哈巴羅夫斯克）第二期工程1895—18981446公裏外貝加爾線（梅索瓦亞—斯列堅斯克）貝加爾環線（伊爾庫茨克—梅索瓦亞）第三期工程1897—19162445公裏阿穆爾線（斯列堅斯克—哈巴羅夫斯克）三、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技術係統和社會係統就工程的技術內涵而言，鐵路工程是包括工程勘測、築路技術（土木工程）、機車車輛及其製造、安裝、車站建設、信號及運輸管理、檢修等眾多技術的複雜技術係統。
西伯利亞大鐵路（包括支線鐵路）共敷設了11966公裏鋼軌，挖土1000多萬立方米，砌石24萬立方米，修建橋梁86公裏。鐵路修建總成本達1472585591盧布。（Осипов，1991）681891—1899年，為建設西伯利亞大鐵路俄國共需要1.805億普特鋼軌，其中俄國國內工廠生產1.749億普特，其餘從國外進口。
（Ильинский，1929）73國內鋼軌生產量占西伯利亞大鐵路需要總量130第三章?工業革命與俄羅斯工業化（18—19世紀）的96.90%。可見，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設極大促進了俄國鋼鐵產業的發展。
到1906年前，西伯利亞大鐵路共有1370輛各種型號的機車（總價值5120萬盧布）和27481節車廂及敞車（總價值5060萬盧布）。其中，73輛機車產於1866—1870年，服役期為35—40年；93輛機車產於1876—1882年，服役期為25—30年；共有263輛機車實際服役期在25年以上。從1907年1月起，俄國政府決定隻向西伯利亞大鐵路運輸直接從工廠生產線下來的新機車。此外，還有21.8%的機車來自國外。
1892年12月22日，經亞曆山大三世批準，西伯利亞鐵路委員會成立。皇儲（繼任皇帝尼古拉二世）出任主席。“因為在那時，君主的權力是無限的，所以毫無疑問，西伯利亞鐵路委員會的決定具有法律效力……”（Витте，1960）437這使得西伯利亞鐵路委員會“不僅有涉及鐵路建築和管理問題的全權，而且還有涉及建築該路具有立法性質決議的全權”（徐景學，1988）138。
西伯利亞鐵路委員會負責組織修建和解決移民問題，另外還肩負著對鐵路沿線及俄國東部地區的自然資源、經濟、地理狀況進行全麵研究的任務，為俄國政府了解當地情況提供可靠資料。
1895年夏，俄國政府最終決定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東段經過中國東北修建，用以達到兩個目的：第一，節約經費。修建穿過中國境內的鐵路比阿穆爾路段縮短514俄裏距離，可以節省鐵路修建資金1.34億盧布。（Мелихов，1991）38第二，東擴。這條鐵路無疑直接達到強化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影響、與其他列強（特別是日本）相抗衡的目的。維特認為：“從政治及戰略方麵來看，這條鐵路……使俄國能在任何時候通過最短的道路把自己的武裝力量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及集中於滿洲、黃海海岸和中國京城的近距離處。”（中國社會科學院近131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代史研究所，1992）321896年6月3日，俄國人把李鴻章請到彼得堡，簽訂建設中東鐵路（也稱“東清鐵路”）的《中俄密約》。清政府以出租鐵路沿線土地的形式，同意俄羅斯修建穿過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
1898年8月，中東鐵路破土動工。經過大約5年的建設期，1903年6月1日中東鐵路全線通車。中東鐵路以哈爾濱為中心，向滿洲裏、海參崴和大連三個方向延伸為三條支線。為了便於運輸建築材料，由六處同時開始相向施工。經費預算為3.75億盧布。到1904年1月前，資金總額達4.10億盧布。（Пак，1995）26西伯利亞大鐵路（包括中東鐵路）貫穿歐亞兩大洲，途經87座城市，帶動了鐵路沿線的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鐵路不僅是複雜的技術係統，更是一個複雜的社會係統。從鐵路內部看，為了保障鐵路維修和安全運營，鐵路社會係統包括配備軍事化的、具有路權的獨立管理機構、鐵路警察部隊、鐵路工程師、技術人員和鐵路工人。除此之外，鐵路的社會係統還需要醫院、學校。對於以東正教為國教的俄羅斯鐵路係統，為了滿足鐵路係統內部人員以及沿線居民的精神需求，西伯利亞大鐵路專門配備了隨車的機動教堂（後改為鐵路沿線的落地教堂）。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鐵路沿線有許多教堂、醫院和鐵路學校（鐵路職工子弟學校、鐵路技術學校乃至鐵道學院）。
四、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曆史意義19世紀中期西方的工業革命與技術革命對俄羅斯工業化起到重要作用。其間，西歐技術向俄羅斯轉移，促進俄羅斯初步形成工業化布局。如果從工業革命和國家現代化角度看俄羅斯建設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意義，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132第三章?工業革命與俄羅斯工業化（18—19世紀）第一，從地緣政治上看，建設西伯利亞大鐵路對於提升俄國的國際地位具有直接政治和戰略意義。西伯利亞大鐵路縮短了從俄國的歐洲部分到亞洲的時間，“它可以增加我們在那裏的影響”，“使西伯利亞獲得了與俄國其他地區同等發展的條件，從而加快融入俄國生活中的步伐”。（Витте，1992）219第二，從經濟上看，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設促進了俄國新興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一方麵，俄國新興的資本家階層通過建設鐵路向西方學習了先進的融資理念和方法。新的融資方法、投資理念有助於加快在工程融資中資本運作新模式產生的機會，彌補了國家投資的不足。另一方麵，西伯利亞大鐵路把資本吸引到西伯利亞重工業中，快速推動了烏拉爾地區的采礦業（包括采金業、采油業、采煤業和其他金屬礦藏開采業）的發展，成為支撐烏拉爾采礦業的強大支柱，為烏拉爾采礦業打開了通向俄國的歐洲部分地區、西伯利亞地區以及蒙古、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市場。西伯利亞大鐵路促進了西伯利亞采礦業與其他經濟形式的融合，通過為俄國內地省份少地的農民在西伯利亞地區安置土地的辦法確保西伯利亞地區的工業、農業生產擁有充足的勞動力。因此，維特把發展西伯利亞大鐵路作為製定和實施俄國國策的出發點。
第三，從國際經濟關係上看，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成使俄國在國際經濟關係中的地位發生根本性轉變。俄國不僅作為歐洲與東亞間商業界的中介人，而且作為與東亞民族最為接近的最大的生產者和最大的消費群，在東亞市場上取得絕對優勢。
第四，從軍事上看，西伯利亞大鐵路使俄國與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建立了直接的陸上和海上聯係。西伯利亞大鐵路設計的主要目的是“保證鐵路可以運送軍隊”，滿足俄軍戰時調遣部隊、運輸軍用物資133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等用途。一旦俄國與各國列強發生衝突，這條鐵路能夠保證俄國給敵人以迅速的、致命的打擊。（任秀娟，2004）98第五，從科技上看，通過建設西伯利亞大鐵路，俄國研製、建設了適應西伯利亞氣候和地理條件的鐵路設備（包括保溫車廂、長距離輸電及信號係統、自動報警裝置等），為世界鐵路建設填補了許多科學和技術空白。
第六，從文化上看，建設當時世界上最長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促進了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交流、融合，增進了各國人民之間的交往。
西伯利亞大鐵路“是西伯利亞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強動力，它將激活當地的生產活動，並逐漸將西伯利亞的文化和生活水平提升到與俄國歐洲部分相同的水平”。
列寧指出：“大西伯利亞鐵路（所謂大，不僅指它的長度，而且指建築人無限掠奪國家金錢，無限剝削築路工人）開辟了西伯利亞。
再沒有別的東西能像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那樣，象征著西伯利亞機器時代的到來。這條鐵路像鐵鏈一樣把歐洲和亞洲連接起來，它使東方地區的移民和經濟發展起了革命性的變化。”（列寧，1990）73與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德國和美國）相比，19世紀90年代，俄國的經濟處於中等水平。1894年俄國的國民收入是當年美國國民收入的30%。到1913年俄國已達到美國國民收入的33%。
（Хромов，1982）124-125工業生產與法國和日本等國同屬於世界第二集團地位。到“一戰”初期，俄國的國民收入排在世界第四位，國民財富居於世界第三位。（Ковнир，2011）243由於19世紀下半葉俄國人口增長很快，所以，經濟和工業的人均增長速度受到製約。到20世紀初，俄國總體經濟依賴於五種經濟模式：自然經濟、半封建地主經濟、小商品經濟、私營資本主義經134第三章?工業革命與俄羅斯工業化（18—19世紀）濟以及國營經濟。其中，由政府和大貴族主管的工業企業、鐵路、銀行、礦山、森林、水力係統和土地資源成為俄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根基。尤其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形式逐漸在自由競爭的五種經濟形式中勝出。相繼出現5個高爐煉鐵廠（鑄鐵產量占全國產量的25%以上）、5個大型石油公司（占全俄石油產量的44%）、17個頓涅茨克煤礦大型礦井（占全國煤炭產量的70%）、8個大型糖業集團（擁有54個糖廠，占全國糖廠數量的30%，全國糖產量的38%）。
（Ковнир，2011）245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大型企業中的產業工人人數不斷增長。1879年俄國僅有33%的工人在大型企業中工作，1902年大型企業已經擁有全國50%以上的產業工人。（Ковнир，2011）246與此同時，股份製資本形式也在俄國得到提倡。
到20世紀初，俄國的經濟表現出如下特點：盡管資本主義起步較晚，但大型企業迅速發展；國防工業、鐵路產業的大型工廠基本由國家管控；因勞動力過於便宜，導致大型企業不願購買先進設備；外國資本家也在俄國建立了大型企業。此時，俄國擁有140個壟斷集團，覆蓋了45個產業。在金融業，1901年到1908年，俄國的銀行業形成壟斷經營模式，彼得堡-亞速銀行、明斯克銀行和基輔商業銀行合並為亞速-頓河銀行；莫斯科國際銀行、奧爾洛夫商業銀行和南俄羅斯工業銀行結成統一聯盟。國家銀行由於擁有掌控國有資源的權利，所以在事實上起到了管控各商業銀行貸款係統的作用。
（Ковнир，2011）246-247西伯利亞大鐵路建成之後，俄國全麵實現工業化，直接躍升為現代化工業國家。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鐵路作為大型工程項目為實現國家現代化起到了重要標誌性作用。
135第四章科技立國與蘇聯國家現代化（20世紀）1724年2月8日，彼得一世頒旨創建俄羅斯國立科研機構——彼得堡科學院，開辟了俄羅斯近現代科學發展以及科技立國的道路。
從1725年2月8日彼得一世去世到1925年蘇聯科學院成立，在兩百年間俄羅斯皇家以及之後的國家政權通過保護科學精英以維護國家榮譽的方針沒有發生根本性動搖。另一方麵，由於俄羅斯存在專製性傳統，因此在其近代崛起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獨特的科技立國的組織模式。
136第四章?科技立國與蘇聯國家現代化（20世紀）第一節?俄羅斯科技立國的路徑與組織模式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工業革命的成果使得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革。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通車，中東鐵路的建成，使得俄羅斯帝國上下對20世紀初期本國在全球中的引領地位充滿自信。然而，1905年“日俄戰爭”俄國戰敗的結局震撼了俄國，極大地打擊了尼古拉二世皇帝的自信心。國內不滿情緒持續升溫。在隨後的十年間，歐洲上空戰爭烏雲密布。俄國政府為了應對外來的政治、經濟壓力，穩定國內局麵，急需調整行政管理的組織結構和發展戰略。在這個危急時刻，俄國學者發揮了愛國、救國的重要作用，在戰略部署及行動支持等方麵勇於擔當，貢獻卓著。
一、俄羅斯“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的曆史地位1914年末—1915年初，巴爾幹地區“火藥桶”待炸。這時的俄國無論從軍事上還是從經濟上都沒有做好戰爭準備，政府不了解戰略物資原料以及用於生產現代化武器裝備的鎢、鉬、硫、鉛、黃鐵礦和硝石礦等重要資源的儲備狀況。為了幫助國家完成發展國民經濟和國防工業的迫切任務，一方麵，在政府層麵，俄國陸軍部於1915年1月15日成立了炮兵委員會（後隸屬炮兵總局），主要從事組織軍工生產137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工作。委員會吸納了包括化學家伊帕季耶夫a在內的一些學者參加。
伊帕季耶夫提出把研製化學和防化武器作為新式武器的軍事化工思想b
及方案。1916年，俄國陸軍部炮兵總局成立化學委員會，旨在建設俄國軍事化工產業，任命當時已是中將的伊帕季耶夫為該委員會主席（Трофимова，1998）48-69。
另一方麵，俄國學者們也“嗅到”了戰前的火藥味，紛紛表示願意為國分憂。
c1915年1月21日，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院士維爾納茨基在科學院物理學-數學學部會上提出成立“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Комиссияпоизучениюестественных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сил，簡寫為“КЕПС”）的倡議。
維爾納茨基在倡議書中指出：“在動蕩的曆史關頭，國家需要團結一致，竭盡全力。皇家科學院絕不能置身事外。”成立“‘自然生a伊帕季耶夫（ВладимирНиколаевичИпатьев，1867—1952）：有機化學家，化學教授（1899年）、陸軍少將（1914年）、中將（1916年）、彼得格勒帝國科學院通訊院士（1914—1916）、院士（1916—1917）、俄羅斯科學院院士（1917—1925）、蘇聯科學院院士（1925—1936）、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39—）。1916年出任化學委員會主席，主管化學和防化武器的研製和生產。
“十月革命”後主管化工生產。1927年獲得列寧獎金。1930年攜妻出訪歐洲。
1931年移居美國。在美國的後半生發表了400多項科研成果和300多項專利。（摘自http：\/\/www.alhimik.ru\/teleclass\/pril\/ipatiev.shtml）b陸軍部炮兵總局化學委員會：ХимическийкомитетприГлавном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муправленииВоенного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c維爾納茨基（ВладимирИвановичВернадский，1863—1945）：科學家、思想家及社會活動家，彼得格勒帝國科學院院士（1906—1917）、俄羅斯科學院院士（1917—1925）、蘇聯科學院院士（1925—）。開創生物地質化學，提出以大氣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概念為基礎的“地球圈”學說，奠定了生態學、“智力圈”和“全球學”的理論基礎。
138第四章?科技立國與蘇聯國家現代化（20世紀）產力研究委員會’的目的在於保存並發展俄羅斯的實力，使之足以應對殘酷戰爭以及未來能夠盡快實現戰後恢複重建工作”。“皇家科學院及國內所有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都應該全力以赴，參與到實現上述目標的行動中。”“科學院需要研究那些與自然生產力相關的，然而迄今為止沒有得到關注的領域。”“‘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的首要任務是收集並整理有關俄羅斯自然資源和生產力的狀況，提出係統科研報告，根據已有文獻對國家的生產力水平提出準確判斷和評估。”（СПФАРАН，1915a）維爾納茨基認為，國家的自然資源主要分為三大類：含有生命力的有機生產力——土壤、森林資源、動物、植物和漁業資源等；各種能源——水力、風力、海洋潮汐及其他在地表可利用的動力等；地下資源——金屬和非金屬礦物、天然氣、礦泉、石油、煤、地下水等。
應該“摸清包括氣體、鋁、鉬、鉍、碘礦的產地及原生態形式等”。
（СПФАРАН，1915a）“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需要根據上述資源特點，成立相應機構，組織動植物學家、地質學家、礦物學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參與綜合研究。“‘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的所有工作應該像通常科學研究一樣具有普及性、開放性和可批判性。”（СПФАРАН，1915b）692維爾納茨基的倡議書得到安德魯索夫a、戈利岑b、卡爾平斯基ca安德魯索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Андрусов，1861—1924）：地質學家、礦物學家，皇家聖彼得堡科學院院士（1914—1917）、俄羅斯科學院院士（1917—）。
b戈利岑（БорисБорисовичГолицын，1862—1916）：地震學家、地質物理學家，皇家聖彼得堡科學院院士（1908—），公爵。
c卡爾平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ПетровичКарпинский，1847—1936）：地質學家，皇家聖彼得堡科學院院士（1886—1917）、俄羅斯科學院院士（1917—1925）、蘇聯科學院院士（1925—）。是首任通過院士大會選舉出的俄羅斯科學院院長（1917—1925）。
139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和庫爾納科夫a等院士的響應。他們不僅在倡議書上簽名，而且積極協助維爾納茨基籌備成立“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Кольцов，1999）128。
1915年10月11日，來自皇家科學院、政府各部門、民用和軍工企業、高校和社團的56位與會者出席了“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成立大會。（Кольцов，1999）129經過無記名投票，與會代表推舉維爾納茨基當選委員會主席b。
在委員構成上，1916年“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有131名委員，1917年增加到139名委員。委員中絕大多數是俄羅斯科學院的職業科學家，也有少數政府官員（如伊帕季耶夫）、企業家和高校教師。有一些“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委員以此身份被政府機構聘用。如：伊帕季耶夫邀請“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委員、化學家庫爾納科夫，季先科c、法沃爾斯基d、奇奇巴賓e、雅a庫爾納科夫（НиколайСемёновичКурнаков，1860—1941）：物理化學家，皇家聖彼得堡科學院院士（1913—1917）、俄羅斯科學院院士（1917—1925）、蘇聯科學院院士（1925—）。
b維爾納茨基從1915年當選後直至1930年一直擔任“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主席。
c季先科（ВячеславЕвгеньевичТищенко，1861—1941）：有機化學家，曾應門捷列夫邀請到彼得堡大學化學實驗室和教研室工作。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28—1935）、院士（1935—）。主要研究石油衍生物結構。
d法沃爾斯基（АлексейЕвграфовичФаворский，1860—1945）：有機化學家，莫斯科工程學院教授（1909—1930）、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22—1929）、院士（1929—）。主要研究不飽和烴的同分異構體轉化問題。
e奇奇巴賓（АлексейЕвгеньевичЧичибабин，1871—1945）：有機化學家，莫斯科工程學院教授（1909—1930）、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26—1928）、院士（1928—）。1936年被剝奪院士資格（1990年恢複院士名譽），1937年被取消蘇聯國籍，1945年逝於巴黎。其著作《有機化學導論》被翻譯成多種外文出版。
140第四章?科技立國與蘇聯國家現代化（20世紀）a
科夫金等人擔任化學委員會成員。（Кольцов，1999）132在機構的組建原則和機構設置上，“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高舉“俄羅斯自然生產力”的旗幟，一方麵強調建立國家科研機構網的重要性，整合俄羅斯科學院、政府部門和高校的科研人才；另一方麵按照自然生產力的類型分組科研團隊。“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最初成立了瀝青、黏土與耐火材料、鉑、鹽類等專業研究分委會以及《俄羅斯自然生產力》出版分委會，涉及10個科學社團、專業協會和5個政府部門。（РАН，1916a）360-3611918年，“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正式組建物理化學分析研究所、鉑及其他貴金屬研究所，並把原有的分委會擴充為稀有元素及放射性物質、鹽類、鉑礦類、水文學、光學等20個研究分部，同時建立了地圖庫。（РАН，1919）219-288從研究方向上看，“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重點支持應用地質學、礦物學、水文學、植物學、動物學等與自然資源相關的學科。
在研究方式上，“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主要采取理論研究和科學考察形式。鑒於“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的主要研究對象是自然資源，所以，“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大力支持科學考察。僅在1916年一年間，“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就向俄國境內各地派出了14個科考隊。（РАН，1916）344-345在研究成果上，從1916年起，“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彙集學者們的研究成果陸續出版了《俄羅斯自然生產力研究文獻》及六卷本《俄羅斯的自然生產力》。《俄羅斯自然生產力研究文a雅科夫金（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Яковкин，1860—1936）：物理化學家。曾任俄羅斯物理化學學會主席（1913、1915、1918—1920），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25—）。其研製的氧化鋁提純方法被應用於蘇聯第一座氧化鋁廠的生產。
141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獻》（Материалыдляизученияестественных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силРоссии）不僅囊括了皇家科學院學者關於俄羅斯境內自然資源的考察和研究報告，而且還包括學者們對當時其他國家發展情況的調研報告。
六卷本《俄羅斯的自然生產力》（Естественные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силыРоссии）包括：第1卷《風動力》（Ветеркакдвигательнаясила）（1919年出版）；第2卷《白煤》（Белыйуголь）（1921—1923年出版）；第3卷《地下水》（Артезианскиеводы）（已撰寫，未出版）（Блок，1920）44-45；第4卷《礦產》（Полезныеископаемые）（1917—1919年出版）；第5卷《植物誌》（Растительныймир）（1917—1923年出版）；第6卷《動物誌》（Животныймир）（1919年出版）。
這些成果“使俄國政府、軍界、企業界和科學界得以全麵掌握俄國境內鎢、鉬、硫化黃鐵礦、鉛、硝等戰略原料以及鉑、金等貴金屬的儲備情況”（СПФАРАН，1915b）。
除此之外，在理論研究方麵“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也取得了豐碩成果。例如：維爾納茨基提出了“礦物起源進化論”和“生物圈學說”，建構了地質化學和生物化學；古布金a提出了石油起源及其分布規律理論；庫爾納科夫創建了絡合物化學學說；奧布魯切夫b研究了冰川作用過程和永久凍土等。
“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根據政府需要，負責召集不同領域的學者共同解決涉及俄國軍工和國民經濟生產的緊迫問題。
俄國陸軍部炮兵總局化學委員會為了開展軍事化工生產，委托a古布金（Ива′нМиха′йловичГубкин，1871—1939）：石油地質學家，蘇聯科學院院士（1929—）。
b奧布魯切夫（Влади′мирАфана′сьевичОбручев，1863—1956）：地質學家、地理學家、科普作家，蘇聯科學院院士（1929—）。
142第四章?科技立國與蘇聯國家現代化（20世紀）化學家研製幹濕防毒麵具、炸藥和急救藥品（包括青黴素等），並邀請化學家直接參與監督指導軍需產品的生產過程。科學家欣然接受邀請，積極開展工作。
“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委員、有機化學家奇奇巴賓組建了“莫斯科藥業發展促進會”（Московскийкомитетсодействияразвитиюфармацевтической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研製前線及後方急救用嗎啡、阿托品、阿司匹林等鎮痛、消炎藥。（Волков，1993）43“莫斯科藥業發展促進會”奠定了俄羅斯製藥業的行業發展基礎。
從1916年下半年開始，化學委員會把工作重點從軍事化工產業轉移到和平目的的民用化工產業上。為此，化學委員會成立了中央籌備委員會，由伊帕季耶夫擔任籌委會主席。為使俄國的化工生產駛入和平建設的軌道，委員們協調統一安排中央籌備委員會的工作以及“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的研究計劃。（Кузнецовetal.，1992）47-48中央籌委會委員、“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委員庫爾納科夫院士與學生熱姆丘日內a一起率領研究小組在裏海、黑海海濱的大範圍內考察俄國境內的鹽湖。他們在克裏米亞的薩克斯克鹽場（Сакскийсолянойпромысел）組建試驗工廠，利用新的提純方法從已提出氯化鈉的母液中首次析出達到一級工業純度標準的重要化工原料氯化鉀和氯化鎂（РАН，1916c）25。學者們在實現把提純方法從實驗室拓展到工業生產的同時，開辟了研究化學純試劑及化學藥品純試劑、鉀鹽和鎂鹽等新的領域。（Соловьев，1985）119-120（Страдынь，1988）991916年底，a熱姆丘日內（СергейФедоровичЖемчужный，1873—1929）：化學家、礦物學家，擅長物理化學分析方法。繪製出多種金屬鹽的結晶圖，研究錳合金，開創高電阻合金研究。
143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召集政府部門及企業人員專門討論了上述研究成果。
“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鉑研究分委會基於對俄國鉑礦石產地及資源的調研，向政府提出：停止出口鉑礦石，建立國家鉑礦工業，加強鉑係元素及其化合物研究等建議。維爾納茨基指出：“當前國家迫切需要製定政策、采取措施查明鉑礦的國有儲量；經俄國的化學家分離後，出口鉑的加工產品，而不是直接出口原礦。”（РАН，1916b）90“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支持並向政府遞交了鉑研究分委會的上述建議。
“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委員費斯曼a基於對俄國境內滑石礦資源以及滑石類耐火材料生產企業情況的調研，向俄國衛生與疏散署最高長官辦公廳提交了《俄國滑石產業現狀》報告，成為政府掌握國內軍用消防材料的原料及生產情況的科學依據。（РАН，1916a）75-79食品供給問題同樣是“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關注的領域，包括畜牧業（特別是養鹿業，肉類資源及加工）、糧食產量和蘑菇采摘、加工等問題。（РАН，1916a）72-74，87-88在漁業方麵，“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委員們聽取並向政府彙報了魚類學家布拉日尼科b
夫關於俄國魚類資源的分析報告（РАН，1916a）66-68，俄國貿易與產業部采納了布拉日尼科夫以及其他學者關於俄國漁業應當采取謹a費斯曼（Алекса′ндрЕвге′ньевичФерсман，1883—1945）：地質化學家、礦物學家。俄羅斯科學院院士（1919—1925）、蘇聯科學院院士（1925—）。
b布拉日尼科夫（Владимир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Бражников，1870—1921）：俄國魚類學家，從事漁業生產研究。
144第四章?科技立國與蘇聯國家現代化（20世紀）慎態度的建議，繼而對漁業生產管理方麵采取了限時禁捕等保護性措施。
“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的科研經費主要來源於政府支持。委員會與政府部門特別是陸軍部、海軍部達成協議，共同解決科研生產和軍備問題。1916年，“國家特別軍事委員會”（Особоесовещаниепооборо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а）撥款70000盧布，用於資助“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出版《俄羅斯自然生產力研究文獻》。與此同時，“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從“國家特別軍事委員會”及教育部分別獲得109600盧布和14700盧布的貸款。（РАН，1916c）365-367這在當時屬於巨額款項。
由於“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的主旨是愛國，不涉及政治傾向，而且其研究成果對政府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所以在1917年俄國社會激烈動蕩之際，不論是“二月革命”以後的俄羅斯共和國臨時政府，還是“十月革命”以後的蘇俄政權都沒有取締“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下屬的各分委會成員在這一年仍然從政府那裏獲得了與發展工業相關的科研經費支持，持續研究鉑及其他鹽類的提純技術，沒有中斷對鹽湖、黏土、耐火材料及鋁礦的資源考察，完成了《俄羅斯的自然生產力》第1卷《風動力》的手稿，出版了第4卷《礦產》和第5卷《植物誌》。
從1918年到1930年，蘇維埃政權和蘇聯政府借鑒了“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的組織經驗，在“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原有36個分支機構（其中25個在聖彼得堡，11個在莫斯科）的基礎上，按照新的研究方向組建了14個蘇聯科學院的研究所、3個實驗室和博物館。
20世紀30年代，蘇聯政府根據意識形態需要，仿照“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在蘇聯科學院體製內成立了“生產力研究145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委員會”（Советпоизучению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сил，簡稱“СОПС”）。直至蘇聯解體前，“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基本上歸屬蘇聯政府直接領導，是一個政府機構。從1992年起，“生產力研究委員會”改名為“生產力（資源）配置及經濟合作委員會”（Советпоразмещению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сил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簡稱“СОПСиЭС”），隸屬俄羅斯聯邦經濟部和國家經濟合作委員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維爾納茨基回顧“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在“一戰”中為國家所做出的貢獻，認為“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危急時刻發揮了重大作用”（Вернадский，1989）145，其經驗值得借鑒。維爾納茨基強調“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改變了自己原有的還原性認識思維，幫助自己綜合全麵地理解自然資源之間的相關性，奠定了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並轉化為生產力理論基礎。
“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是俄國曆史上第一個由科學家自發組成的，以科學家為主導，聯合政府、企業、高校和社會團體各領域精英，集科研、財政和生產管理為一體的新型組織。它既是非政府機構，又在某些方麵行使超政府職能。“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以愛國為宗旨、以科技立國為目標，按照科學共同體規則組建，實行無記名選舉製，運用了資本運營方法和管理方式。在“俄國自然生產力”的旗幟下，“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打破了學科限製和專業局限，把學者的研究興趣、特長、能力與國家需要相結合，把基礎科學研究與應用科學研究相結合，把科學考察與實驗室研究相結合，把精英治國理念與社會生產實踐相結合，把推動科學研究與促進產業發展相結合，把民品生產與國防工業相結合，實現了多學科學者與多部門人員146第四章?科技立國與蘇聯國家現代化（20世紀）相配合、軍需供給與戰略資源配置相統一，使俄國知識分子自覺服從委員會的領導，充分施展個人的才智、組織管理能力和戰略思想，為國家贏得戰爭、發展生產貢獻了力量。在俄國現代化進程中，“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在國家危難關頭挺身而出，未雨綢繆，表現出自主性、包容性、開放性和創新性特色，起到了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曆史作用，給俄國發展帶來了新氣象，為日後的蘇聯“動員”模式提供了樣板和寶貴經驗。
然而，也應該看到，與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俄羅斯政權（簡稱“蘇俄”）的社會改造需求相比，“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的影響範圍十分有限。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要從根本上改變工人階級和士兵階層的社會地位，蘇俄政權掀起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需要大批有知識的國家建設者，這徹底改變了以往俄國由皇權專製、由知識分子“精英”參與治理國家的模式。由此帶來了如何處理新政權與知識分子間的關係、如何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等問題。
二、科學研究與國防工業的結合1917年俄國經曆了兩次重大社會變故：俄曆2月23日（公曆3月8日）聖彼得堡的工人士兵舉行反戰遊行，3月2日（公曆3月15日）皇帝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二月革命”結束了長達300年的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俄羅斯共和國“臨時政府”執政。俄曆10月25日（公曆11月7日）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人民委員會發動十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建立蘇維埃俄羅斯政權。從帝製到資產階級共和製再到無產階級專製，俄國的命運發生了重大轉折。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出現了分化。“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在兩次革命中不僅保存了自己的實力，而且還147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得到了發展。皇家聖彼得堡科學院從1917年3月起更名為“俄羅斯科學院”，標誌著科學院成員對俄羅斯從帝製轉為共和製的認同。
（Колчинский，2017）十月革命過後的初期階段，大多數原俄羅斯科學院的科學家對新興蘇維埃政權采取了反對或抵製態度。為迅速發展國家各項事業，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成立了“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主管全國科研機構，同時分管國防工業的科研。在該委員會的管理下，建立了許多從事新型軍事技術、新式武器研發的研究所、實驗室和檢驗機構（例如中央化學實驗室、物理技術研究所、鐳研究所等）。這些研究所大多根據著名科學家製定的計劃籌建，並由著名學者（例如物理學家約菲、地質生物學家維爾納茨基等）出任所長。從此，科學家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開始從對立轉為合作。
20世紀30年代初期，蘇聯政府提出了“蘇聯是世界科學的中心”的口號，為實現斯大林提出的“在短期內迅速提高蘇聯的整體科技水平”的科技政策，蘇聯政府采取了一係列強有力的措施。
第一，加大軍事科研和軍工生產的管理力度，以軍事科研帶動整體科技水平的提高。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成立了各種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管理委員會。每一個委員會都專管若幹研發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的研究所。在每一個國防企業中都有科研實驗室和檢驗部門。
在軍事委員會（後改為“國家國防委員會”）領導下，成立了科技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各部屬研究所和各類軍事技術委員會。
第二，改組科學院，使其成為蘇聯科學“總指揮部”。1933年11月25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決定把蘇聯科學院納入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直屬權限內；1934年把科學院總部從聖彼得堡遷到莫斯科；加速科學院的體製化進程。到1941年初，蘇聯科學院的定員為10282人，比148第四章?科技立國與蘇聯國家現代化（20世紀）1931年增加了10倍，是1917年定員的50倍。科研費用從1928年的390萬盧布增加到1940年的17800萬盧布。到1941年初，蘇聯科學院共有1821個科研機構，其中包括786個研究所。
第三，加強科學院與軍事科研的聯係。1935年在蘇聯科學院體製內成立了工程科學分部。該分部主持了大約200個與新型軍事技術相關的國家項目。
隨後，蘇聯政府把9個專門研究國防工業和軍事技術的研究所納入科學院係統。其中包括物理技術研究所、物理化學研究所、鐳研究所等。科學院主席團下設國防委員會軍事代表小組，配合領導新型武器和軍事技術的研究。科學院工程分部、物理數學分部和化學分部所屬的所有研究所全部參與軍事科研工作。20世紀30年代中期，許多主管新軍事技術、化學、生物武器和國防工業生產的人被推舉為蘇聯科學院院士；許多著名科學家擔任軍事科研項目的主持人。此間，大多數科研機構按軍用技術訂單進行研發，其研究成果為“二戰”中蘇聯能快速生產出先進的軍艦、戰機、雷達監控係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技術基礎。蘇聯科學院的地質學和生物學分部也為探查國防資源做了大量工作。
然而，在科學家對蘇聯政府的態度逐漸從對立轉為合作的同時，政府對科學家的態度卻由拉攏、利用轉為懷疑，甚至鎮壓，以至於出現了“沙拉什卡”和後來的“大清洗”事件。
“沙拉什卡”是俄文Шарашка一詞的音譯。Шарашк實體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然而，在當時的俄文字典裏無法找到這個詞。“沙拉什卡”由蘇聯最高內務機構直接管控（這個機構在不149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同時期有不同的名稱a，前身是“契卡”，後來改為“克格勃”），是專門從事軍事技術研發工作的特種研究所、實驗室、設計和檢驗部門，實際為關押科學家、設計師和工程師的特種監獄。
1928—1931年，莫斯科的“布特爾卡”監獄成為特殊監獄，這是第一批被稱為“沙拉什卡”的監獄。1936年，保密城“蘇多斯特羅伊”（Судострой，即Северодвинск北德文斯克）建成，是第39號軍工廠的科研分部，也是“沙拉什卡”類型的監獄，屬於“古拉格”係統（勞改營主管機構Главн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лагерей，縮寫ГУЛАГ）。
被捕的飛機設計師們在這裏研製航空發動機和新式飛機。他們在5個月內完成了新式飛機的設計製造工作。1937年末，飛機設計師圖波列b
夫被捕，被關押在莫斯科29號中央監獄的“沙拉什卡”中直至1941a蘇聯主管國內安全事務的機構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名稱：全俄肅反委員會（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чрезвычайнаякомиссия，縮寫ЧК，即“契卡”，負責人捷爾任斯基，1917.12.20—1922.2.6）；蘇俄國家政治保衛局（ГПУприНКВДРСФСР，即“格別烏”，1922.2.6—1923）；蘇聯國家安全總局（ОГПУприСНКСССР，1922.2.6—1934.7.10）；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НКВДСССР，1934.7.10—1941.2.3。在1941到1946年“二戰”期間，НКВДСССР被多次調整，曾易名為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НКГБСССР，1941.2.3—1946）］；蘇聯國家安全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СССР，МГБСССР）與蘇聯內務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внутреннихделСССР，МВД，1946—1954）；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國家安全委員會（КГБприСМСССР，縮寫КГБ，即“克格勃”，1954.3.13—1978.7.5）；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俄文Комитет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СССР，縮寫КГБСССР，英文TheCommitteeofStateSecurity，1978.7.5—1991.12.3）；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俄文Российскаяфедеральнаяслужба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縮寫ФСБ，英文FederalSecurityBureau，1995.4.3至今）。
b圖波列夫（АндрейНиколаевичТуполев，1888—1972）：蘇聯飛機設計師，曾設計100餘種機型，其中有70多份設計被采納，製成蘇聯時期的主要軍用飛機，一部分成為民航飛機的主要機型。
150第四章?科技立國與蘇聯國家現代化（20世紀）年。他在此為蘇聯研發了各種新式戰鬥機和新式戰艦。在同期由人民內務委員會管轄下的其他“沙拉什卡”研究所中還研發出了化學武器、防化設備乃至毒藥。許多蘇聯著名無線電工程師（例如貝爾格和門茨）和科學家都在“沙拉什卡”工作過。人民內務委員會主席貝利亞以及後來的“克格勃”領導人梅爾庫羅夫都曾親自參與製定交由“沙拉什卡”完成的大多數軍事科研項目。
從1936年至1941年，蘇聯當權者為了達到清除仕途障礙的目的，發動了清洗“混進革命隊伍中的破壞分子”的運動，史稱“大清洗”。其間，上萬名學者，包括百餘名蘇聯科學院院士因涉及軍工項目而受到牽連（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尼古拉·布哈林，生物學家、前農業科學院院長、科學院院士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後來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院院士列夫·朗道，物理學家鮑裏斯·蓋森等）。“大清洗”使蘇聯科學界的一些重要領域幾乎陷於癱瘓，嚴重挫傷了蘇聯知識分子的愛國激情。
盡管蘇聯學者在“二戰”以前為國家軍工科研生產做出了傑出貢獻，然而，戰前蘇聯政府並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統一、有計劃、協調一致並帶有監察機製的科研管理體製，所以沒有最有效、合理地開發利用科研潛力與資源。
“二戰”爆發徹底改變了蘇聯政府與學術界之間由於“大清洗”造成的對立關係。政府向全社會發出“一切為了勝利”的愛國主義動員號令。學者們積極響應政府號召並參與解決國家的科研、經濟乃至政治問題，為維護蘇聯國家尊嚴、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建立民主和社會公平的反法西斯陣營貢獻了智慧乃至生命。
為了協調科學界和國防工業的關係，斯大林命令國家國防委員會151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下設科技委員會。由科技委員會主席定期直接向斯大林彙報科研機構研發狀況。隨後，國家國防委員會成立了紅軍和其他兵種的無線電通信委員會、反坦克導航設備委員會等機構。這些機構囊括了各種專業的研究所和實驗室。除此之外，蘇聯所有部委都成立了由蘇聯科學院院士主持的學術委員會。還建立了星羅棋布、對外保密的科學城。這些科學城是科學共同體與軍工企業的新式同盟，由科研項目的領導人和軍工企業負責人共同指揮。
戰爭期間，科學家直接參與重要軍事科研項目，一些著名科學家通常身兼數職：科學院士、軍官、軍工企業管理者。從謝爾蓋·瓦維洛夫到亞曆山大羅夫為止，所有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主席都曾參與軍工生產聯合體工作。20世紀60年代蘇聯著名的“三K幫”——核計劃的領導人庫爾恰托夫、火箭總設計師科羅廖夫和航天計劃領導人、當時的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主席克爾德什是蘇聯學者、軍人加管理者的典型代表。
總之，在戰爭“動員”下，蘇聯科研管理體製結構和運行機製發生了根本改變，科學家的社會地位得到提升，科研與軍工生產直接結合，黨政機關、科研機構與軍工企業形成“管理—科研—生產”的有機聯合體，從而構成蘇聯“動員式”科研管理運行模式。由此可知，在蘇聯“動員”模式中學者與當權者、科學共同體與集權製度建立了共生關係，達到雙贏目標；研發設計人員、工程師、軍工企業的管理者、國家各級黨政領導人之間形成有效的社會組織管理網絡；中央黨政機構對各級具體的科研機構和生產企業可以實施直接管理，通過信息反饋實現有效控製，從而保證係統得以良好運行。
應該注意到，蘇聯“動員”模式盡管是蘇聯社會曆史發展階段的特殊產物，但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建立在總結俄羅斯在第一次世界大152第四章?科技立國與蘇聯國家現代化（20世紀）戰時期的戰爭科研管理運行（特別是“自然生產力委員會”、軍工聯合體等）經驗以及俄羅斯兩百多年所積累的科學學派傳統、較高的公眾科學素養和特殊社會文化氛圍基礎上。而且，“動員”模式必須依賴於強大的綜合國力和集權的統一調配製度，在“二戰”前，蘇聯已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並且形成嚴格的集權管理。所以，戰時“動員”模式表麵看起來應運而生，實際上卻有深刻的曆史淵源。
三、蘇聯“動員”模式及其特征蘇聯時期的科技體製模式可概括為“動員式”科研管理運行模式（以下簡稱“動員”模式），是指在戰爭期間，國家政權與知識分子在戰爭的“動員”下配合默契，建立起“管理—科研—生產”一體化的複雜網絡係統。蘇聯政府在總結俄羅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經驗的基礎之上，建立並依靠“動員”模式不僅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且與美國對峙“冷戰”多年，成為超級科技軍事大國。這一模式沿用至20世紀80年代末。
蘇聯在“二戰”時期建構了嚴格的中央集權式黨政科研管理係統。所有權力集中掌握在中央政治局總書記、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相當於國家主席）和國家國防委員會總司令一人之手。這個人頒布“動員令”，居於“動員”模式的頂層；蘇共中央政治局、政府和國家國防委員會處於第二層麵，行使主管權；蘇聯科學院、政府管理總局、內務和國家安全部為第三層，既參與管理，又擔當運行樞紐；各研究所、實驗室、設計院（包括“古拉格”“沙拉什卡”）與各軍工企業通過運行機製產生關聯。在這一係統中，管理機構、研究機構和生產企業之間形成“生物鏈”，構成了錯綜複雜的動態聯係網絡。
網絡中的各節點相互依賴，共生互利，無法自動擺脫。這一係統的管153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理指向為自上而下，管理指向的相反方向是信息反饋通道。其運行方向既可以橫向交流也可以縱向交叉。這一係統從斯大林執政時建立，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一直延續，保護了蘇聯的基礎研究領域、國防工業和國家安全。不同時期的蘇聯領導人都運用這一係統親自主持了各項最重要的軍事計劃。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隨著集權製的瓦解，政治權力失控，這一模式也自然瓦解失效。
研究蘇聯“動員”模式的現實意義在於理解為什麼俄羅斯聯邦政府重視研究蘇聯科技體製模式。蘇聯“動員”模式為現階段俄羅斯建立創新係統提供了實踐樣板。
蘇聯解體後，盡管俄羅斯聯邦接管了近86%的蘇聯科技體製遺產，但由於失去了集權製的支撐，喪失了綜合國力，所以俄羅斯科技體製無法繼續保持蘇聯“動員”模式。但是，俄羅斯領導人清醒地認識到蘇聯“動員”模式對建立俄羅斯國家創新係統的重要作用，所以在聽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當前新形勢提出：由俄羅斯總統統一掌管國家科技政策製定；大力推動原有科學城的創新活動，帶動局部機構科技創新係統建設；充分保護並發展俄羅斯科學院的基礎科學科研潛力，以此為龍頭，與高校科研和市場結合建立國家創新係統；與國際接軌，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與其他國家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係統。正在創建的俄羅斯國家創新係統與原有的蘇聯“動員”模式具有血脈相承的關係，其共同目的在於實現最有效的科技資源配置。但二者差異也很明顯：前者的啟動機製為市場經濟，依賴於係統從外向內的市場信息反饋調解，而後者的啟動機製是戰爭，強調係統內部自上而下的集權式管理機製；前者更突出創新者個人的作用和經濟效益，個人在係統中的位置是流動的，而後者把個人成就和利益湮沒在國家整體成就和利益之中，個人是係統中固定的“螺絲釘”；前者154第四章?科技立國與蘇聯國家現代化（20世紀）科研經費來源渠道豐富（包括國家預算和各種預算外基金、企業研發資金、國際合作項目資金等），而後者科研經費來源唯一（百分之百的國家預算）等等。總之，正在創建的俄羅斯國家創新係統與蘇聯“動員”模式存在著相似和相異之處。可以預言，在深入研究總結、汲取蘇聯“動員”模式經驗和教訓基礎之上，俄羅斯國家創新係統能夠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擺脫科學危機局勢，走上蓬勃發展的道路。
第二節?航天火箭技術的跨越發展航天技術的發展是現代科技革命的一個重要方向，也是蘇聯在20世紀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標誌之一。作為20世紀人類最為矚目的成就，高度複雜的航天工程凝聚了國家的綜合實力，彰顯了大國的科學技術水平。20世紀中期，蘇聯和美國幾乎同時開始實施各自的航天計劃。蘇聯率先在這一領域創造了輝煌的成就，取得了一係列的“世界第一”：1957年8月成功發射世界上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當年10月，又將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送入太空，開啟了人類的航天時代；短短三年後，即1961年4月12日蘇聯宇航員加加林完成第一次太空飛行，實現了人類千百年來飛天的夢想。從1957年至1964年10月聯盟號（Союз）運載火箭成功將載人飛船發射到地球軌道，蘇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裏居於世界火箭技術的領先地位。（Батурин，2008）6155科技革命與俄羅斯（蘇聯）現代化一、1944年之前的蘇聯火箭技術研究蘇聯在火箭技術與太空飛行研究方麵有著深厚的曆史積澱和社會a
基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齊奧爾科夫斯基相繼發表了一係列專題文章，闡述自己對火箭研究和太空探索的設想，並用複雜的數學方法證明這些設想。他明確提出利用火箭進行太空飛行，推導出火箭運動的基本方程——“齊奧爾科夫斯基公式”；指出一係列重要的火箭設計工程方案，如液體火箭發動機的基本理論，燃料的選擇等等；並論述星際航行的組織以及發展前景問題。因此，齊奧爾科夫斯基被後人譽為“現代航天學與火箭理論的奠基人”。在齊奧爾科夫斯基思想的影響下，燦德爾和孔德拉丘克等人繼續研究推進火箭技術。燦德爾奔走於蘇聯各地，四處講演宣傳太空飛行，為普及太空知識做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貢獻。
這些航天先驅者通過社團、媒體、文學作品、繪畫、電影以及其他流行文化形式，在20世紀20—30年代向蘇聯社會宣傳了太空探索的思想，激發了蘇聯民眾對航天事業產生巨大的興趣。20年代，各種熱衷於研究太空飛行問題的小組紛紛出現。其中最重要、影響力最大的是1924年4月在燦德爾的積極倡導下成立的星際交通研究會b，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研究太空飛行的組織。該研究會最突出的活a齊奧爾科夫斯基與法國的埃斯諾·貝爾特利、美國的羅伯特·戈達德，以及德國的赫爾曼·奧伯特是20世紀初具有代表性的偉大航天先驅者。他們建立起較為完整的火箭運動和太空飛行基本理論。
b1924年成立於莫斯科，命名為星際通訊組（Секциямежпланетныхсообщений），附屬於當時的軍事科學學會空軍學院（Военно-научноеобществоАкадемиивоздушногофлота）。同年，改名為星際交通研究會（Oбществоизучениямежпланетныхсообщений，縮寫為ОИМС），該會存在了1年左右的時間。
156第四章?科技立國與蘇聯國家現代化（20世紀）動是在蘇聯各地公開演講，宣傳太空探索思想和理論。研究會約有200名會員，大部分年齡在20—30歲之間，其中學生和工人占80%，少數人的身份是“科學工作者”“作家”或“科學家和發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