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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第四章楊憲益外譯漢實踐及翻譯理念１６７本書之所以不吝筆墨，詳細梳理已出版或不幸散失的楊憲益漢譯作品，一則因為“外漢翻譯作品多是楊憲益利用業餘的閑暇時間獨立翻譯完成的，更能夠體現譯者的文本選擇及翻譯策略的自主性，也更能反映和印證楊憲益翻譯思想和翻譯風格”；再則也是因為“外漢翻譯，對楊憲益和中國讀者而言，是譯向母語及母語文化的翻譯，具有翻譯的完整性、典型性特征，可能更便利我們中國學者、讀者感知楊憲益翻譯話語中‘家’的特質”。①楊憲益晚年回憶說：“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在業餘時間，也從外文譯過一些東西，如古希臘荷馬史詩等，這些中文譯作隻占我工作的幾十分之一。”②與楊憲益一生近百部中國文學作品英譯不同的是，每一部由他獨立翻譯出版的外漢翻譯作品都寫有“譯本序”或“譯者序”，或幫助讀者更好地走近作品，或闡發他個人基於作品翻譯的體悟。１９７９年版《奧德修紀》“譯本序”長達３２頁，全麵介紹了這部史詩的產生、發展、地位、影響以及版本等情況，並對史詩的語言特點以及一些可能引起讀者疑惑的地方做了說明。２００２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名著名譯英漢對照讀本”《凱撒和克莉奧佩特拉》中，楊憲益受邀撰寫《關鍵是“信”“達”》一文作為這個對照讀本的前言。該文中，楊憲益明確提出基於嚴複“信達雅”理論的外漢翻譯見解，此文係楊憲益為數不多的“翻譯專談”。全文長不過千餘字，被認為“字字句句說在理上，講的是翻譯這活兒的普遍規矩，卻也道出了他所有譯作的精髓———‘信’與‘達’。”③①楊清平．家園的尋覓———隱喻視角下的楊憲益外漢翻譯研究［Ｄ］．開封：河南大學，２０１２年，第１２頁。
②楊憲益．奧德修紀·序［Ａ］．荷馬．奧德修紀［Ｍ］．楊憲益譯．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頁。
③蘇福忠．追憶與楊憲益先生的一點交往［Ｎ］．中華讀書報，２００９１２９。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６８傅雷談外漢翻譯時曾說過，“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在英譯漢領域，多數人認為要把翻譯做得像回事兒，譯者的漢語水平應該好於英語，甚至有“七分中文三分英文”的說法。從這一點來看，楊憲益精湛的外譯漢水平，源自其幼年開始的中國傳統文學和新文學訓練。入讀天津新學書院之前，楊憲益不僅跟隨蒙師魏汝舟研習中國古典文學，還開始大量閱讀胡適、周作人、魯迅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尤其偏愛魯迅和周作人白話文作品的思想深刻、語言簡潔。可以說，楊憲益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時，其對中國語言文字的感知和駕馭能力，既深刻浸潤中國古典文字奧秘，又得中國現代文字之精妙。楊憲益深受周氏兄弟白話文作品的影響，語言駕馭能力高超，在翻譯觀念的表達上，雖未言明，仔細分析起來，我們仍然能夠看到楊憲益對於周氏兄弟，尤其是周作人翻譯見解的認同。周作人在具體闡述自己的直譯觀時說，“但是直譯也有條件，便是必須達意，盡中國語的能力所及的範圍以內，保存原文的風格，表現原文的意義，換一句話就是信與達。”①楊憲益畢生致力於翻譯實踐，鮮少談及自己的翻譯體會，每有問及都是非常低調地幾句話帶過。比較係統、明確地談及自己的翻譯觀點，一共有三次。一次是１９８０年３月，應澳中理事會、澳大利亞文化委員會文學部邀請，與妻子戴乃迭、作家俞林、學者王佐良組成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赴澳大利亞參加文化交流活動。接受當地報紙《時代日報》等多家媒體的采訪，被問及“是否認為譯者應改寫原文”，楊憲益答說，“翻譯的時候不能作過多的解釋。譯者應盡量忠實於原文的形象，既不要誇張，也不要夾帶任何別的東西。當然，如果翻譯中確實找不①參見周作人．童話的討論（三）［Ｎ］．晨報副鐫，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９日刊。
第四章楊憲益外譯漢實踐及翻譯理念１６９到等同的東西，那就肯定會犧牲一些原文的意思。但是，過分強調創造性則是不對的，因為這樣一來，就不是在翻譯，而是在改寫文章了。”①楊憲益認為，如果在譯文中對某一人物所說的話或者對某一事物的描寫加進太多的東西，譯者就可能會背離原文，“那樣一來，翻譯就不成其為翻譯了，我們必須非常忠實於原文。”②即便在談到譯者與目標讀者的關係時，楊憲益依然堅持，“我們在竭盡全力把原文的意思忠實地傳達給另一讀者，使他們能盡量理解原作的內容。我們不應過多地把自己的觀點放進去，否則我們就不是在翻譯而是在創作了。”③由是能夠看出，楊憲益始終認同周氏兄弟倡導的翻譯之“誠”，要使譯文“弗失文情”，在翻譯過程中，不能“任情刪易”。“誠”即是“信”，楊憲益力主翻譯應當忠實於原文的內容，不能過多闡釋或添加，如果還是翻譯的話，譯者“必須非常忠實於原文”，並力爭做到不失“信”於譯文讀者。
第二次是１９９４年，應香港翻譯學者金聖華之請，楊憲益撰寫《略談我從事翻譯工作的經曆與體會》，在文中他秉持一以貫之的低調，說“我的思想從來邏輯性不強，自己也很怕談理論，所以也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他粗略地描畫了從事外譯漢和漢譯英工作的經曆，結合當時國內較多討論的“翻譯是藝術還是科學”問題，楊憲益認為，“從搞文學翻譯的角度來說，說翻譯是一門科學，不如說它是一種藝術，或者說是一①肯尼思·亨德森．“土耳其掛毯的反麵”［Ａ］．陳鑫柏譯．王佐良．翻譯：思考與試筆［Ｍ］．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４頁。
②肯尼思·亨德森．“土耳其掛毯的反麵”［Ａ］．陳鑫柏譯．王佐良．翻譯：思考與試筆［Ｍ］．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４頁。
③肯尼思·亨德森．“土耳其掛毯的反麵”［Ａ］．陳鑫柏譯．王佐良．翻譯：思考與試筆［Ｍ］．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９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７０種技巧。”①雖然是從其畢生所開展的雙向翻譯實踐中得出的至真經驗，楊憲益仍十分謙遜地說，“當然這也可能是我個人的偏見”。在論及外國文學作品漢譯時，因他本人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多為詩歌、史詩和戲劇等注重節奏、韻律的文學體裁，因此對外國詩歌漢譯做了特別說明：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為中文，有的譯者在翻譯詩歌的過程中，有時太注重原作的形式方麵。比如說，英國詩過去常用五音節抑揚格，每音節分為輕重兩音。這是由於英文同中文不同，每個字不限於一個音，每個音又分輕重。我們如果一定要按照原文的格律，結果必然是要犧牲原文的內容，或者增加字，或者減少字，這是很不合算的。每國文字不同，詩歌規律自然也不同。追求詩歌格律上的“信”，必然造成內容上的不夠“信”。我本人過去也曾多次嚐試用英詩格律譯中文作品，結果總覺得吃力不討好。現在有許多人還在試圖用中文寫抑揚格的詩，這是很可惜的②。
從上麵的文字，我們不僅可以看出楊憲益對外國文學漢譯的主要觀點，也能夠清晰地看到楊憲益對其始終追求的譯文之“信”的具體思考———“信”於原文內容還是“信”於原文格律。
在八十六歲高齡，幾乎完成一生的千萬字翻譯實踐之後，被問及“翻譯經驗”時，基於其對中國古代文化史的研究，楊憲益第一次明確①楊憲益．略談我從事翻譯工作的經曆與體會［Ａ］．金聖華、黃國彬．因難見巧：翻譯名家經驗談［Ｃ］．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７９頁。
②楊憲益．略談我從事翻譯工作的經曆與體會［Ａ］．金聖華、黃國彬．因難見巧：翻譯名家經驗談［Ｃ］．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８４頁。
第四章楊憲益外譯漢實踐及翻譯理念１７１提出自己的翻譯“信”“達”觀：我搞中譯外和外譯中的文學翻譯工作一轉眼也過了半個多世紀，算是一個老資格了。很多人都來過，問我有什麼翻譯工作的經驗。我很怕談什麼翻譯體會，因為我自己實際上覺得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新經驗。我們中國人不但自己有過幾千年的傳統文化，而且有過漢唐以來兩千年左右的翻譯外來文化的好傳統。
但是過去從鳩摩羅什到玄奘的翻譯經驗，總結起來，也不過隻有兩個字，就是“信”與“達”，兩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向我國介紹西方文化名著的嚴複曾說過：“譯事三難信達雅”。其實“雅”隻是“達”的一部分。“達”而能“雅”，才是真正的“達”。①雖然已是“翻譯了整個中國”的學界巨擘，楊憲益仍然謙虛地說自己實際上“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新經驗”，主張回到中國古代的翻譯實踐尋找翻譯智慧，認為“我們中國人不但自己有過幾千年的傳統文化，而且有過漢唐以來兩千年左右的翻譯外來文化的好傳統。”這一主張對於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國內翻譯學界出現的“唯西是從”理論不自信做法可謂是有力的反撥。雖然並沒有深入展開，也沒有使用艱深晦澀的理論性文字，楊憲益概要地歸納說，“過去從鳩摩羅什到玄奘的翻譯經驗，總結起來，也不過隻有兩個字，就是‘信’與‘達’”。在楊憲益看來，“信”與“達”兩者同樣重要，缺一不可。楊憲益的翻譯“信”“達”觀雖然師法嚴複，卻並非食古不化、完全照抄照仿，他對嚴複的“信達雅”三字訣有①參見楊憲益．關鍵是“信”“達”［Ａ］．蕭伯納著．凱撒和克莉奧佩特拉［Ｍ］．楊憲益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譯者序第１—２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７２自己的見地———“雅”隻是“達”的一部分，“達”而能“雅”，才是真正的“達”。
楊憲益非常重視“信”，堅持“‘信’是第一位，沒有‘信’就談不上翻譯。”①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知道，楊憲益所言“信”，包含三個方麵的內容：信於原文形象、信於譯文讀者、信於原文格律、節奏。下麵我們就結合具體事例來看一看楊憲益的翻譯踐行與翻譯思想的契合性。
１９５５年夏，楊憲益譯畢《牧歌》時，在“前記”裏介紹說譯文“力求忠實於原文，行數完全跟原文一樣”。②本章第二小節以楊憲益翻譯犘狔犵犿犪犾犻狅狀的四個不同時期譯本為案例，揭示楊憲益堅持翻譯要忠實再現原文和原文作者意圖、堅持服務翻譯目的、強調文化比較視野、關注讀者接受、秉承嚴謹細致的翻譯精神。事實上，對於伊莉莎語言學習過程中因讀音困難出現的那些不合讀音規範、語法規範的“語言變異”現象，楊憲益也總能出於對譯文讀者的關照，成功地將其轉化成易為讀者辨識的漢語“語言變異”。單純從語言對譯的角度來講，此類“語言變異”的跨語際轉換，也許不屬於忠實的做法，是譯者創造性思維的產物，但這些創造性譯法，卻最終完成了對譯語讀者的“信”。從分析中可知，楊憲益在文本翻譯中的“忠實”，悉數出於對“信”於原文形象、“信”於譯文讀者和“信”於原文節奏的綜合考量。
楊憲益強調的“信”是對譯文終端的關注，與傳統意義上“對等”或“忠實”原文的做法不可等同視之。在具體翻譯踐行中，楊憲益的“信”①郭曉勇．平靜若水淡如煙：深切緬懷翻譯界泰鬥楊憲益先生［Ｊ］．中國翻譯，２０１０（１）：４７。
②維吉爾著．牧歌［Ｍ］．楊憲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前記”第６頁。
第四章楊憲益外譯漢實踐及翻譯理念１７３是“不以形式而損害內容”①。關於這一點，楊憲益在《略談我從事翻譯工作的經曆與體會》文中有過明確陳述，闡發其對西方詩歌譯成中文的觀點。基於對中西方語言特點的分析和數十年中西方詩歌鑒賞與寫作的經曆，楊憲益深信，“追求詩歌格律上的‘信’，必然造成內容上的不夠‘信’。”楊憲益對荷馬史詩《奧德修紀》有深入研究，認為荷馬史詩屬六音節格律詩，每行約有十一個輕重音，不用尾韻，但節奏感很強，顯然是為朗誦的目的而創作出來的，類似我國民間的彈弦說唱藝術，為了在中國讀者中傳遞出這種等同效果，他對自己最終采取散文體譯詩做了如下說明：“在開始翻譯之前也曾考慮是譯成詩體好呢，還是譯成散文好，最後還是決定譯成散文，這是因為原文的音樂性和節奏在譯文中反正是無法表達出來的，用散文翻譯也許還可以更好使人欣賞古代藝人講故事的本領。”②楊憲益《奧德修紀》散體譯本被認為體現了國際學界公認的阿諾德“荷馬作品四大特征”③。
楊憲益指出，“古人說了三個字：信、達、雅。當然，光‘信’不‘達’也是不可能，那是不要人懂。”④也就是說，光“信”不“達”，令人無法讀懂，也就談不上“信”。由“信”至“達”，翻譯者需要具備高超的雙語駕馭能力和雙文化體察能力。為了實現對詩歌或類似文本的意義忠實，楊憲益多采用表麵上看來沒有那麼忠實的改寫做法，是基於對原文充①楊清平．家園的尋覓———隱喻視角下的楊憲益外漢翻譯研究［Ｄ］．河南大學，２０１２年，第５７—６０頁。
②荷馬著．奧德修紀［Ｍ］．楊憲益譯．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７頁。
③詩人、評論家馬休·阿諾德（Ｍａ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概括出的荷馬作品的四大特征是：筆調輕快；文字清晰；思想樸素；風格崇高。國際學界業已普遍認可，掌握了這四個特征，便能正確地理解並再現荷馬。
④楊憲益．我與英譯本《紅樓夢》［Ａ］．鄭魯南．一本書和一個世界（第２集）［Ｍ］．楊憲益口述．鄭魯南整理．北京：昆侖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７４分理解的“另外寫”，以“竭盡全力把原文的意思忠實地傳達給另一讀者”。這一點，我們在上文曾經提到過，楊憲益之“信”更多是對譯文終端———譯語讀者的深切觀照，讓譯語讀者盡可能獲得與原文讀者類同的美學體驗和感受，這其中含有對譯文之“達”的充分考量。楊憲益的“信”與“達”是不可割裂的整體翻譯觀。為使譯文“達”於譯文讀者，遇到歌詞，楊憲益常會習慣性改寫成七言。實際上，這一偏好從他１７歲時就已開始，並且表現出非凡的功力，楊憲益古詩詞功底深厚，受吳宓“舊瓶裝新酒”主張的影響，中學時期嚐試以中國古詩體的形式翻譯外國詩歌，現在保存下來並收入《銀翹集》的《譯希臘女詩人莎孚殘句》和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歌詞，是典型的“通達”譯文。楊憲益在貴陽師範學院執教時，還曾用五言古詩體譯過維吉爾史詩《埃涅阿紀》的第一卷。接下來，我們以楊憲益譯莎士比亞戲劇《暴風雨》中的一段歌詞為例，看一看他是如何讓原文的意義精髓“達”於讀者的。歌詞原文如下：ＡＲＩＥＬｓｉｎｇｓ．Ｆｕｌｌｆａｔｈｏｍｆｉｖｅｔｈｙｆａｔｈｅｒｌｉｅｓ：Ｏｆｈｉｓｂｏｎｅｓａｒｅｃｏｒａｌｍａｄｅ：Ｔｈｏｓｅａｒｅｐｅａｒｌｓ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ｈｉｓｅｙｅ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ｔｈａｔｄｏｔｈｆａｄｅ，Ｂｕｔｄｏｔｈｓｕｆｆｅｒａｓｅａ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ｏ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ｒｉｃｈａｎｄｓｔｒａｎｇｅ．Ｓｅａｎｙｍｐｈｓｈｏｕｒｌｙｒｉｎｇｈｉｓｋｎｅｌｌ；［Ｂｕｒｄｅｎ：ｄｉｎｇｄｏｎｇ．］Ｈａｒｋ！ｎｏｗＩｈｅａｒｔｈｅｍ—ｄｉｎｇｄｏｎｇ，ｂｅｌｌ．（ＳｃｅｎｅⅡ，ＡｃｔⅠ，犜犺犲犜犲犿狆犲狊狋）第四章楊憲益外譯漢實踐及翻譯理念１７５楊憲益將這段歌詞譯成了中國的七言古詩體：爾父深埋五尋水，骸骨依然神已死。
森森白骨成珊瑚，沉沉雙目化明珠。
化為異物身無恙，幽奇瑰麗難名狀。
鮫人日擊喪鍾鳴，我今聞之丁當聲。
（楊憲益注：此為莎士比亞名劇《暴風雨》中歌辭，予當時讀中學，才十七歲，初讀此劇，戲譯之。）譯文中“森森白骨成珊瑚，沉沉雙目化明珠”對仗整齊，令人如讀地道中國古詩作品，而忘記其實是從莎翁“Ｏｆｈｉｓｂｏｎｅｓａｒｅｃｏｒａｌｍａｄｅ：Ｔｈｏｓｅａｒｅｐｅａｒｌｓ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ｈｉｓｅｙｅｓ．”句轉譯而來。其中，“骸骨依然”“幽奇瑰麗”“鮫人”“神已死”“身無恙”等表述，朗朗上口，意思曉暢，透著濃濃的中國哲學、文學或民間傳說意味。
金文寧在《名家名論名譯》中評述楊憲益的外譯漢實踐時說，“楊憲益受原文形式約束較少，甚至非常靈活。”①楊憲益采用自由韻的形式翻譯《羅蘭之歌》全詩，有時候一整個詩節就始終用一個韻（如第１１１節），有的以一個韻為主，不得已時再換用其他韻，如第１８５節，整個詩節共３１詩行，除第一行和倒數後六行外，其餘２４行都使用“ａｎ”韻，一韻到底，用字完全不重複，既體現了譯者明確的翻譯理念，也體現了譯者高超的語言駕馭功力。此外，該譯本中成對運用四字結構的情況也①金文寧．楊憲益戴乃迭［Ａ］．張經浩、陳可培．名家名論名譯［Ｃ］．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３５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７６比較突出，常常使用在某一節的開頭或中間，從而形成對長句的一種調節，讀來節奏感強，富有韻律。楊憲益《羅蘭之歌》譯文，語句長短相間，富於變化，節奏感明確，加上尾韻所具有的音樂感，恰到好處地傳達出了法蘭西史詩的英雄氣概和戰鬥精神。他翻譯的維吉爾《牧歌》中，洋溢著田園牧歌般的清新與悠閑。整體看來，楊憲益外譯漢作品中，為了實現他所堅守的“信與達”，從具體翻譯方法上來看，他並不固守某一具體原則，翻譯方法靈活多樣，活譯而意思不走樣，直譯而不死硬。楊憲益以他對原文意涵的深入理解和靈活恰當的表達，保障了讀者順利、便捷地走入原作的世界。“楊憲益譯文忽而直譯，忽而意譯；忽而地道，忽而洋氣；看似莫衷一是，沒有章法，實則是‘道’的運動：因時而作，適時而動。相宜而動。隨感覺走，怎麼好怎麼譯，怎麼舒適怎麼譯。”①接下來，我們再從目前翻譯界討論比較多的犘狔犵犿犪犾犻狅狀中抽取一段，共同領略一下楊憲益作為舊體詩寫作者，對中文的嫻熟駕馭能力以及譯文所能實現的接受效果：原文：Ｈｅ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ｙｐｅ，ｈｅａｒｔｉｌｙ，ｅｖｅｎｖｉｏｌｅｎｔｌ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ｉｎ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ｓ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ｃａｒｅｌｅｓｓａｂｏｕｔ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Ｈｅｉｓ，ｉｎｆａｃｔ，ｂｕｔｆｏｒｈｉｓ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ｓｉｚｅ，ｒａｔｈｅｒｌｉｋｅａｖｅｒｙｉｍｐｅｔｕｏｕｓｂａｂｙ“ｔａｋｉｎｇｎｏｔｉｃｅ”ｅａｇｅｒｌｙａｎｄｌｏｕｄｌｙ，ａｎｄ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ａｌｍｏｓｔａｓｍｕｃｈ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ｏｋｅｅｐｈｉｍｏｕｔｏｆ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①楊清平．家園的尋覓———隱喻視角下的楊憲益外漢翻譯研究［Ｄ］．河南大學，２０１２年，第１６６頁。
第四章楊憲益外譯漢實踐及翻譯理念１７７ｍｉｓｃｈｉｅｆ．Ｈｉｓｍａｎｎｅｒｖａ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ｇｅｎｉａｌｂｕｌｌｙｉｎｇｗｈｅｎｈｅｉｓｉｎａｇｏｏｄｈｕｍｏｒｔｏｓｔｏｒｍｙｐｅｔｕｌａｎｃｅｗｈｅｎ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ｇｏｅｓｗｒｏｎｇ；ｂｕｔｈｅｉｓｓｏ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ｆｒａｎｋａｎｄｖｏｉｄｏｆｍａｌｉｃｅｔｈａ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ｓｌｉｋｅａｂｌｅｅｖｅｎｉｎｈｉｓｌｅａ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ｍｏｍｅｎｔｓ．譯文：他是那種精神飽滿而愛好科學研究的人，對於一切可以作為研究對象的東西都有強烈的興趣，他研究起來不顧自己和旁人，也不顧他們的感情。若不是看他的個子和年紀，他實在就像一個任性的小孩子：對周圍事物都想管管，如不對他時刻加以注意，他會在無意中闖些亂子。他的態度是：在他高興時愛管閑事，不順心時就鬧點小脾氣；但是他總是非常坦白而不懷任何壞意，因此即使在他最不講理的時候也還討人喜歡。①從上引譯例中，我們能夠看出，楊憲益的譯文順暢自然，不僅沒有牽強的痕跡，而且斷句時也銜接得恰當周全。該段中對戲劇中“他”（息金斯）的“描述”，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敘述”，而是一種兼帶說理的“論述”，在不無曲折的眾多連接詞的運用上，也可見出對西方表達方式（“功能詞”或“虛詞”的“插入”，以及由此引出的“起承轉合”等）的“融會”，實際上是“貫通”於上述“兩種”話語的“結合體”當中。②茅盾認為：“好的翻譯者一方麵閱讀外國文字，一方麵卻以本國的語言進行思索和想象；隻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譯文擺脫原文的語法和語彙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譯文既是純粹的祖國語言，而又忠實地傳達了原作的內容和風格。……我們一方麵反對機械地硬譯的辦法，另一①選自楊憲益譯《匹克梅梁》（１９５６年，第２７６頁）／《賣花女》（１９８２年，第４１頁）。
②此部分評述參見楊清平．家園的尋覓———隱喻視角下的楊憲益外漢翻譯研究［Ｄ］．河南大學，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５—１４６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７８方麵也反對完全破壞原文文法結構和語彙用法的絕對自由式的翻譯方法。我們認為適當地照顧到原文的形式上的特殊性，同時又盡可能使譯文是純粹的中國語言，———這兩者的結合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①從本章評述的幾部楊憲益外譯漢作品在國內讀者中的接受與評價，應當說，楊譯外國經典完全符合茅盾對於“好的譯文”的定義。
楊憲益外譯漢作品和譯作“前記”或“序言”裏的“翻譯談”，為學界提供了翻譯實踐與理論思考相結合的翻譯行為典範。
①茅盾．為發展文學翻譯事業和提高翻譯質量而奮鬥：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９日在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上的報告［Ａ］．羅新璋、陳應年．翻譯論集（修訂本）［Ｃ］．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９年，第５７７頁。
第四章楊憲益外譯漢實踐及翻譯理念１７９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翻譯家、作家符家欽曾借用劉伯承元帥的“氈帽”作喻，將譯書喻作“戴氈帽”———既方便翻來覆去用，又可令人識得廬山真麵目，說真正的翻譯家應當具備兩重本領：既把中國經典名著向國外介紹，又要把西方名著譯成中文，讓國內讀者欣賞。符家欽認為在這一點上，楊憲益“可說完全達到了雙向交流的要求”，楊譯古希臘、羅馬文學作品全從拉丁文、希臘文譯過來，“保持作品原汁原味，是從英、法文譯本轉譯的作品無法比擬的”，而其與戴乃迭合譯的千餘萬字中國古典、現代文學名著“更是風行海內外”。①文化學者、傳媒人裴鈺２００８年曾撰文（“不勝讚歎：林黛玉其實來過人間”）緬懷戴乃迭，文中將楊憲益、戴乃迭的翻譯貢獻總結為如下三個方麵②：第一，中國傳統文化的英文翻譯。最為著名的譯作是他們夫①參見符家欽撰“雙向交流譯好書———記翻譯大師楊憲益、戴乃迭”，原載符家欽遺著《流年絮語》（世界華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後收入《對外大傳播》，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符家欽（１９１９—２００２），曆任《新民報》《時事新報》《人民中國》（英文）《人民畫報》編輯、編輯主任。先後出版過著作和譯著２４種，約６００多萬字。是美國漢學家金介甫《沈從文傳》《沈從文史詩》的中文譯者，譯作質量高，影響廣泛，受到荒蕪與蕭乾高度評價，汪曾祺則盛讚他是“心細如發，一絲不苟的翻譯家”。
②參見裴鈺的博客：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ｐｙｕ２００８（２００８１１０９０２：１６：４０），該部分內容因是２００８年裴鈺撰文緬懷戴乃迭，故在表述上側重於對戴乃迭成就的突出，因此有學界不太常見的“戴、楊”“戴乃迭、楊憲益”的表述。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１８３妻倆在國際上第一次推出了屈原的《離騷》英文版，把屈原推向了世界。還有，這兩位翻譯家一起翻譯了《紅樓夢》全譯本。目前世界上《紅樓夢》全譯本隻有兩種①，一種是他們的，另一種是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版的《石頭記》。戴乃迭楊憲益的英文版《紅樓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最為準確，更加嚴謹，最大程度上保全了《紅樓夢》的中國文化本質，在國內外都享有盛譽，戴、楊版的《紅樓夢》問世三十年了，國內至今還沒有人能夠推出更好的英文版《紅樓夢》。
第二，戴乃迭和丈夫對中國現代文學最大的貢獻，就是在世界上推介了魯迅作品，他們譯作了魯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等，魯迅能夠在世界上享有盛譽，離不開戴乃迭和丈夫的成功翻譯。
第三，戴乃迭和丈夫對中國當代文學譯介，起著最關鍵的作用，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三裏灣》《靈泉峪》，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馮雪峰的《雪峰寓言》，張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寶葫蘆的秘密》，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郭沫若的話劇《屈原》，大型歌劇《白毛女》，李廣田整理的撒尼長詩《阿詩瑪》等。進入６０年代中期，還有梁斌的《紅旗譜》、白危的《渡荒》、現代歌劇《赤壁戰鼓》《劉三姐》等，《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等樣板戲，凡是有分量的當代作品，它們的英文版都是由戴乃迭和丈夫完成的。
……①此說並不確切，正確的表述應當是：“目前世界上公開出版發行的《紅樓夢》全譯本隻有兩種”，本章第四節對《紅樓夢》英文全譯本有較詳細的介紹。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８４第一節楊憲益漢譯英概述本書第四章援引思果對楊憲益外譯漢作品評價：“我確實認為能寫英文是把英文譯成中文的重要條件。這種人才知道原作者的用意，然後用他知道的中文把它表達出來，而不受原文字句的拘束。他可以不顧原文的字句，另外寫。這是不會寫英文的人辦不到的。”①事實上，在漢譯英的時候，英文閱讀、寫作能力對於譯文質量和譯文接受性更有著不可低估的重要性。中國翻譯研究院副院長黃友義先生回憶年輕時入職外文局後曾就“如何能翻譯好中國古典文學”請教楊憲益，後者告訴他，“要想翻譯好，必須看１００本英美文學原著”。②也就是說，要將一部中國典籍翻譯成好的英文，譯者至少要閱讀一百本英文經典，如此才能夠確保譯文的地道和流暢，才能確保在譯語讀者中的可讀性。在“富家少年中西並蓄”一節，我們已經介紹過，楊憲益自少年時期就廣泛涉獵古今中外各類圖書，他的英文閱讀量尤為巨大，高中時期就達到每天閱讀一到兩本英文著作的速度，最著名的歐美小說家和詩人的作品幾乎已經讀遍，對於絕大多數的歐美小說家和詩人都有①蕭伯納著．《賣花女》選評［Ｍ］．楊憲益譯．思果評．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２００４年，“總評”第１頁。
②楊憲益去世後不久，《求是》雜誌社記者孫曉青撰寫追憶性專欄文章《楊憲益的最後十年》（《小康》，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２３頁），其中“臥虎藏龍的外文局”一節有詳細介紹。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１８５涉獵。
１９３４年夏天，楊憲益在新學書院英文教員朗曼夫婦陪伴下，乘坐加拿大皇後號郵輪繞道美國前往英國留學。在橫渡大西洋的旅程中，楊憲益閱讀Ｄ．Ｈ．勞倫斯的兩部旅行散文《意大利的黃昏》與《大海和撒丁島》，並模仿勞倫斯的散文風格寫就一組英文散文《陸與海》（犜犲狉狉犪犕犪狉犻狇狌犲）①，記錄旅行途中的生活見聞。次年，楊憲益申請牛津大學被告知需要延緩入學一年，理由是楊憲益學習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僅僅幾個月就幾乎達到英國學生幾乎需要七年時間完成的課程，考官據此懷疑他的考試有僥幸成分。事實上，此中既可以看出青年楊憲益的發奮努力，也能夠得知楊憲益具有極高的語言天分。
英國留學期間，楊憲益密切關注國內局勢，為戰爭取得的每一個勝利歡欣鼓舞，為抗日宣傳創作英文劇本《平型關》與《紫漠黃昏》。楊憲益在牛津大學還辦了一份雜誌《複興》，宣傳抗日思想，這份英文雜誌完全由他一個人獨自操作，寫稿、油印、到郵局寄發都是他一個人做。每期十到二十頁不等，有社論和幾篇文章，內容是譴責日本侵略並分析戰爭形勢。楊憲益留學英倫期間出遊法國，遇到同胞時決定用母語溝通，聊了很久才從對方茫然的反應中意識到自己一直說的是英文。從這一軼聞也可看出，他的英文水平和英文使用習慣在留學之際就幾乎達到了母語的程度。戴乃迭晚年回憶說，英倫相戀之初，楊憲益不僅會用嫻熟的英文給自己寫情詩，還可以用剛學習不久的中世紀①也有楊憲益傳記中將該作品譯為《陸地與海洋》，由楊憲益所選拉丁文名翻譯而來。當時用淡紫色的練習本寫成一冊，英文寫就，楊憲益將其寄給了天津的大妹妹楊敏如，可惜抗戰爆發天津淪陷後被毀。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８６法文寫情詩，足見其才華橫溢。①曾深度采訪過楊憲益的《北京日報》人物版專欄作家、高級記者石梅在《楊憲益自傳》中文版刊印後的“精彩書評”中如此評價：天地間有這樣一個巧合：中國文學翻譯界的泰鬥楊憲益、戴乃迭，是中西兩極、陰陽合璧的伉儷。楊酷愛中國文學，精通英語、希臘語及拉丁語；而戴又是生活在中國，選中漢學專業，秉天賜良機地與楊同讀於牛津大學，相識相愛，攜手同袍，譯壇共步，風雨滄桑。一個英國文學培養出來的漢學家，一個漢儒教訓而成的英文學者。造物者也真是具有偉大而神秘的魔力，竟造就出了這麼一對譯界合歡花。
楊憲益進入牛津大學攻讀一年多時間的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繼而轉讀法國文學和英國文學。戴乃迭先是攻讀法國文學，後來改讀中國文學，成為曾在中國福建當過傳教士的休斯教授的唯一學生。兩人的學業選擇被認為“對於他們後來的婚姻和翻譯事業來說，或許就是最好不過的選擇”②。１９３８年，楊、戴開始首次合作將中國文學著作翻譯成英文，他們嚐試的第一部譯作是《離騷》。楊憲益在英國留學的最後兩年，開始用英文試譯過幾篇中國文學作品，其中包括魯迅的《野草》和《阿Ｑ正傳》部分章節，一些陶淵明的詩和一些楚辭作品，主要是《離①戴乃迭．我覺得我有兩個祖國［Ａ］．楊憲益．我有兩個祖國———戴乃迭和她的世界［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頁。
②穀鳴．楊憲益夫婦的譯事［Ｊ］．書屋，２０１０（４）：４５．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１８７騷》《九歌》與《招魂》。①此外，他還翻譯了一些唐代後期詩人李賀的詩，有些譯詩由摯友伯納德·梅洛拿去發表在牛津大學的一本學生雜誌上，楊憲益回憶說：“伯尼·梅洛還在那期雜誌的新欄目上介紹我，登載了我平時隨意說過的一些話。他稱我為‘可尊敬的楊’，還配發了一張我隻有幾歲時穿著中國絲綢馬褂照的相片。於是我在牛津大學的學生中間成了知名度頗高的人物。”②可以說，從最初的翻譯嚐試起，他們的譯介對象就是能夠彰顯中國詩文成就的經典作品。
１９４０年夏，楊、戴二人牛津大學畢業之際，放棄到哈佛大學開展古典學術研究的寶貴機會，選擇回到抗戰中的祖國，想要為國家、為抗戰做些事情。他們先後在中央大學柏溪分校、貴陽師範學院和成都光華大學任教。教學之餘，他們翻譯了艾青和田間的新詩，但主要的是魯迅和周作人的一些作品。《阿Ｑ正傳》就是那時翻譯的，《野草》翻過幾篇，陶淵明的詩也翻譯過一些。雖然楊憲益本人對新詩始終不大欣賞，卻也試驗著翻過艾青的《大堰河》和艾青的其他幾十首抗日詩。此期，楊憲益以遊戲和審美的心態進行翻譯工作，輕鬆自如地涉獵幾位時代不同、風格迥異的作家和詩人的作品。《阿Ｑ正傳》《野草》和《陶淵明詩選》在５０年代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可惜的是，他翻譯的艾青和田間的新詩都沒有保存下來。
１９４３年，楊憲益夫婦由尹石公和盧冀野引薦，前往國立編譯館任職，這是兩人以翻譯為職業的正式開端。他們按梁實秋的建議，著手將《資治通鑒》翻譯成英文，最終譯完了戰國到西漢的三十卷，摞起一①楊憲益著．楊憲益自傳［Ｍ］．薛鴻時譯．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３６頁。
②楊憲益著．楊憲益自傳［Ｍ］．薛鴻時譯．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８６—８７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８８尺多高的譯稿。但因各種原因，這部分譯稿始終沒有發表。這一時期，夫婦二人還翻譯了《老殘遊記》、溫庭筠的詞、敦煌變文《燕子賦》和《維摩詰所述經變文》、梁武帝時代有關神不滅論的辯論、苗族的創世詩、郭沫若的劇本《屈原》和陽翰笙的劇本《天國春秋》等。其中多數未能發表，後來譯稿散佚。他們還翻譯過一本中國戲劇簡史，但譯稿也始終未能出版。１９５２年，楊、戴夫婦接受劉尊棋邀請，重新回到專職翻譯工作崗位，此後幾十年間他們合譯過的中文名著不下百種，譯著絕大多數由外文出版社和中國文學出版社（熊貓叢書）出版。
古典文學譯著有：《詩經選》《離騷》《史記選》《漢魏六朝詩文選》《漢魏六朝小說選》《陶淵明詩選》《柳毅傳———唐代傳奇選》《王維詩選》《陸遊詩選》《關漢卿雜劇選》（包括八部雜劇），《看錢奴》《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宋明評話選》《明代話本選》《唐宋詩文選》《明清詩文選》《中國古代小說節選———西遊記、三國演義、鏡花緣》《長生殿》《聊齋故事選》《儒林外史》《老殘遊記》《紅樓夢》《中國古代寓言選》《不怕鬼的故事———六朝至清代誌怪小說》《中國古典文學簡史》等。
現代文學翻譯出版最多的是魯迅的著作，計有《魯迅選集》（一至四卷）、《魯迅小說選》。其他譯著有李稢人的長篇小說《死水微瀾》，郭沫若的曆史劇《屈原》，沈從文的《湘西散記》和《邊城及其他》，馮雪峰的《雪峰寓言》，白危的《渡荒》①，李廣田的《李廣田散文選》，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賀①目前對楊憲益、戴乃迭翻譯作品的統計和目錄中，大多將現代作家白危１９５１年由海燕書店刊印的這部中篇小說誤寫為《度荒》。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１８９敬之和丁毅的《白毛女》，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還有許地山、葉聖陶、茅盾、鬱達夫、王統照、老舍、聞一多、羅淑、巴金、沙汀、王魯彥、吳組緗、端木蕻良等人的作品翻譯，散見於各相關作家文集中。
當代文學譯著有：趙樹理的《三裏灣》，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孫犁的《風雲初記》《鐵木前傳》《孫犁小說選》，艾青的《黑鰻》，梁斌的《紅旗譜》，張賢亮的《綠化樹》，古華的《古華小說選》《芙蓉鎮》，《鄧友梅小說選》等。還有散見於作家文集和《中國文學》的馬烽、李準、王蒙、蘇叔陽、馮驥才、阿城、朱小平等人作品。
戲曲類譯著有昆曲《十五貫》，京劇《打漁殺家》《白蛇傳》《黑旋風李逵》《打金枝》，川劇《柳蔭記》《評雪辨蹤》《拉郎配》，評劇《秦香蓮》，粵劇《搜書院》，閩劇《煉印》，話劇《赤道戰鼓》以及張壽臣的《單口相聲選》。少數民族文學有李廣田改寫的撒尼族長詩《阿詩瑪》，壯族歌劇《劉三姐》，瑪拉沁夫的小說和張長的詩。兒童文學譯有張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寶葫蘆的秘密》，民間文學譯有金受申的《北京的傳說》，有關文學史、文化藝術譯有王瑤、唐、黃裳、黃永玉等人的文章，中外關係史譯有金克木的《中印人民友誼史話》。①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楊憲益還為《中國文學》雜誌翻譯出《文心雕龍》《敦煌變文》以及司空圖的《詩品》、法顯的《佛國記》、湯顯祖的《牡①以上漢譯英作品統計主要參見如下三篇著述：穀鳴．楊憲益夫婦的譯事［Ｊ］．書屋，２０１０（４）：４４—４９；禹一奇．東西方思維模式的交融———楊憲益翻譯風格研究［Ｄ］．上海外國語大學，２００９年，第５—６頁；李晶．戴乃迭及其譯介事業［Ａ］．楊憲益．我有兩個祖國———戴乃迭和她的世界［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６９—１７３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９０丹亭》、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選》等。出於個人愛好，楊憲益選譯了唐人張籍、王建、杜甫、李白、李賀、白居易的詩篇，韓愈、柳宗元的散文（包括《永州八記》）。後來，作為自娛，楊憲益還譯出《蘇東坡詩詞》《範成大（石湖）詩選》《辛棄疾詞選》以及《陸遊詩詞選》①。從上述長長的譯作名錄中可以看出，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合作翻譯的作品，不僅年代跨度大、名目多，且涵蓋體裁形式繁多，在詩歌、戲曲等對韻律、節奏等具有嚴格要求和高度挑戰性的文類翻譯方麵更是成績斐然。要做好這些文類作品的翻譯，不僅要求譯者自身具有深厚的詩歌、戲曲功底，更要求譯者對譯作語言的駕馭能力達到幾近母語的程度。英譯《古代寓言選》《關漢卿雜劇選》《宋明評話選》《唐宋傳奇選》以及洪癉的名著《長生殿》等，“全部被英國倫敦大學列為‘漢文教材’，成為在西方漢學家中間普遍受到重視的英譯中國古典著作。”②楊憲益自行選定並翻譯的中國傳統戲曲叢書在歐美一度廣受歡迎，英譯《紅樓夢》則被輾轉翻譯成西班牙文和緬甸文。
楊憲益和戴乃迭是“中國譯界一對典型的‘天作之合’：楊學貫中西，母語是漢語；戴‘學貫西中’，母語是英語。”③雖然我們前文強調在對楊、戴夫婦譯作的翻譯批評中，需要注意楊、戴二位先生的翻譯實踐是從母語譯入外語，屬於“譯出”研究，但嚴格論起來，這一說法也並不十分準確。首先，作為一名身跨中西的人，楊憲益的英文水平相當高，誠如他本人後來接受雷音女士“口述曆史訪談”時所言，“我一到了英①鄒霆．永遠的求索———楊憲益傳［Ｍ］．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８５頁。
②鄒霆．永遠的求索———楊憲益傳［Ｍ］．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８４頁。
③蔣驍華、薑蘇．以讀者為中心：“楊譯”風格的另一麵———以楊譯《宋明平話選》為例［Ｊ］．外國語言文學，２００７（３）：１８８。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１９１國以後……英文已經能夠表達，也寫過東西，所以我差不多等於一個西方孩子了”①。他在同一次訪談中還提及，他在英國留學期間遊曆巴黎時遇到一個中國人，想要跟這位中國人講中文，結果講了半天才發現自己其實是在用英文跟對方交流。楊憲益一生為人謙虛、低調，即便翻譯了上千萬字，也總是淡淡地說自己並不是翻譯家，也沒有做多少事情，但談及自己的英文功底，他一直認為在英國留學期間，自己“差不多整天就是說外文，好像變成英文是我的本國語了。”②從上述介紹，我們能夠知道，即便楊憲益從事的是從母語中文翻譯成非母語英文的實踐，但他的英文駕馭能力堪稱地道。再者，我們知道，楊憲益幾乎所有的漢譯英實踐，都是與戴乃迭合作完成，談及二人的合作模式，楊憲益說，“我們合譯中國文學名著時，一般是由我翻譯初稿，然後由乃迭修改英文，成為定稿。我翻譯初稿大致都是在打字機上譯一遍，乃迭修改則常常要打兩三遍，所以她用的時間一般都比我多。她翻譯中文詩歌常常覺得沒有把握，有時要改許多次。記得我們合譯宋代範成大的田園詩時，她曾改了同我商量，又重新修改，一共改了七八次。
後來翻譯《紅樓夢》，碰到書中的詩詞時，也改過好幾遍，所以我們合作時，她費的功夫總比我多得多。”③作為合作者的戴乃迭，不僅是牛津大學第一位獲得中國文學學位的優秀學生，且她本人中文水平相當出色，“會寫一筆正楷小字，能仿《唐人說薈》，用文言寫小故事，寫得文字簡秀。”④從楊憲益、戴乃迭的翻譯合作分工和他們各自的第二語言水①楊憲益．從《離騷》開始，翻譯整個中國：楊憲益對話集［Ｍ］．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０頁。
②楊憲益．從《離騷》開始，翻譯整個中國：楊憲益對話集［Ｍ］．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０頁。
③楊憲益．此情可待成追憶———記戴乃迭生前二三事［Ｊ］．對外大傳播，２００３（１）。
④李輝．楊憲益與戴乃迭：一同走過［Ｍ］．鄭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９２平來看，將二人的合作模式視為我國中外譯者合作的最高典範一點也不誇張。
雖然學界廣泛認為《紅樓夢》能夠馳譽世界文壇應當感謝楊憲益夫婦，但這部創造了典籍翻譯輝煌的《紅樓夢》卻始終算不上楊憲益鍾愛的作品，無論是在自傳還是在各類訪談中，楊憲益多次提到，翻譯《紅樓夢》是為了完成出版社分配給他們的任務，從個人閱讀興趣上，相對於其他中國古典小說，他和夫人都不大喜歡《紅樓夢》這部作品。
楊憲益曾多次遺憾地說，“我們想多介紹一點沈從文的作品，後來沒有做到”。沒能多譯介沈從文的作品，主要是因為楊憲益夫婦進入外文出版社工作後，作為“受雇的翻譯匠”，在翻譯什麼、不翻譯什麼方麵，並沒有很大的自主權和選擇權。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在中國“五四”以後到１９４９年的文學大師排名“魯郭茅巴老曹”（即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中並沒有沈從文。在中國２０世紀文學史上，沈從文的聲譽或許是起伏最大的一個，三四十年代，他是北方文壇領袖；４０年代末，主要因為郭沫若“桃紅色作家”的指斥，沈從文退出文壇；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後期掀起的現代作家重新評價潮中，沈從文作品的價值及其作為傑出作家的身份才得以被重新認定。①顯然，楊憲益夫婦沒能更多翻譯沈從文，一來是因為他們當時承擔的翻譯任務重且沒有太大選擇自主權，二來更主要是因為沈從文並不被當時的主流詩學所容納。除了根據當時外文出版社的出版計劃，有係統地介紹中國古典①１９９９年６月，《亞洲周刊》推出“２０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對２０世紀全世界範圍內用中文寫作的小說進行排名，遴選前１００部作品。參與這一排行榜投票的是海內外著名學者、作家，如餘秋雨、王蒙、王曉明、謝冕、王德威等。在這一排行榜中，魯迅以小說集《呐喊》位列第一，沈從文的小說《邊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單篇小說計，《邊城》則屬第一。這些產生於２０世紀末的排名，有的針對作家沈從文，有的針對小說家沈從文，有的針對沈從文的個別小說，雖然範圍大小不一，卻都在二三名之間。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１９３文學外，其中很大一部分譯作是時代需求的產物：解放區文學和仿照蘇聯經驗開展的紀念世界名人的作品：屈原、司馬遷、吳敬梓、魯迅等人都在“世界名人”之列，因此，這些古今作家作品的翻譯文本得以陸續推出。
第二節《宋明評話選》與《史記》英譯談及與妻子戴乃迭一生共同翻譯的作品，楊憲益說，“所有的翻譯都是我跟愛人合作，我拿著書直接口譯，她打字，打得飛快，然後再修改。……我自己覺得翻譯比較滿意的是《宋明平話小說》，還有就是《史記》。”①雖然目前學界分析楊憲益翻譯作品，更多集中在《紅樓夢》和其他一些作品上，但如果要深入研究楊憲益漢譯英作品及其蘊含的翻譯思想，譯者楊憲益本人滿意度較高的《宋明評話選》和《史記》譯本應當引起學界的更多關注②。通常認為，楊憲益夫婦的漢譯英實踐中直譯的做法占絕對主導地位，褒獎派認為，他們的譯文以忠實為依歸，比較好地保持了原文的形象和風貌；貶抑派則認為，“楊譯本”忠實原著，雖然對原文理解深刻，但語言略顯蒼白、文采不足。拋開這些論斷①楊憲益．從《離騷》開始，翻譯整個中國：楊憲益對話集［Ｍ］．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１頁。
②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５日，以篇名“宋明平話選”為檢索項，ｃｎｋｉ搜索顯示僅有４篇論文；以篇名“宋明評話選”為檢索項，ｃｎｋｉ搜索顯示僅有５篇論文；以“《史記》、楊憲益”為篇名檢索項，僅有２篇論文，１篇碩士學位論文，１篇期刊論文。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９４的正確與否、全麵與否，既然是探討譯者和他的譯作，通過剖析譯者本人認可的譯作，似乎更能夠歸納、提煉其翻譯過程中蘊含的翻譯智慧。
５．２．１《宋明評話選》英譯選材及翻譯特色“評話”是元、明、清時代對白話小說的一種稱呼。“評話”原是講說故事的表演技藝，表演方式是隻說不唱，沒有音樂伴奏，與有說有唱的“詩話”“詞話”不同。後來這類口頭表演內容被記錄整理成書麵文字，也就是早期的白話小說，元代開始專指曆史題材的白話小說，到了明清兩代，評話便成了涵蓋各種題材的白話小說的通稱。白話小說與文言小說不同，文言小說的作者和讀者是士大夫，屬於雅文化；而白話小說卻麵向士大夫在內的廣大民眾，屬於大眾文化。白話小說使用白話，最初的作品內容都是由口頭表演的“評話”整理改編而成。明代嘉靖以後，一大批著名文人參與了白話小說的創作與批評，使得白話小說的思想藝術得到空前提升，迅速取得了與傳統詩文並肩而立的文壇地位。“評話”題材鮮少論及軍國大事，描寫的人物也很少是帝王將相，非常貼近世俗日常生活，描寫的多是市井小人物的榮枯浮沉和悲歡離合，從而表現出與傳統士大夫詩文迥然不同的世俗精神風貌。宋明“評話”的題材非常廣泛，真實地描繪了當時的市井社會相，活生生的人物和有聲有色的社會圖景，在傳統詩文和史傳中很難見到，在藝術上和思想認識上都極具價值。
楊憲益、戴乃迭所譯《宋明評話選》凡２０篇譯作，從“三言”中選錄１５篇，“二拍”中選錄５篇。“三言”是指明代馮夢龍編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規模宏大的白話短篇小說總集，也是白話短篇小說發展曆程上由民間藝人的口頭藝術轉為文人作家的案頭文學的第一座豐碑。這些作品題材廣泛，內容複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１９５雜，從各個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當時市民階層的生活麵貌和思想感情。“二拍”是指淩初所編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是作者根據野史筆記、文言小說和當時的社會傳聞創作的，主體反映了市民生活中追求財富和享樂的社會風氣，同時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人們渴望愛情與平等的自由主義思想。“三言二拍”總２００篇卷，計四百餘萬字。
據今所知，“三言二拍”中的作品最早被譯為西方文字始於法國耶穌會神父、著名漢學家杜赫德（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ＤｕＨａｌｄｅ，１６７４１７４３）。
杜赫德根據１７世紀來華傳教士的報道，選編而成《中華帝國全誌》（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狇狌犲，犎犻狊狋狅狉犻狇狌犲，犆犺狉狅狀狅犾狅犵犻狇狌犲，犘狅犾犻狋犻狇狌犲，犲狋犘犺狔狊犻狇狌犲犱犲犔犲犿狆犻狉犲犱犲犾犪犆犺犻狀犲犲狋犱犲犾犪犜犪狉狋犪狉犻犲犆犺犻狀狅犻狊犲，１７３５）①一書，書中含《莊子休鼓盆成大道》（《警世通言·卷二》）、《懷私怨狠仆告主》（《初刻拍案驚奇》）和《呂大郎還金完骨肉》（《警世通言·卷五》）三篇的法文翻譯。１７３６—１７４１年，約翰·瓦茨（ＪｏｈｎＷａｔｔｓ）組織翻譯出版了四卷本《中華帝國全誌》，１７３８—１７４１年，倫敦出版商愛德華·凱夫（ＥｄｗａｒｄＣａｖｅ）組織翻譯並印行了《中華帝國全誌》兩卷本（犃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犈犿狆犻狉犲狅犳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犆犺犻狀犲狊犲犜犪狉狋犪狉狔），此為中國話本小說進入英語世界的開端。《中華帝國全誌》德文版和俄文版也分別於１７４８和１７７４年問世。雖然經由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誌》，中國話本文學在１８世紀已出現了多語種翻譯，但總體來說，數量較少，且比較零散，當時西方廣為關注的是《好逑傳》和《趙氏孤兒》等作品。
進入２０世紀，英語世界中的“三言二拍”譯文選篇數量增多，涉及①全稱《中華帝國及其所屬韃靼地區的地理、曆史、編年紀、政治和博物》，該書被譽為“法國漢學三大奠基作之一”。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９６麵增廣。與此同時，作為文化輸出國的中國譯者以及文學家，也加入到“三言二拍”的翻譯活動中。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向世界介紹中國文學的窗口，《中國文學》自１９５５年陸續刊登了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宋明話本作品，其中包括１９５５年第１期上刊登的《十五貫戲言成巧禍》（“ＦｉｆｔｅｅｎＳｔｒｉｎｇｓｏｆＣａｓｈ”）、《崔待詔生死冤家》（“ＴｈｅＪａｄｅＫｕａｎｙｉｎ”）、《範鰍兒雙鏡重圓》（“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Ｍｉｒｒｏｒ”）；１９５５年第３期上刊登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ＴｈｅＣｏｕｔｅｓａｎｓＪｅｗｅｌＢｏｘ”）、《金玉奴棒打薄情郎》（“ＴｈｅＢｅｇｇａｒＣｈｉｅｆｓＤａｕｇｈｔｅｒ”）和《神偷寄興一枝梅俠盜慣行三昧戲》（“ＴｈｅＭｅｒｒｙ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ｏｆＬａｚｙＤｒａｇｏｎ”）等。１９５７年初，北京外文出版社以犜犺犲犆狅狌狋犲狊犪狀狊犑犲狑犲犾犅狅狓：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狋狅狉犻犲狊狅犳狋犺犲ⅩｔｈⅩⅦｔｈ犆犲狀狋狌狉犻犲狊（《名妓的寶箱：中國１０—１７世紀小說選》）為名結集推出楊憲益、戴乃迭譯編“三言二拍”故事二十篇：崔待詔生死冤家（《警世通言·卷八》）、小夫人金錢贈年少（《警世通言·卷十六》）、十五貫戲言成巧禍（《醒世恒言·卷三十三》）、簡貼僧巧騙皇甫妻（《喻世明言·卷三十五》）、小水灣天狐詒書（《醒世恒言·卷六》）、滕大尹鬼斷家私（《喻世明言·卷十》）、劉小官雌雄兄弟（《醒世恒言·卷十》）、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喻世明言·卷二十七》）、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喻世明言·卷四十》）、宋小官團圓破氈笠（《警世通言·卷二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警世通言·卷三十二》）、賣油郎獨占花魁（《醒世恒言·卷三》）、灌園叟晚逢仙女（《醒世恒言·卷四》）、錢秀才錯占鳳凰儔（《醒世恒言·卷七》）、盧太學詩酒傲王侯（《醒世恒言·卷二十九》）、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初刻拍案驚奇·卷一》）、劉東山誇技順城門十八兄奇蹤村酒肆（《初刻拍案驚奇·卷三》）、丹客半黍九還富翁千金一笑（《初刻拍案驚奇·卷十八》）、錢多處白丁橫帶運退時刺史當艄（《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二》）、神偷寄興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１９７一枝梅俠盜慣行三昧戲（《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九》）。
此後，《中國文學》英文版相繼刊出楊、戴譯宋明話本小說若幹篇，如１９５９年第７期上刊登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Ｓｎａｋｅ”）；１９８０年第７期上刊登的《灌園叟晚逢仙女》（“ＴｈｅＯｌｄ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１９８２年第１０期上刊登的《羊角哀舍命全交》（“ＹａｎｇＪｉａｏａｉＧｉｖｅｓＨｉｓＬｉｆｅｔｏＳａｖｅＨｉｓＦｒｉｅｎｄ”）等。《宋明評話選》是從“三言二拍”２００篇故事中選取２０個短篇故事組成的，屬於典型的“先編後譯”。
所選擇的故事按照主題思想分為三類：提倡男女平等思想；反對封建官僚腐敗和對普通百姓的壓迫；反映我國傳統思想中“好人好報”思想。
其中有８篇是關於男女平等、反對封建禮教的故事，占全書總篇目的４０％，與當時我國提倡追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反封建思想一致。另有５篇關於民事、刑事案件的故事從不同側麵揭露了封建官府的腐敗黑暗，書中輯選的其他篇目則集中反映了我國傳統思想中的“果報”思想，宣揚誠實守信、孝敬父母等傳統優良品質，鞭笞為富不仁、行為不端的行徑。這些故事的選擇盡管和譯者本人有一定關係，但更多是當時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體現，是這些作品的反封建傾向和現實主義傾向促成其被列為翻譯對象，得以通過翻譯的形式獲得另一種語言的書寫。
盡管楊憲益曾評論說《宋明評話選》是他最滿意的作品之一，然而受製於當時的曆史情況，《宋明評話選》的譯介過程明顯受到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①事實上，楊憲益夫婦翻譯的宋明話本小說遠不止上述列出的這些，還有一些作品，因為當時嚴格的意識形態審查製度沒能刊印出版。
①參見楊榮廣．我國典籍的對外翻譯出版與傳播———以《宋明平話選》為例［Ｊ］．出版廣角，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下刊，第１１５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１９８比如，《喻世明言·卷一》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原來的版本有幾處很精致的性愛描寫，但英譯本最終出版時，整篇小說都被刪除了。另一篇小說則因為涉及明朝時的日本海盜（倭寇），編輯擔心會得罪日本朋友也將其刪掉了；再如《警世通言·卷十四》的《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小說本身寫得很精巧，充滿幽默情趣，翻譯得也很好，但因為當時毛主席剛發表著名的談話《我們不應當怕鬼》（意思是指外國帝國主義），於是這篇鬼故事也隻好刪掉。①楊憲益夫婦翻譯宋明小說時，因為通行本是經過刪節的，他們主要依據北京圖書館收藏的一種明代版本。在該部選集的翻譯過程中，楊、戴翻譯實踐體現出與他們合作翻譯的其他典籍文獻迥然不同的特色。翻譯批評界基於不同譯者翻譯文本的對比研究，多認為楊憲益在中譯外實踐中，主要采取直譯做法，因此出現不少楊、戴譯作在西方讀者中接受性不高的籠統結論。然而，我們在文本細讀中發現，《宋明評話選》中除文本內容的主體直譯做法之外，出現了大量省譯和意譯的處理方式。
例如，《崔待詔生死冤家》篇中有：鋪裏一個老兒，引著一個女兒，生得如何？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聲嬌滴滴。
楊憲益、戴乃迭譯文如下：①參見楊憲益著．楊憲益自傳［Ｍ］．薛鴻時譯．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２５—２２６頁。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１９９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ｏｕｔｏｆｔｈｉｓｓｈｏｐｔｈａｔａｎｏｌｄｍａｎｈａｄｃｏｍ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ａｇｉｒｌ．Ｗｈａｔｗａｓｓｈｅｌｉｋｅ，ｔｈｉｓｇｉｒｌ？
Ｈｅｒｃｌｏｕｄｌｉｋｅｈａｉｒｗａｓｌｉｇｈｔｅｒｔｈａｎｃｉｃａｄａｓｗｉｎｇ；Ｈｅｒｍｏｔｈｌｉｋｅｅｙｅｂｒｏｗｓｆａｉｒｅｒｔｈａｎｈｉｌｌｓ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Ｈｅｒｌｉｐｓｗｅｒｅｃｈｅｒｒｙｒｅｄ，ｈｅｒｔｅｅｔｈｌｉｋｅｊａｄｅ，Ａｎｄｓｗｅｅｔｅｒｔｈａｎａｎｏｒｉｏｌｅ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ｓｉｎｇ．《賣油郎獨占花魁》篇中有：八公子吩咐移船到清波門外僻靜之處，將美娘繡鞋脫下，去其裹腳，露出一對金蓮，如兩條玉筍相似。教狠仆扶她上岸，罵道：“小賤人！你有本事，自走回家，我卻沒人相送。”楊憲益、戴乃迭譯文如下：Ｗｕｏｒ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ｂｏａｔｔｏｍｏｏｒａｔａｑｕｉｅｔｓｐｏｔｏｕｔｓｉｄｅＱｉｎｇｐｏ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ｈｅｈａｄｔｈｅｇｉｒｌｓ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ｅｄｓｌｉｐｐｅｒｓｔｏｒｎｏｆｆ．“Ｗａｌｋｈｏｍｅｉｆｙｏｕｃａｎ，ｙｏｕｂｉｔｃｈ！”ｈｅｊｅｅｒｅｄ，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ｈｉｓｒｕｆｆｉａｎｓｔｏｓｅｔｈｅｒａｓｈｏｒｅ．“Ｎｏｂｏｄｙ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ｓｅｅｙｏｕｂａｃｋ．”以上兩例中，楊譯文對原文中黑體字部分的信息都采取了省略不譯的做法，原因是兩處涉及對中國傳統戕害女性身體的陋習“裹腳”的美化描寫。裹腳也叫纏足，即把女子的雙腳用布帛纏裹起來，使其變成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蓮”，曾是中國封建社會女子審美的一個重要條件，雖是中國傳統特色，卻是需要徹底破除的封建文化糟粕，為樹立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００良好的中國文化形象，對此類信息或表述，楊氏夫婦大多采取刪除不譯的做法。①“三言二拍”是古代說書人的口頭文學，為讓聽眾容易聽懂，對人們耳熟能詳的文化指稱詞、俚俗諺語或詩詞警句的援引隨處可見。但若在英譯中把文化信息含量豐富的指稱詞和俚俗諺語、詩詞警句都翻譯出來，卻會增加讀者理解的難度、阻礙閱讀的流暢性。如：《賣油郎獨占花魁》篇：孝己殺身因謗語，申生喪命為讒言。親生兒子猶如此，何怪螟蛉受冤枉。短短四句詩中，竟有３個典故：商王武丁之子“孝己”（因父王聽信佞言，將其放逐，乃至憂憤而死）、晉獻公之子“申生”（因父王受驪姬蠱惑，被逼自殺身亡）和“螟蛉”。前二者指的是“親生兒子”，最後一詞“螟蛉”語出《詩經·小雅·小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古人以為蜾蠃有雄無雌，無法進行交配生產，沒有後代，於是捕捉螟蛉來當作義子喂養，是故後人將被人收養的義子稱為螟蛉之子。這首含有３個典故的詩負載了很多文化信息，若采用厚重翻譯（ｔｈｉｃｋ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的做法，其冗長繁複的英語注釋或行文必定會增加譯語讀者的閱讀負擔，所以譯者選擇意譯的做法，楊譯本《宋明評話選》對大多數富含典故的詞句、語句都采取了類似處理方法。諸如“老身是個女隨何，雌陸賈，說得羅漢思情，嫦娥想嫁”句中的“隨何”、“陸賈”、“羅漢”、“嫦娥”；“（杜十娘生得：）渾身雅豔，遍體嬌香，兩彎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臉如蓮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櫻桃，何減白家樊素。”句中的“卓氏文君”“白家樊素”；再如，《錯斬崔寧》篇中“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晦，卻教劉官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漢書》中彭越”；又如《金玉奴棒打薄①蔣驍華、薑蘇．以讀者為中心：“楊譯”風格的另一麵———以楊譯《宋明平話選》為例［Ｊ］．外國語言文學，２００７（３）：１８８—１９６。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０１情郎》開篇讚美玉奴容貌長相的詩句“無瑕堪比玉，有態欲羞花。隻少宮裝扮，分明張麗華”中“張麗華”。其中，“隨何”“陸賈”為西漢初年外交家，以能言善辯著稱；“卓文君”“白樊素”“張麗華”則為中國有名的古典美女；這些曆史人物形象不僅一般讀書人知道，就連市井街巷的民眾也是婦孺皆知，然而英文讀者卻很難知曉其中的意涵指代。如果不吝筆墨將這些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文化意象逐一翻譯，不僅會阻滯閱讀的流暢性，對於以故事性和趣味性見長的評話作品，也沒有必要。
讚美玉奴容顏長相的詩句“無瑕堪比玉，有態欲羞花。隻少宮妝扮，分明張麗華。”因此也就成了楊憲益、戴乃迭筆下的：ｔｈｅｍａｉｄｗａｓｒａｒｅａｓｆｌａｗｌｅｓｓｊａｄｅ／ａｎｄｆａｉｒａｓａｎｙ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Ｍａｙ／ａｔｔｉｒｅｄｉｎｐａｌａｃｅｒｏｂｅｓｈｅｓｅｅｍｅｄ／狊狅犿犲犫犲犪狌狋狔狅犳犪犫狔犵狅狀犲犱犪狔．比之加注闡明“張麗華（５５９年—５８９年），南朝陳後主的妃子，出身兵家，聰明靈慧，有辯才，而且記憶力很強，深得陳後主喜愛”的做法，楊氏夫婦直接提煉出“昔日美人”（ｓｏｍｅｂｅａｕｔｙｏｆａｂｙｇｏｎｅｄａｙ），有利於幫助譯文讀者用最少的時間、最小的努力獲取原文作者意欲傳達的最大信息。譯文以詩譯詩，朗朗成誦，充分考慮到譯文讀者的審美接受問題。《賣油郎獨占花魁》中，“老身是個女隨何，雌陸賈，說得羅漢思情，嫦娥想嫁”句塑造了一個巧舌如簧的鴇兒劉四媽形象，楊憲益、戴乃迭譯為：Ｉｃａｎｍａｋｅｅｖｅｎａｎｇｅｌｓａｎｄｇｏｄｄｅｓｓｅｓｌｏｖｅｓｉｃｋ．故事中說，後來西湖上子弟們編成歌曲《桂枝兒》描述劉四媽形象：劉四媽，你的嘴舌兒好不利害！便是女隨何，雌陸賈，不信有這大才！說著長，道著短，全沒些破敗。楊憲益、戴乃迭也直接意譯為：Ｏｈ，Ｍｒｓ．Ｌｉｕｈａｓａｔｏｎｇｕｅｓｏｆａｓｔ．Ｓｈｅｂｅａｔｓａｌｌｏｒａ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ｏｒｓｈｅｃａｎａｒｇｕｅｂｌａｃｋｔｏｗｈｉｔｅ．．．．同樣，比之長篇累牘解釋說明曆史人物隨何、陸賈，楊憲益、戴乃迭直接提煉出“昔日知名辯才”（ａｌｌｏｒａ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一個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具有顛倒黑白本事的媒婆形象呼之欲出。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０２楊憲益自幼非常喜歡話本類傳奇小說，深知這類小說受眾多為普通民眾，其融故事性、趣味性、世俗性於一體的敘述技巧是該種文學題材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的重要因素。在很多文字細巧卻對故事發展影響不大的地方，楊憲益、戴乃迭在文字的使用上常常跳脫原文桎梏，使用輕盈流暢的英文表述，關照譯語讀者的審美接受習慣。如《轉運漢巧遇洞庭紅》篇中：“三五日間，隨風漂去，也不覺過了多少路程。忽至一個地方，舟中望去，人煙湊聚，城郭巍峨，曉得是到了甚麼國都了。”楊憲益、戴乃迭譯文：Ｔｈｅｙｓａｉｌ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ｗｉｎｄｆｏｒ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ａｙｓ—ｈｏｗｆａｒｅｘａｃｔｌｙｔｈｅｙ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ｔｅｌｌ．Ｔｈｅｎｔｈｅｙｓｉｇｈｔｅｄｌａｎｄａｎｄｓａ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ｕｎｋａｐｏｐｕｌｏｕｓｃｉｔｙｗｉｔｈｔｏｗｅｒｉｎｇｗａｌｌｓ，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ｙｋｎｅｗｍｕｓｔｂｅ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ｙ．原文語言非常精練，計４５字，使用無主句，具有明顯的時間先後和空間上由遠及近的特點，楊氏夫婦抓住故事的關鍵詞“漂”“至”“望”，翻譯時把故事關鍵詞作為句子主幹成分，其他描寫作為從句，靈活布局謀篇，僅用４０個單詞完美再現原文意涵，句子內容主次分明，結構簡單，易於理解，同時也傳遞出原文的語言精練之美。如此簡約、幹練的表達方式，非諳熟中西思維習慣、對原文語言特點和譯語讀者期待有深刻領悟的譯者很難做到。
對糟粕文化的刪除、對厚重文化信息的提煉、對敘事手段的凸顯與整合，這些省譯和意譯的具體做法，並非大多數研究者認為的楊憲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０３益偏重直譯，以異化的策略為主。以上所舉多例均是楊憲益夫婦出於對英語讀者感受、需要、習慣等的考慮，是“以讀者為中心”的翻譯智慧在語言、文化層麵的彰顯。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宋明評話選》對原文理解準確，譯文自然曉暢，在盡可能忠實原文的原則下，關注譯語讀者的接受和譯文可讀性，在專業譯語讀者中獲得高度讚譽。
５．２．２《史記》西傳視域下的楊、戴選譯本《史記》是我國經典的文學和史學名著，是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研究天道與人事關係，通觀古今變化，寫成的“一家之言”，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共五十二萬六千字，分為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計一百三十篇，是一部融合了曆史價值和文學審美價值的不朽著作。《史記》首創“紀傳”為主的史學體裁，以人為本位來記載曆史，人物從帝王將相到農工兵商，眾多鮮活的麵容組成了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在“西學東漸”和“中學西渡”的雙向文明互動中，隨著東西方文化接觸增多，《史記》如同其他中國典籍一樣，逐步走出國門，進入西方學者的研究視野。１６至１８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向歐洲介紹中國各方麵情況的文字報道裏，中國的曆史著作已經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但比較零散，未能像儒家經典和道家經典那樣成為一時之風尚，《史記》自然也未能引起應有的關注。１９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布拉格求學的維也納人奧古斯特·菲茨邁耶（ＡｕｇｕｓｔＰｆｉｚｍａｉｅｒ，１８０８１８８７）用德文翻譯了八十卷中國正史，其中包括譯自《史記》的二十四卷，零散發表在犛犻狋狕狌狀犵狊犫犲狉犻犮犺狋犲犱犲狉犠犻犲狀犲狉犃犽犪犱犲犿犻犲犱犲狉犠犻狊狊犲狀狊犮犺犪犳狋犲狀（《維也納科學院會議報告》）上，開歐洲《史記》譯介之先河。１８９５—１９０５年，歐洲漢學重鎮法國推出漢學家沙畹（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Ｅｄｏｕａｒｄ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１８６５１９１８）在清朝駐法使館參讚唐夏禮幫助下翻譯的《史記》前四十七卷，名為《司馬遷的傳體史》（五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０４卷本）（犔犲狊犕è犿狅犻狉犲狊犺犻狊狋狅狉犻狇狌犲狊犱犲犛犲犿犪犜狊犻犲狀），為學術譯介《史記》發軔之始，被西方學界尊崇為不朽的傑作。
英語世界對司馬遷及《史記》的關注，比諸德國、法國等漢學起源較早的國家並不算遲。１８４０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ＥｌｉｊａｈＣｏｌｅｍａｎＢｒｉｄｇｍａｎ，１８０１１８６１）在其創辦並主編的綜合性英文月刊《中國叢報》①上刊載了柯立芝夫人（Ｍｒｓ．Ｃｏｏｌｉｄｇｅ）英譯法國漢學家雷慕沙（ＡｂｅｌＲéｍｕｓａｔ）關於司馬遷父子及其《史記》的研究文章②。英文版《史記》章節直到１８９４年才出現，由英國漢學家赫伯特·艾倫（ＨｅｒｂｅｒｔＪ．Ａｌｌｅｎ）與法國學者雷昂·羅斯奈（ＬéｏｎＬｏｕｉｓＬｕｃｉｅｎＰｒｕｎｏｌｄｅＲｏｓｎｙ）合作翻譯的《〈史記〉第一篇〈五帝本紀〉》（“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ＣｈａｐｔｅｒⅠ：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ＦｉｖｅＧｏｄｓ”），刊於《皇家亞洲文會會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狋犺犲犚狅狔犪犾犃狊犻犪狋犻犮犛狅犮犻犲狋狔，１８９４：２７８２９５）。至此，《史記》英譯帷幕才算正式拉開。此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到《史記》英譯行列，比較突出的有德國漢學家夏德（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ｃｈＨｉｒｔｈ）在《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狋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犛狅犮犻犲狋狔）第３７期（１９１７年）刊發“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ａｎｇＫｉｅｎ，Ｃｈｉｎａｓ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ｓｉ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ｈ．１２３ｏｆ犛犺犻犽犻”（《張騫的故事，中國在西亞的開拓者：〈史記〉卷１２３英譯》）；美國學者卜德（ＤｅｒｋＢｏｄｄｅ）分別於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出版《中國的第一位統一者：從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和《古代中國的政治家、愛國者及將軍：〈史記〉中三篇秦代（公元前２５５—①《中國叢報》係１８３０年代初由裨治文創刊於廣州的英文書刊，主要介紹中國的文化典籍和人情世故，還翻譯了一些中國私塾的教科書，成為美國人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窗口。《中國叢報》從創刊至停辦前後約２０年，共出版了２０大卷，不僅激發了西方教會和基督徒對中國的宣教熱忱，更成為當時西方人探索與了解中國的重要媒介，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②吳原元．百年來美國學者的《史記》研究述略［Ｊ］．史學集刊，２０１２（４）：５９。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０５前２０６年）的傳記》，將《史記》中與秦代相關的人物傳記翻譯成英文並加以論述；１９４７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助理教授德範克（ＪｏｈｎＤｅＦｒａｎｃｉｓ）在犎犪狉狏犪狉犱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狋犻犮犛狋狌犱犻犲狊（《哈佛亞洲研究》）總第１０期發表“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ｑｕｉｓｏｆＨｕａｉＹｉｎ”（《史記·淮陰侯列傳》）英語譯文。
從以上介紹不難看出，截至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史記》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和傳播，總體上看來譯本數量有限，且多為零星篇章的翻譯，未能形成具有一定範式的學術傳統，遑論產生聚合影響力。造成這一不盡如人意的譯介局麵的主要原因，一則是因為《史記》的作品類型不屬於英語世界漢學研究與翻譯的熱點，英語世界率先開展漢學研究的漢學家多肩負文化殖民的政治使命，為加快本國宗教在中國民眾中的傳播與接受，首先關注中國的儒家、道家經典，並對之進行《聖經》比附式的解讀與譯介。再則，像《史記》這樣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通常都會經曆“由節譯到全譯，由零星翻譯到結集或全集型的譯介，由偶然隨意性地翻譯到計劃係統地翻譯”①這一漫長過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緩解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創傷，麵臨困境的西方哲學界紛紛將目光投向中國的古老文化和智慧，英語世界的漢學研究從而進入全麵、係統的曆史新階段，研究範圍不斷擴大，《史記》隨之得到更多關注，開啟了《史記》在英語世界傳播的新紀元。１９５６年，司馬遷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行列，直接推動了世界範圍內的《史記》譯介熱潮。美國學者伯頓·華茲生（ＢｕｒｔｏｎＷａｔｓｏｎ，１９２５—２０１７）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史記》節譯本在這一大學術語境中相繼刊印發行，成為《史記》英譯曆程中的兩座豐碑。
華茲生在其六十多年的職業翻譯生涯中，出版了大量中國曆史、①馬祖毅、任榮珍．漢籍外譯史［Ｍ］．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３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０６哲學、宗教和詩歌典籍英譯，其中包括《詩經》《寒山詩選》《蘇東坡詩選》《論語》《杜甫詩選》《陸遊詩選》《史記》《莊子》《佛經》《蓮花經》等中國古典名著英譯本。此外，他還廣泛涉獵典籍評論、文學論述等領域，多部譯著、專著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代表性著作選集係列叢書》。２０１５年，為表彰華茲生一生致力於亞洲文學傳播與翻譯的成就，美國筆會中心授予其“拉夫·曼海姆翻譯終身成就獎”（ＴｈｅＰＥＮ／ＲａｌｐｈＭａｎｈｅｉｍＭｅｄａｌ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華茲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本科教育後，留校修讀中文專業，師從著名學者王際真（ＣｈｉＣｈｅｎＷａｎｇ）①，翻譯見解受後者影響明顯，主張不僅要兼顧譯文語義準確，還應盡力確保譯文文風的賞心悅目和文字流暢。１９５１年，華茲生完成碩士學位論文———《史記》卷１２４的翻譯。１９５８年，他的博士論文犛狊狌犿犪犆犺犻犲狀：犌狉犪狀犱犎犻狊狋狅狉犻犪狀狅犳犆犺犻狀犪（《司馬遷：中國偉大的曆史學家》）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是英語世界第一部研究司馬遷及《史記》的專著，其中有《太史公自序》等的譯文。此後，華茲生先後翻譯了《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三代世表》等序言、《大宛列傳》以及《史記》中部分人物列傳，諸如《伯夷叔齊列傳》《伍子胥列傳》《田單列傳》《呂不韋列傳》《刺客列傳》等。１９９３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華茲生譯作犚犲犮狅狉犱狊狅犳狋犺犲犌狉犪狀犱犎犻狊狋狅狉犻犪狀：犙犻狀犇狔狀犪狊狋狔（《史記·秦朝》），包括《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及秦朝其他１０個曆史人物傳記。到目前為止，“華茲生已翻譯《史①王際真（１８９９—２００１），字稚臣，早年畢業於留美預備學堂（清華大學前身），１９２２年赴美留學，先後在威斯康星及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及新聞學，獲學士學位。曾任紐約藝術博物館（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Ａｒｔ）東方部職員、哥倫比亞大學漢文教員。王際真畢生致力於將中國文學介紹給西方，在古代文學中，他最喜歡《紅樓夢》；在現代作家中，他最推崇魯迅。其《紅樓夢》節譯本是楊憲益、戴乃迭英文全譯本出版之前英美最流行的版本。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０７記》１３０卷中的８０卷，他的譯本是《史記》已經出版的譯本中最為完整的英文譯本。……側重《史記》的文學內涵，麵向普通讀者，很少有注釋，可讀性很強，堪稱傑出的文學譯著。”①為迎合英語世界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審美期待，華茲生在翻譯《史記》的時候，從體例和具體文本上都做了比較大的調整，打亂原文著名的本紀、年表、書、世家和列傳的順序，根據所選譯的內容重新排列，將原作改造成典型的西方曆史敘事小說結構模式，“通過他的分析和雄辯動人的英語成功地向西方介紹了《史記》的文學風貌”②。華茲生的譯文對於推動《史記》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起到無比巨大的作用，成為後來不少西方漢學家翻譯、研究《史記》的藍本。但不可否認的是，華茲生譯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部具有重大文學、史學價值的中國文本原貌。
在華茲生推出《史記》英語譯本的幾乎同一時間裏，楊憲益與戴乃迭受命完成了選譯工作，但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十多年後該譯本才輾轉由香港刊印發行。《史記》作為楊氏夫婦譯書單中的一種，雖然始終並未引起太多關注，卻是楊憲益評價畢生譯事時不會繞過的一部飽含情懷的譯作。啟蒙業師魏汝舟因個人際遇，授課時特別推崇被楚懷王流放的屈原和以“宮餘”之身撰寫《史記》的司馬遷，不斷把“眾人皆醉我獨醒”“哀民生之多艱”的觀念灌輸給楊憲益。幼時的熏陶，不僅塑造了楊憲益憂患時事、愛家衛國的人生觀，對他日後走上翻譯道路時的作品選擇也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楊憲益一生多次表達過走上翻譯道路，並非少年誌向，坦陳自己其實對曆史的興趣更大一些，這一說法從楊憲益自幼喜歡曆史劇、出演曆史劇，乃至後來應同學李亞福之請創作英文曆史劇，也可得到佐證。
①李秀英．《史記》在西方：譯介與研究［Ｊ］．外語教學與研究，２００６（４）：３０４—３０５。
②吳原元．百年來美國學者的《史記》研究述略［Ｊ］．史學集刊，２０１２（４）：６１。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０８楊憲益讀中學時就表現出在民俗學和古史辨偽方麵的興趣，遠赴英倫留學之際，當時身邊帶著僅有的兩本中文書之一就是顧頡剛的《古史辨》。到了英國，楊憲益與在牛津大學留學的呂叔湘、錢鍾書、楊絳等交往密切，與當時在牛津大學鮑德利（Ｂｏｄｌｅｙ）圖書館工作、在英國博物館檢索敦煌寫卷和漢文典籍的向達尤其投契。他與向達一同創辦《抗日時報》，視其為唯一可與之商量重大革命秘密的朋友。向達在中西交通史方麵的研究，再次燃起了楊憲益對曆史研究的熱情，在向達的推薦下，楊憲益閱讀了大量中西交通史方麵的著述。在中西交通史方麵，經向達介紹，楊憲益受素未謀麵的馮承鈞影響極大。馮承鈞以研究曆史地理考據著稱，他翻譯的伯希和等西方漢學家的著作與考證成果，是楊憲益案頭常備之書①。受向達、馮承鈞等史學專家的影響與激勵，楊憲益任職國立編譯館期間，寫出大約兩百篇中西交通史方麵的短文。他對曆史類作品懷有濃厚興趣，翻譯起來也更得心應手。
因此，當劉尊棋邀請他到北京參與擬訂翻譯１５０部古典作品書目時，楊憲益首先想到了是具有極高文學與史學價值的《史記》。
１９５９年，楊憲益、戴乃迭開始翻譯《史記》，所選擇的１８篇（１篇本紀、３篇世家和１４篇列傳）幾乎都是文學性和藝術價值較高的篇章，篇篇都足以反映司馬遷的品格與文風。該選集翻譯工作在１９６１或１９６２年已完成，但交稿後很長時間一直沒有出書，後來被告知書稿送去付印，但當時的負責部門卻規定凡署名譯者為楊憲益的著述均不得刊行，因此書稿就被無限期擱置下來。１９７４年，英譯《史記選》在香港率先出版，１９７６年由外文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出版。迄今為止，楊譯《史記①向達因在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麵成績突出，１９３３年被北京大學聘為兼職講師，與馮承鈞、張星?並稱“北大三傑”。馮承鈞師承法蘭西學院漢學家伯希和，對向達影響至深。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０９選》（犛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狊犳狉狅犿犚犲犮狅狉犱狊狅犳狋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犻犪狀）依然是中國大陸出版的唯一《史記》英文選譯本，譯文“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了司馬遷像西羅多德似的對於曆史事實的嗜好和故事的趣味性”。①楊憲益、戴乃迭《史記選》譯本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譯筆簡潔爽直，完美再現《史記》雄健剛毅的風格。《史記》具有文學和史學雙重價值，但究其根本而言，《史記》作為我國曆史上第一本正史，具有嚴謹正規的特點，行文簡潔凝練，段落內部信息量大，但語言表征關聯程度低。
基於曆史學方麵的深厚功底和對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的透徹理解，楊憲益、戴乃迭譯本在忠實原文風格的情況下，對大量文字段落進行重新邏輯整合，甚至改變原文的段落劃分，以符合英美行文習慣。比如，《史記·李將軍列傳》一篇，原文共１９段，而譯文卻有６１段。如此大的行文結構差異，正是楊氏夫婦在精準理解原文基礎之上，對原文精練風格的積極再現，也是楊、戴譯本可讀性強與敘事流暢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語篇層麵的結構重組外，楊憲益夫婦在翻譯過程中，通過句子重組和變換句型等具體做法，力爭最大限度地重現原文文體特征。《史記》中存在大量涉及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和藝術等各個方麵的文化負載詞，尤其是中國古代官製術語，幾乎不可能在英美文化中找到對應詞，直譯很難讓英美讀者理解。因此，楊憲益、戴乃迭翻譯《史記》選篇時大多采取闡釋性翻譯進行跨語際轉化。
魯迅先生評價《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前麵一句表明了《史記》對曆史學的貢獻，後一句則凸顯了《史記》的文學性。
《史記》是一部以記錄史實為主的曆史文獻，在語言上也具有高度的審①比爾·詹納撰．戴乃迭［Ａ］．李晶譯．楊憲益．我有兩個祖國———戴乃迭和她的世界［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６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１０美價值。作為中國傳記文學的開端，《史記》在實錄曆史的同時有文學創作的成分，史筆與文筆交融，集先秦散文之大成。司馬遷著筆，一改此前諸子文章、縱橫家遊說辭的鋪張排比，形成淳樸簡潔、疏宕從容、變化多端、通俗流暢的散文風格，極少用駢儷句法，文句看起來似乎不太經意，卻很有韻致與生氣，根據敘述的需要，語調時而短截急促，時而舒緩從容，時而沉重，時而輕快，時而幽默，時而莊肅，具有極強的感染力。細讀楊憲益夫婦翻譯的１８篇《史記選》譯文，不難發現，在整體翻譯格調上，譯文無論在音韻、措辭層麵，還是在句式、語篇層麵，都非常注重對原文風格的移植和對譯者接受的關注。
香港學者沙楓曾撰專文盛讚楊、戴合譯的英文版《史記選》。沙楓以英文本《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為例，具體而詳盡地分析了譯本的優點和過人之處，稱頌楊、戴在翻譯司馬遷的這部傑作時表現出高度精練和出色的凝聚能力。《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開篇“吳宮教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楊憲益、戴乃迭譯文如下：ＳｕｎＷｕ，ａｎａｔｉｖｅｏｆＱｉ，ｇａｉｎｅｄａｎ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ＫｉｎｇＨｅｌｕｏｆＷｕ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ｈｉ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Ｉｈａｖｅｒｅａｄａｌｌ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ｏｆｙｏｕｒｂｏｏｋｓ，”ｓａｉｄｔｈｅｋｉｎｇ．“Ｗｉｌｌｙｏｕｔｒａｉｎａｆｅｗｔｒｏｏｐｓａｓ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Ｖｅｒｙｗｅｌｌ，”ｒｅｐｌｉｅｄＳｕｎＷｕ．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１１“Ｗｉｌｌｙｏｕｔｒｙｗｉｔｈｗｏｍｅｎ？”“Ｉｆｙｏｕｗｉｓｈ．”原文５０字，楊、戴夫婦僅以５５個英文單詞對譯，精確再現了司馬遷這段煉句又煉字的曆史場景，譯筆簡潔、流暢而又傳神，不僅有十足的英國古典文學味道，而且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史記體”。①如前文所言，司馬遷落筆，語言淳樸簡潔，句式疏宕從容、變化多端，加之漢語隱含邏輯，如果按照字麵直接翻譯，不進行必要的邏輯調整，容易造成英文讀者的理解困難。每有此類語言、邏輯或是修辭陷阱，楊、戴夫婦的合作總能做到圓融調適，恰如其所。《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文：勾踐卒，子王闗與立。王闗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瞗立。
這一段文字屬於典型的漢語鋪陳式推進，不吝繁複和文字糾繞，旨在說明越國滅吳之後的王權更迭，如果逐句對應直譯過來，不僅句式複雜繞口，也容易造成人物關係混亂。楊、戴夫婦譯文如下：Ｇｏｕｊｉａｎｄｉｅｄａｎｄｗａｓ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ｂｙｈｉｓｓｏｎ，Ｓｈｉｙｕ．Ｔｈｅｔｈｒｏｎｅｐａｓｓｅｄｆｒｏｍｆａｔｈｅｒｔｏｓｏｎ，ｆｒｏｍＳｈｉｙｕｔｏＢｕｓｈｏｕ，Ｗｅｎｇ，Ｙｉ，ＺｈｉｈｏｕａｎｄＷｕｊｉａｎｇ．①此部分沙楓對楊、戴夫婦《史記》譯文的評價參見：鄒霆．永遠的求索———楊憲益傳［Ｍ］．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５４—３５５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１２較之原文，譯文更加簡短清晰，原文４９字，譯文僅２５個單詞，但邏輯顯然更清晰。通過重組不僅避免了對姓名的不必要重複，也清楚展示了人物間的關係與繼位順序。
楊、戴英譯《史記選》文本中多處使用將原文多個鬆散短句整合成主次分明、結構緊湊的長句；將句子內在邏輯順序調整以消除誤解或歧義；增加銜接標誌詞，將原文的平列結構更改為因果關係；合理使用頭韻、尾韻和腹韻以呈現原文的節奏與韻律；科學使用轉義詞等等變通翻譯方法。作為國內第一個係統將《史記》推向西方的創舉，楊憲益、戴乃迭譯本無疑成為後來諸多譯者和研究者參考的藍本。楊憲益自幼對中國古典文學、文化十分癡迷，有非常高的造詣，在解讀經典方麵自然貼合而準確。在楊憲益看來，中國之《史記》堪比“西方曆史學之父”西羅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約前４８４—前４２５）所著《曆史》。文化的厚重，人物個性的彰顯，文學手法的精熟運用，這些對於《史記》的西方學者而言，或許是一個又一個的語言文化迷宮，但對幼時即能誦讀《史記》篇章的楊憲益和可以在不多借助辭典與請教他人的情況下閱讀《史記》《左傳》《論語》《孟子》等著述的戴乃迭而言，是可以輕鬆裕如地兼顧對原文的準確解讀和對譯語讀者的審美關懷。
第三節魯迅作品譯介與影響美國學者寇誌明（ＪｏｎＥｕｇｅｎｅｖｏｎＫｏｗａｌｌｉｓ）回顧其畢生研究魯迅及魯迅作品的情由時說，最初被魯迅吸引是由於初中畢業那一年從舊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１３金山一家書店購得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魯迅小說選集》一卷和《魯迅雜文選集》兩卷。寇誌明回憶楊、戴譯本引領他走入魯迅世界的曆程，談到其“學習魯迅四十年”之際登門拜訪楊憲益，問及楊憲益畢生最喜歡的翻譯作品，後者脫口說出“魯迅”，這一回答令寇誌明欣喜異常，讓他覺得自己沒有走錯路。①楊憲益在自傳中也說，“最有分量的一部可能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兼思想家魯迅的四卷本選集。”②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紅樓夢》英文全譯本廣為人知，“但很少有人了解，與他們的譯介生涯相始終並對他們的翻譯與著述影響至大的，是魯迅的作品；魯迅也是古今所有中國作家當中，他們翻譯作品數量最多的一位。不僅如此，楊憲益先生還大力推動了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魯迅作品英譯的選題與編纂工作。”③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漢學家馬悅然說：“魯迅在二十年代，沈從文在三十年代就應該走進世界文學，但沒有走進來，因為沒有好的翻譯家把他們的作品翻譯過來。……六十年代楊憲益和他夫人將魯迅的《呐喊》和《彷徨》譯成英文，翻得好，但太遲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④潛台詞即是，如果魯迅在世時他的作品已經由楊憲益夫婦譯出，魯迅就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魯迅是中國２０世紀的文化巨人。１９１８年魯迅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後參①寇誌明．學習魯迅四十年［Ｊ］．上海魯迅研究，２００７（１）：７８。
②楊憲益著．楊憲益自傳［Ｍ］．薛鴻時譯．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１１頁。
③李晶．魯迅在英文世界中的傳播［Ｎ］．文彙讀書周報，２０１６１０１７。
④馬悅然、歐陽江河．我的心在先秦［Ｊ］．讀書，２００６（７）：９—１０。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１４加《新青年》雜誌工作，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２６年間，魯迅陸續創作出版小說集《呐喊》《彷徨》，論文集《墳》，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專集。１９２１年１２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阿Ｑ正傳》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不朽傑作。從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６年，魯迅創作了曆史小說集《故事新編》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雜文，收輯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等專集中。魯迅對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魯迅作為文學家、思想家的存在，體現了中國思想的世紀性變遷、中國現代政治革命的理想與選擇、中國現代文學觀念的發展和中國現代倫理觀念的變遷。魯迅是中國曆史和文化轉型時期的傑出代表，“他的語言、思想和使用的文學體裁是在一種由傳統向現代化的轉化過程中產生的，他以高超的技巧寫出膾炙人口的作品，為中國現代新文學樹立了典範。他被公認為現代經典作家，也就是說，他不同於古代的經典作家，他使用現代人的語言，抒寫了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為新文學製定了一套寫作規範和準則，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青年學生學習寫作時取法的榜樣。”①早在十二三歲的時候，楊憲益就開始大量閱讀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並初步形成自己的語言觀、文化觀。在現代作家中，少年楊憲益最喜歡魯迅，無論是作品的思想內容，還是簡潔、明晰的語言，都令他無比鍾愛。高中時，他曾效仿魯迅先生《自題小像》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詩句立下“願得身化雪，為世掩陰霾”的革命宏願。
①黃喬生．試論魯迅的經典性［Ｊ］．魯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４（１２）：２８。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１５赴英倫留學期間，帶在身邊為數不多的中文圖書中，除了顧頡剛的《古史辨》和郭沫若早期講甲骨文的著作外，就是家人後來寄給他的一套魯迅全集。魯迅是楊憲益最喜愛的當代中國作家，而在魯迅全部作品中，楊憲益最偏愛《阿Ｑ正傳》和散文詩集《野草》。回國後的第一份工作（執教中央大學）匆匆結束，在一定程度上也跟楊憲益對魯迅作品的喜愛有關———學校當局搜查楊憲益、戴乃迭住處時發現“楊憲益訂閱了左翼的《新華日報》，還收藏了魯迅的‘顛覆性’著作”①。楊憲益在貴陽期間，曾用“魯退”的筆名發表過雜文諷刺歐洲和中國的大獨裁者，選用“魯退”的筆名一則體現了他的自慚自省、自我砥礪精神，同時也很可能跟他少年時期就景仰魯迅有關。晚年接受雷音女士訪談時，楊憲益依然說，“現代文學我最欣賞的是魯迅”②楊憲益英文自傳犠犺犻狋犲犜犻犵犲狉中文初版題名《漏船載酒憶當年》，其中“漏船載酒”語出魯迅《七律·自嘲》：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楊憲益晚年自選詩集《銀翹集》中很多詩句的用典都能看到魯迅詩文的影子，多處可見化用魯迅詩句或步魯迅詩韻的做法。如他１９８９年３月為知識分子請命的《無題》詩：驚聞大赦臨天下，何用菲名附末端。教授如今成餓殍，豪商多半靠高官。此詩用魯迅《亥年殘秋偶作》（曾經秋肅臨天下）韻，異樣翻新，舊貌新顏，引人憂①戴乃迭．我覺得我有兩個祖國［Ａ］．楊憲益．我有兩個祖國———戴乃迭和她的世界［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５頁。
②雷音．走近楊憲益［Ａ］．楊憲益．從《離騷》開始，翻譯整個中國：楊憲益對話集［Ｍ］．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１４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１６思。還有其他不少詩句，諸如“臣腦如何早似冰”“西遊演罷是封神”①等佳句也屬化用魯迅詩作。
留學後期，楊憲益試譯中國文學，就翻譯了《野草》和《阿Ｑ正傳》。
後來，在國立編譯館工作時，楊憲益、戴乃迭翻譯《資治通鑒》之餘，聯袂翻譯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小說集《呐喊》和《彷徨》等作品。接受劉尊棋邀約前往北京赴職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係統譯介中國文學經典之外，也開始了對魯迅及其作品的持續關注和傾心翻譯。事實上，早在加盟外文出版社之前，仍在南京工作的楊憲益夫婦已經是葉君健負責創刊的《中國文學》（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的主要譯者，於《中國文學》１９５２第２期上刊發馮雪峰②長文《魯迅生平及他思想發展的梗概》英譯文。１９５３年，他們合譯的《阿Ｑ正傳》（犜狉狌犲犛狋狅狉狔狅犳犃犺犙）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後於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８年出版多個修訂版本。
１９５４年，楊憲益、戴乃迭英譯《魯迅小說選》（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犛狋狅狉犻犲狊狅犳犔狌犎狊狌狀）出版，選譯《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編》中的十三篇作品，並附有刊發在《中國文學》上的馮雪峰長文英譯。③同年，在外文出版社與楊憲益合作非常好的編輯李荒蕪介紹他們認識了魯迅的親密朋友、①這兩句分別取自魯迅《報載患腦炎戲作》（１９３４年）和《贈日本歌人》（１９３１年）。
前詩原文為：橫眉豈奪蛾眉冶，不料仍違眾女心。詛咒而今翻異樣，無如臣腦故如冰。
後詩原文為：春江好景依然在，遠國征人此際行。莫向遙天望歌舞，西遊演了是封神。
②馮雪峰是魯迅的學生和戰友，１９２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魯迅逝世，中間除了馮雪峰去中央蘇區和長征到陝北的兩年多時間外，兩人一直在一起。馮雪峰後來寫了不少回憶魯迅的文字，成為研究魯迅、了解魯迅的可貴材料。學界普遍認同，馮雪峰是魯迅思想發展的見證人，是溝通黨與魯迅之間的重要橋梁。
③１９６０年，《魯迅小說選》又出新版，刪去馮雪峰長文，正文前增添葉以群的《魯迅生平與短篇小說》一文，作品增補至十八篇，《阿Ｑ正傳》也收錄在內。此版正文後來屢經再版再印，英美出版的魯迅小說選集多以此為底本。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１７共產黨員作家馮雪峰，促成楊憲益與馮雪峰的深厚友情和良好合作———編選、翻譯魯迅的作品。回想起這段經曆，楊憲益說：李荒蕪介紹我認識了許多朋友，馮雪峰就是李荒蕪介紹的。
馮雪峰正好在北京，對翻譯魯迅的東西很有興趣。我跟雪峰兩個人商量，擬選題，出四卷本的《魯迅選集》。第一卷都是早期作品，包括《野草》、《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還有短篇小說。後三本都是雜文。因為他（馮雪峰）認為魯迅的雜文更有價值。我們兩個人同意了後三本都用雜文。選哪一篇去掉哪一篇都是由馮雪峰跟我每天下午一塊兒商量，定了全部。因為有一部分過去已經翻譯過了，所以就很快，大概兩年以內《魯迅選集》四卷本就出版了。①楊憲益夫婦非常喜歡性格溫和、對事業充滿熱情的馮雪峰，愉快的合作使他們之間產生了深厚的友情。最為重要的是，與此期承擔的大部分翻譯任務不同，楊憲益是出於對魯迅著作的喜愛而從事這項工作的。馮雪峰是魯迅生前至交，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編輯組組長，他們之間的合作既有利於精準解讀魯迅作品的社會曆史背景，確定譯介重點；又能及時吸收魯迅作品搜集、整理工作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是翻譯與研究結合的典範。１９５６、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和１９６１年，外文出版社先後推出楊憲益、戴乃迭合譯《魯迅選集》的第一至四卷，成為魯迅①雷音．楊憲益傳［Ｍ］．香港：明報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８７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１８作品英譯的第一次係統工程①。第一卷收入１８篇小說、一些回憶散文和散文詩，後三卷則全部是匕首投槍式的雜文———魯迅十分擅長的關於政治和文化問題的評論。
１９５８年“大躍進”時期，楊憲益夫婦應工作部門要求，不分晝夜，像翻譯機器一般開足馬力，飛速完成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犃犅狉犻犲犳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犉犻犮狋犻狅狀）英譯任務。在不足十天的時間內翻譯完成魯迅的這部學術著作，質量難免會受到影響，楊憲益後來常常為沒能有更充裕的時間去精雕細琢、將之譯得更好而遺憾。②事實上，１９５９年，該書英文版作為外文出版社“中國知識叢書（Ｃｈｉｎａ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ｅｒｉｅｓ）”之一種出版後，迄今未見其他譯者複譯，在海外漢學界享有盛譽，被魯迅研究者廣為引用。李晶分析指出，《中國小說史略》雖翻譯於“大躍進”期間，時間有限，但還是很見用心的———正文前有英文“出版說明”，正文後有附錄兩種，均為相關資料的英譯，顯見，兩位譯者並非簡單將原作譯成英文，而是在理解原作的基礎上，盡量搜求相關資料附上，為英文讀者呈現一個較為全麵的魯迅麵貌。③１９６１年，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故事新編》單行本由外文出版社推出。此後，楊憲益先是被借調去翻譯希臘文學作品，後是奉命接受《紅樓夢》全譯任務。再後來，“文化大革命”開始，楊、戴翻譯工作幾乎完全停頓。經曆四年牢獄之災複出後，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期，未及撫平創傷，楊憲益、戴乃迭旋即投入緊張的翻譯工作，努力彌補《魯迅選集》①該套譯著於１９６４年出第二版，１９８０年出第三版。每次再版都有改動，多為增補，兩位譯者也對譯文反複打磨。第三版的修訂和增補最為明顯，增入舊版成書後又發現的魯迅佚文。
②楊憲益著．楊憲益自傳［Ｍ］．薛鴻時譯．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２６頁。
③李晶．魯迅在英文世界中的傳播［Ｎ］．文彙讀書周報，２０１６１０１７。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１９在篇目選擇方麵的缺憾，想要完整譯出魯迅某一時期的創作，特別是魯迅本人編定的文集，盡最大可能幫助國外讀者認識魯迅作品全貌。
１９７２年，外文出版社再次刊行楊憲益、戴乃迭選譯《魯迅小說選》。
１９７４年，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野草》單行本出版，１９７６年，他們翻譯的《朝花夕拾》單行本問世，１９８１年，《呐喊》《彷徨》單行本相繼出版，至此，楊、戴夫婦翻譯了魯迅全部３３篇小說。“這幾種單行本雖然篇幅不長，但屢經再版、重印，又由英文版陸續改換為中英對照版、插圖版等，海內外均有印行，影響深遠。”①自魯迅作品的第一個英譯本《阿Ｑ正傳》（梁社乾，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２６年）問世以來，期間湧現出眾多著名英語譯者，米爾斯（Ｅ．Ｈ．Ｆ．Ｍｉｌｌｓ）、埃德加·斯諾（ＥｄｇａｒＳｎｏｗ）、王際真、柳無垢、趙景深、金守拙（ＧｅｏｒｇｅＡ．Ｋｅｎｎｅｄｙ）、姚莘農、林疑今、伊羅生（ＨａｒｏｌｄＲ．Ｉｓａａｃｓ）、約瑟夫·卡爾莫（ＪｏｓｅｐｈＫａｌｍｅｒ）、威廉·萊爾（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Ｌｙｅｌｌ）、陳穎（ＤａｖｉｄＹ．Ｃｈｅｎ）、寇誌明、藍詩玲、杜博妮（Ｂｏｎｎｉｅ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黃新渠等，他們的譯作均對魯迅及其作品的百年譯介產生過較為廣泛的影響。然而，綜合觀之，“魯迅在英文世界中的麵貌，泰半在楊氏伉儷筆下勾勒而成。……魯迅在英文世界中的傳播經曆了２０世紀上半葉的發生與發展、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高潮，９０年代至今佳譯頻出的新時期，已經形成一定規模。既有成果中，小說是不爭的譯介重點，詩歌、書信也不乏佳譯；但魯迅作為文學研究者與雜文家的代表作，譯者隻有楊憲益與戴乃迭；對魯迅雜文的認知與評價，他們的觀點也有別於許多作家與研究者。”②除翻譯魯迅作品外，楊憲益還通過撰①李晶．魯迅在英文世界中的傳播［Ｎ］．文彙讀書周報，２０１６１０１７。
②李晶．魯迅在英文世界中的傳播［Ｎ］．文彙讀書周報，２０１６１０１７。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２０寫英文文章積極向國外讀者推介這位中國文壇巨匠。《中國文學》雜誌１９７９年第９期刊登了楊憲益的一篇名為《淡淡的血痕———再讀魯迅的一些短篇小說》文，著重介紹了《孔乙己》《在酒樓上》和《孤獨者》這３篇涉及知識分子悲慘命運的小說。
楊、戴翻譯的魯迅作品自出版後，受到英語世界的持續關注。
１９５９年，美國紐約喀麥隆聯合出版公司（Ｃａｍｅｒ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出版的犆犺狅狊犲狀犘犪犵犲狊犳狉狅犿犔狌犎狊狌狀：狋犺犲犔犻狋犲狉犪狉狔犕犲狀狋狅狉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中選有二人所譯《狂人日記》等１２篇小說。１９７０年，英國學者詹納（Ｗ．Ｊ．Ｆ．Ｊｅｎｎｅｒ）在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名為《現代中國小說》（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狋狅狉犻犲狊）的選本，其中收錄楊、戴譯作《孔乙己》《故鄉》和《祝福》３篇。１９７３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同時在英、美兩國出版戴乃迭選譯的《無聲的中國：魯迅作品選》（犛犻犾犲狀狋犆犺犻狀犪：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犳犔狌犡狌狀，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ｙＧｌａｄｙｓＹａｎｇ，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①，選取《呐喊》《彷徨》《故事新編》《朝花夕拾》和《野草》英譯中的部分小說、散文與散文詩，還選取了從《墳》到《且介亭雜文末編》等十一部雜文集中的雜文，外加《無題》《悼楊銓》等舊體詩譯作，絕大多數來自楊、戴合譯的外文出版社四卷本《魯迅選集》修訂版。１９８１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刊行犜犺犲犆狅犿狆犾犲狋犲犛狋狅狉犻犲狊狅犳犔狌犡狌狀：犆犪犾犾狋狅犪狉犿狊；犠犪狀犱犲狉犻狀犵（《魯迅小說全集———呐喊和彷徨》），係楊、戴所譯。１９９４年，美國舊金山的中國書刊出版社翻印楊、戴１９５４年版《魯迅小說選》。２００３年，紐約諾頓公司重印楊、戴１９７２年版《魯迅小說①此書著作權人雖署戴乃迭一人，譯作實為楊憲益與戴乃迭合作而成。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２１選》，附有美籍華裔作家哈金①撰寫的長篇導言。２００４年，美國Ｋｅｓｓｉｎ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出版楊、戴翻譯的《鑄劍》《呐喊》《祝福》《傷逝》和《孤獨者》單行本。２００９年，英國企鵝公司出版藍詩玲譯《阿Ｑ正傳及其他中國故事：魯迅小說全編》（犜犺犲犚犲犪犾犛狋狅狉狔狅犳犃犺犙犪狀犱犗狋犺犲狉犜狉犪狀狊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犆犺犻狀犪），譯作正文前“延伸閱讀”書目推薦楊憲益、戴乃迭合譯四卷本《魯迅選集》、威廉·萊爾翻譯的《狂人日記及其他小說》，以及杜博妮翻譯的《兩地書》三種譯作。
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黃喬生教授研究發現，“魯迅著作的英文譯本中，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魯迅選集》至今仍然是篇幅最大、收錄最全麵的。……楊譯本的最大特點，在內容上，是顧及了———準確地說是突出了———魯迅的雜文，而不像西方的譯者，多以小說為主。迄今為止，英語國家還沒有出版過魯迅雜文選之類的譯本，除了從楊譯《魯迅選集》中選出的那本《無聲的中國》（犛犻犾犲狀狋犆犺犻狀犪，牛津大學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西方研究者把魯迅當作一個虛構作品的大師，而忽略了他的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忽略了他作為一個中國新舊交替時期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承擔，忽略了雜文這種文體的複雜性和藝術性。《魯迅選集》用三卷的篇幅收錄魯迅的雜文是一個創舉，是完成了一次文化積累，也可以說，是打了一場攻堅戰。因為，對魯迅雜文的理解一點也不比對其小說的理解容易，需要對中國文化、中國曆史尤其是近現代史的更廣博的知識。從這方麵說，由楊先生這樣學養深厚又親曆過那段曆史的人來翻譯魯迅雜文是最合適不過的。”②①哈金（ＨａＪｉｎ），本名金雪飛，１９５６年生於中國遼寧省，在美國享有盛譽，用英文寫中國發生的故事，是美國作家中的得獎專業戶，代表作《等待》《南京安魂曲》等。
②黃喬生．楊憲益與魯迅著作英譯［Ａ］．張世林．想念楊憲益［Ｃ］．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９３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２２楊憲益翻譯魯迅作品，既是源自少年時代的認同與喜愛，也是深度研究魯迅其人其作的結果，他對魯迅的作品非常熟悉，對作品的整體思想和語言特點理解精熟、到位，因此他在翻譯實踐中體現出來的語言、修辭和文化轉化也相當準確，對於源語文本的跨文化話語體係構建也因此更具信度。英美學者的譯本，雖然文筆生動，但原文的意義在譯者的“本土化”過程中難免會有流失和變形。楊憲益、戴乃迭對魯迅作品的海外推介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們翻譯的四卷本《魯迅選集》為他們帶來的國際聲譽不比翻譯《紅樓夢》小。藍詩玲在談及重譯魯迅作品的緣由時說，“我高度評價楊氏翻譯的魯迅作品。在需要的地方，他們的語言能夠做到典雅、悲傷、幽默……”①此外，楊憲益夫婦合作翻譯的《中國小說史略》以及其他魯迅作品，曆經重版、重印，迄今仍是海外中文教學與中國文化研究者的必備書。
魯迅作為２０世紀中國公認最偉大的文學家、批評家，以針對中國的曆史傳統與現代狀況寫下的犀利而獨到的雜文著稱，他的思想在當今的世界仍然有現實意義，他提出的很多問題我們如今仍然必須麵對。漢學家顧彬因此呼籲學術界“更多地發掘那個文學的魯迅及其被低估的現代性”。②當下的文化語境中，全麵梳理楊憲益、戴乃迭英譯魯迅作品這一典型翻譯事件，從中提煉規律性的翻譯方法和原則，無疑對於國際魯迅研究學界重回文本、開展精微化元典細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①王樹槐．譯者介入、譯者調節與譯者克製———魯迅小說萊爾、藍詩玲、楊憲益三個英譯本的文體學比較［Ｊ］．外語研究，２０１３（２）：６９。
②參見顧彬．未完成文本或文學的重寫［Ａ］．徐娟譯．張鴻聲、樸宰雨．世界魯迅與魯迅世界———媒介、翻譯與現代性書寫［Ｃ］．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頁。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２３第四節《紅樓夢》英譯視域中的楊譯本鏡像縱然楊憲益一生翻譯逾千萬字的中國文學作品、縱然他身後被讚譽為“翻譯了整個中國的人”、縱然他在很多場合被問及《紅樓夢》英譯，都會提到自己對這部原作的態度以及受命翻譯的無奈，縱然楊憲益明確說過自己所譯的作品中，更喜歡魯迅的作品，也非常喜歡《宋明評話選》和《史記》，縱然……然而，這些來自學術界的統計或楊憲益本人的說辭，絲毫也不影響人們對他與夫人幾乎固化的身份界定———《紅樓夢》翻譯大家。事實上，無論學術界褒讚也罷，貶抑也罷，三卷本一百二十回全譯，已然成為《紅樓夢》英譯史上的豐碑。本節擬借助曆史描述法，剖析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紅樓夢》的曆史情由，進一步分析譯本在英語世界傳播受到一定程度阻滯的原因。
４．１《紅樓夢》文本價值及其英譯概述曹雪芹創作的章回體長篇小說《紅樓夢》位居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又名《石頭記》《金玉緣》，現有１２０回“程本”和８０回“脂本”兩種版本係統。《紅樓夢》被公認為中國古典小說巔峰之作，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行文按跡循蹤，新鮮別致，具有非凡的藝術成就。其思想文化底蘊極為深邃，堪稱當時整個社會（尤其是貴族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精神文化）的縮影，所描繪的封建大家族世俗生活圖景，折射了中華曆史文化的全息圖像。“真事隱去，假語村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２４言”的特殊筆法更是令後世讀者神縈追索。圍繞《紅樓夢》的品讀研究形成了一門顯學———紅學。
書中豐富的文化內涵，加之作者高超的語言技巧使其在各個方麵都蘊含了豐富的漢語及中國文化特有元素，成為當之無愧的“文化現場”，是鐫刻著曹雪芹“我心”敘事的心靈文本，對於整個民族而言則成為獨特的“心靈的文化現場”。在人類文明史上，對《紅樓夢》的研究，相似於英國的莎士比亞研究、法國的巴爾紮克研究、俄國的托爾斯泰研究。作為一部偉大的精神產品，《紅樓夢》對人類的精神和思維空間有著拓展作用，對於不斷發展的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具有無限闡釋的可能性。如果說文學大師的敘述記錄的是人類的靈魂史，經典是大師的精神遺囑的話，《紅樓夢》則在最準確的意義上為我們記錄了人類的靈魂史，是曹雪芹留給後世的精神遺囑，是一部難以企及的心靈文本。
任何嚐試對《紅樓夢》進行闡釋和翻譯的努力，不管離元典本身多麼遙遠，都注定會從偉大的經典文本中有所獲益。
“從《紅樓夢》的接受史來觀照，體驗和體現人生況味，是這部偉大小說的藝術魅力所在，也是它和人們對話最易溝通，最具有廣泛性的話題。讀者麵對小說中人生的乖戾與悖論，承受由己及人的震動，這種心靈的顫栗和震動無疑是《紅樓夢》所追求的最佳效應，因為對於廣大讀者來說，他們之所以要窺視不屬於自己的生活流程和生命體驗，不隻是出於好奇，而更重要的是通過與書中的世界各種殊異的心靈相識，品嚐人生的諸種況味。於是作者和讀者在一個聚焦點上會合了，原來作者和高層次的讀者都在追求人類心靈的自由。呼喚和渴望心靈的自由既是作品的真正主旨，也是讀者的渴望，於是呼喚人類的心靈自由在作品和讀者的閱讀中契合了。這就是《紅樓夢》的象征意蘊。
象征意蘊成了《紅樓夢》與各個時代的讀者建立情感聯係的中間環節。
而象征意蘊的內涵正是在於曹雪芹的小說揭示了世界人生普遍的哲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２５理心理內涵。……這樣的哲理心理內涵既概括了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同時我們也會從世界各族讀者中聽到這種對人類呼喚心靈自由的共同聲音。”①於是，《紅樓夢》帶著其自身含具的無限闡釋可能性與高度藝術魅力，超越國界，抵達域外世界，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珍寶。自英譯發端以來，在過去兩百年間，《紅樓夢》已成為世界經典文學閱讀史上一道瑰麗的景觀。
“一部文學名著的翻譯史既是兩種文化的一部對話史，也是它們互相理解過程中複雜情形的一幀細致的留影。”②漢語之外的《紅樓夢》譯本大體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我國出版的少數民族文字版本，主要讀者為我國的少數民族讀者，但也影響到同語種的其他國家讀者。目前較為流行的版本主要有蒙古文、朝鮮文、藏文、哈薩克文、維吾爾文等５種。另一種是《紅樓夢》的外文譯本，從語種上看，《紅樓夢》譯本目前已涉及英、法、日、韓、俄、德等２０多種不同文字。其中，英、日、韓等文字譯本又包括不同譯者翻譯的多個版本，尤以日文和韓文版本居多，各達十幾種。斯洛伐克翻譯家瑪麗納·恰爾諾古爾斯卡（ＭａｒｉａＣａｒｎｏｇｕｒｓｋａ）高度評價《紅樓夢》一書的世界文化意義，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天才的小說、散文和詩的交響曲，一部“集所有重要的中國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書，它是一部蘊涵重要的人生哲理和世界觀的小說———而這樣大師級的文學作品在世界上任何別的地方均不存在”。③①寧宗一．永恒的困惑———走向世界的《紅樓夢》［Ｊ］．紅樓夢學刊，２００３（３）：１４７—１４８。
②葛銳．道阻且長：《紅樓夢》英譯史的幾點思考［Ｊ］．李晶譯．紅樓夢學刊，２０１２（２）：２４６。
③轉引自劉士聰．紅樓譯評———《紅樓夢》翻譯研究論文集［Ｃ］．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自序”第４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２６作為一部“詩意型小說和開放型小說”①，《紅樓夢》被普遍認為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人情小說作品、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的譯者以及未來的譯者注定肩負著一個偉大而艱巨的使命———通過譯文讓異域讀者也能認識到《紅樓夢》是一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千古絕唱。《紅樓夢》最早是被當作學習中國官話的啟蒙讀物而翻譯成外文的，其後在海外的譯介一直沒有中斷過，不時有新譯本出現。學界通常把英國駐華外交官員、英國皇家協會會員德庇士（Ｊｏｈ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Ｄａｖｉｓ）１８３０年登載於《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上的《紅樓夢》第三回中的《西江月》詞二首翻譯視作英譯《紅樓夢》濫觴。②後有學者考證發現，英國傳教士馬禮遜（Ｒｏｂｅｒｔ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１８１２年１２月至１８１３年２月間寫給倫敦教會特裏希神父的信中，附有《紅樓夢》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判斷葫蘆案”中賈雨村和門子談論英蓮被拐的片段翻譯，長達１４頁，不過此為私人信函，並未公開發行。１８１６年，東印度公司出版社在澳門刊印發行的《中文對話與單句：附中文作品英譯雜輯，為中文學生啟蒙之用》③（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狊犪狀犱犇犲狋犪犮犺犲犱犛犲狀狋犲狀犮犲狊犻狀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狑犻狋犺犪犳狉犲犲犪狀犱狏犲狉犫犪犾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犻狅狀犻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犆狅犾犾犲犮狋犲犱犉狉狅犿犞犪狉犻狅狌狊犛狅狌狉犮犲狊，①Ｇｕ，ＭｉｎｇＤｏｎｇ．犆犺犻狀犲狊犲犜犺犲狅狉犻犲狊狅犳犉犻犮狋犻狅狀：犃犖狅狀犠犲狊狋犲狉狀犖犪狉狉犪狋犻狏犲犛狔狊狋犲犿［Ｍ］．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１５３．②持這一看法的國內學者主要有陳宏薇、江帆（２００３／２００４），馮慶華（２００６），趙長江、付天軍（２００９），劉澤權（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黨爭勝（２０１２），江帆（２００７／２０１４）等。其中，趙長江在２０１６年更新了自己關於最早《紅樓夢》英譯的看法。事實上，範聖宇２００４文中明確說到其所參考的香港理工大學ＣｈａｎＯｉＳｕｍＣｏｎｎｉｅ在《“石頭記”西行：中文英譯史的一種研究》（２００１）中有關於《紅樓夢》英譯發端的文獻發現。
③該教科書目前有《中文會話及凡例》（葛銳，２００７＆２０１２）、《中文對話與單句》（王燕，２００９）等若幹不同中文譯名。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２７犇犲狊犻犵狀犲犱犪狊犪狀犐狀犻狋犻犪狋狅狉狔犠狅狉犽犳狅狉狋犺犲犝狊犲狅犳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馬禮遜編），其中對話５和對話２５分別包含襲人與寶玉的對話片段，出自《紅樓夢》第３１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雙星”。①馬禮遜１８１５—１８２３年出版的《華英字典》（犃犇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犪狀犵狌犪犵犲）中也大量使用《紅樓夢》的例字例句，所引例句出自《紅樓夢》的四十一個章回，涉及４２個《紅樓夢》人物，比較立體、全麵地呈現了《紅樓夢》中的諸多人物和語言特色，作為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英漢—漢英字典，在馬禮遜之後來華的外交官和傳教士中具有非常廣泛的影響。馬禮遜１８１５年刊行的《華英字典》中第一次使用犜犺犲犇狉犲犪犿狊狅犳狋犺犲犚犲犱犆犺犪犿犫犲狉作為《紅樓夢》英譯書名，對後來的《紅樓夢》書名英譯有引導性作用。
此後，德庇士、郭實臘（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ｌｉｃｈＧｕｔｚｌａｆｆ）等人相繼論及或介紹《紅樓夢》。１８３０年，德庇士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上發表一篇題為《漢文詩解》（“ＯｎｔｈｅＰｏ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的長文，其中包含他所翻譯的兩首《西江月》詞。１８４６年英國駐寧波領事館領事羅伯聃（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ｏｍ）譯《紅樓夢》第六回片段②、１８６８年曾擔任寧波海關稅務司的英國人包臘（Ｅｄｗａ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ｏｗｒａ）③翻譯《紅樓夢》前八回、①範聖宇．《紅樓夢》管窺———英譯、語言與文化［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６頁。
②載於其主編的《正音撮要》（犜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狆犲犪犽犲狉，狅狉犈狓狋狉犪犮狋狊犳狉狅犿狑狅狉犽狊狑狉犻狋狋犲狀犻狀狋犺犲犕犪狀犱犪狉犻狀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犪狊狊狆狅犽犲狀犪狋犘犲犽犻狀犵），又稱《官話彙編》，由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華花聖經書房（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ｓｓ）刊印發行。
③包臘才學異人，在航行來華的船上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掌握了漢語口語，可與中國人進行基本的口頭對話交流。曆任寧波關稅務司、粵海關任稅務司等職務。在寧波擔任稅務司期間，曾訪問寧波城鄉各處，私人相冊中的２０１張相片裏有１３６張注明或被證實攝自寧波，另有１２張疑似攝於寧波，成為考察中國沿海近代曆史的珍貴影像史料。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２８１８８５年英國駐華外交官翟理斯（ＨｅｒｂｅｒｔＡｌｌｅｎＧｉｌｅｓ）節譯第二十七回中的“葬花吟”、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英國駐澳門領事館副領事喬利（Ｈ．ＢｅｎｃｒａｆｔＪｏｌｙ）完整翻譯《紅樓夢》前五十六回……從以上羅列可以看出，整個１９世紀涉足《紅樓夢》英譯的多為英國來華傳教士或外交官，雖被後來的研究者譽為“漢學家”，但他們受自身漢語水平囿限，並未將博大精深的《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學典範看待，未意識到該書作為人類文明精華的要義。當時，中國已有為數不少的傳教士，掌握好漢語能為他們在華傳教提供極大幫助，學習漢語成為來華傳教士的當務之急。較早來華的傳教士和外交官，既肩負著自身傳教或外交的使命，也肩負著為後來者提供學術裝備的職責，他們翻譯《紅樓夢》的主要目的是為即將來華和在華的西方人學習漢語提供語料和語言範本。喬利在其《紅樓夢》英譯本《前言》中明確說道，“翻譯本書的動機，並非想使自己躋身於漢學家之林，而是我在北京求學時曾因墮入《紅樓夢》迷宮而感到困惑。……對現在或將來學習中文的學生，拙譯如能稍有幫助，我就感到十分滿足”。①這批晚清來華的西方人雖多把《紅樓夢》視為學習漢語的教材，卻開啟了《紅樓夢》在英語世界的傳播之路。“這些人士饒有才華，雖然多屬業餘，但他們擁有天賦的語言能力，勤奮好學，也肯下苦功。更重要的是，他們迅速意識到《紅樓夢》一書在學習中國文化和語言方麵的重要性，並且努力通過翻譯、演講、寫作等途徑，讓更多人注意到這部作品的價值。”②“１９世紀的幾種譯本明顯體現出在華殖民圈接受《紅樓夢》的實用①轉引自薑其煌．《紅樓夢》西文譯本一瞥［Ｊ］．讀書，１９８０（４）：１２０。
②葛銳．道阻且長：《紅樓夢》英譯史的幾點思考［Ｊ］．李晶譯．紅樓夢學刊，２０１２（２）：２５０。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２９主義傾向”①———用作來華傳教士學習漢語的語言教材。二十世紀初，海外中國學人開始加入向西方世界介紹、傳播《紅樓夢》的行列。紐約大學中國古典文學教師王良誌（Ｗ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Ｃｈｉｈ）、紐約藝術博物館東方部職員兼哥倫比亞大學漢語教員王際真（ＷａｎｇＣｈｉｃｈｅｎ）相繼推出《紅樓夢》編譯本。１９２７年，王良誌《紅樓夢》英譯本在紐約出版，書名譯為犇狉犲犪犿狅犳狋犺犲犚犲犱犆犺犪犿犫犲狉②，凡９５章，約６０萬單詞，主要著眼於寶黛愛情故事。該譯本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來華傳教士、作家明恩溥（Ａｒｔｈｕｒ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Ｓｍｉｔｈ）③作序，純以“閨友閨情”為標準，尤其關注寶黛共賞《西廂記》、黛玉葬花、黛玉焚稿等情節。“從序言來看，作序者和譯者顯然是把《紅樓夢》看成一部悲劇性的愛情小說，而且認為這樣的小說是不能和中國的‘經史’相提並論的。從這一指導思想出發，譯者把《紅樓夢》重新加以剪裁，使整個譯本變成了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戀愛故事，全書自始至終貫串了‘二玉戀愛’這一條線，細膩地譯出了愛情的一起一伏和兒女私情的心理活動，最後以殉情而告終，以‘殉情’所產生的‘魅力’來吸引‘西方讀者’。”④１９２９年，王際真同名《紅樓夢》（三卷）節譯本在紐約、倫敦兩地同時出版，前兩卷包括原書前五十七回的內容，第三卷為第五十八回至一百二十回的節譯內容。
①江帆．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Ｄ］．複旦大學，２００７年，第７９頁。
②該譯本現已不存於中國國內館藏目錄及全美圖書館際互借目錄，疑已佚失。
③又作明恩普，或音譯為：阿瑟·亨德森·史密斯，美國傳教士、基督教活動家、神學家，在中國魯西北傳教３０年，寫有大量關於中國的著作，如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中國的文明》），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中譯有《中國人的特性》、《中國人的氣質》、《中國人的文明與陋習》等多個版本，影響廣泛），犞犻犾犾犪犵犲犔犻犳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犃犛狋狌犱狔犻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中國鄉村生活：社會學研究》），犆犺犻狀犪犻狀犆狅狀狏狌犾狊犻狅狀（《動亂中的中國》），犚犲狓犆犺狉犻狊狋狅狊：犃狀犗狌狋犾犻狀犲犛狋狌犱狔狅犳犆犺犻狀犪（《基督之王：對中國概括性的研究》）等。
④王農．簡介《紅樓夢》的一種英譯本［Ｊ］．社會科學戰線，１９７９（１）：２６６。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３０譯本正文前有漢學家阿瑟·韋利的五千單詞序言和譯者本人所撰七千單詞翻譯凡例，將《紅樓夢》描述為揭示大家庭衰敗過程的人情小說，認為小說打破了中國傳統小說的大團圓結局，對曹雪芹、高鶚作了評價並介紹了《脂評本》情況。韋利序言“著重於宏觀的背景介紹，目的在於探討《紅樓夢》對前代小說作品的傳承和突破，確認《紅樓夢》的文學地位，可以說是一個宣言，結束了１９世紀英美漢學研究對《紅樓夢》的長期忽視，體現出２０世紀早期英美漢學研究對《紅樓夢》持有的新態度。這一譯序第一次在英譯文本中確認了《紅樓夢》的文學地位，使《紅樓夢》英譯開始走上了文學翻譯的軌道。”①兩位美籍華人學者的譯本不僅更關注作為文學經典的《紅樓夢》文本本身，也是對當時國內“新紅學運動”的學術回應。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中國早期赴歐美留學生帶回西方的方法論，催生了國內“新紅學運動”。王國維將西方文學批評的方法論應用於《紅樓夢》研究，發表《〈紅樓夢〉評論》（１９０４），成為現代《紅樓夢》研究的開端。後來，胡適的《紅樓夢考證》（１９２１）開啟了“考據派”的研究路徑，俞平伯的《紅樓夢辨》（１９２３）成為該派的代表性成果。“新紅學”在研究方法論上與“舊紅學”注重索隱的做法截然不同，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國內也出現了《紅樓夢》英譯的積極嚐試。１９３３年，袁嘉華、石民②合作譯注的《〈紅樓夢孤鴻零雁記〉選》，①江帆．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Ｄ］．複旦大學，２００７年，第４９頁。
②目前不少研究者將該譯本的選譯者誤作：袁家驊／袁家嘩、石明等。鄭錦懷在查證原文獻的基礎上，發現書的封麵上清楚地印著兩位合作者的名字：袁嘉華、石民，並進而考證出兩位譯者在中國２０世紀翻譯史上的地位和貢獻。（參見鄭錦懷．《紅樓夢》早期英譯百年（１８３０—１９３３）———兼與帥雯雯、楊暢和江帆商榷［Ｊ］．紅樓夢學刊，２０１１年第４輯，第１２８—１３１頁。）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３１封麵英文書名為犇狉犲犪犿狅犳狋犺犲犚犲犱犆犺犪犿犫犲狉犪狀犱犜犺犲犔狅狀犲犛狑犪狀（犛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狊），該譯本顯然是《紅樓夢》與蘇曼殊所著《斷鴻零雁記》（１９１２）這兩種中國小說的英文節譯合輯，作為“英譯中國文學選粹第二輯”，由上海北新書局（ＴｈｅＰｅｉｓｉｎＢｏｏｋＣｏ．，Ｌｔｄ．）出版，但似乎並未產生太大影響，後來的研究者多在文獻綜述中一筆帶過。
以“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著稱的林語堂，畢生鍾情《紅樓夢》，曾撰寫過大量紅學研究文章，在其英文作品犕狔犆狅狌狀狋狉狔犪狀犱犕狔犘犲狅狆犾犲，犜犺犲犐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狅犳犔犻狏犻狀犵和犕狅犿犲狀狋犻狀犘犲犽犻狀犵中數十次談到並引用《紅樓夢》內容。早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甚或更早，林語堂便開始涉足《紅樓夢》英譯，但係統集中地英譯大約開始於１９４０年代初。從目前發現的最新可靠文獻①看來，林語堂１９５４年２月在紐約就已譯成《紅樓夢》英文本，１９７３年底１９７４年初在香港完成最後定稿。②林譯《紅樓夢》共六十六章，係根據一百二十回故事情節整合而來的節譯本，包括“楔子”（序章）、“尾聲”（終章）和六十四章故事。在翻譯過程中，林語堂以整合小說情節為宗旨，將書名譯為犜犺犲犚犲犱犆犺犪犿犫犲狉犇狉犲犪犿，書名下印著ＡＮｏｖｅｌｏｆ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ｍｉｌｙ（一部中國家族的小說）。根據其多年研究紅學的經驗，林語堂認為對於如此浩繁的中國長篇小說而言，考慮到英美讀者的接受，想要不破壞小說本質的氛圍或宏偉的主題，必須創造微縮的翻譯版本，在保留小說構架、①參見“中國新聞網”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４日發布“南開博士發現塵封半世紀林語堂英譯《紅樓夢》原稿”一文，網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ｕｌ／２０１５／０７２４／７４２６１７１．ｓｈｔｍｌ．②劉廣定．大師的零玉———陳寅恪、胡適和林語堂的一些瑰寶遺珍［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８頁；侯麗．林語堂《紅樓夢》英譯本現身日本［Ｎ］．中國社會科學報，２０１５０７３１；宋丹．日藏林語堂《紅樓夢》英譯原稿考論［Ｊ］．紅樓夢學刊，２０１６（２）：７９８１。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３２確保情節連貫的大前提下，刪除不太相關的情節，以凸顯主題和原著的故事主線。林語堂節譯本並非逐字逐句翻譯，翻譯中對一些典故或難以理解的地方加上自己的講解，個人見解述評與文本本體交織而成一體，體現了他對中國文化秉持的譯寫傳播策略。遺憾的是，林語堂節譯本僅供他的英文作品首席日語翻譯家佐藤亮一用作日譯底本，迄今尚未公開出版，並沒能夠對英語世界接受《紅樓夢》起到直接推助作用。
１９５８年，王際真對其２０年代末《紅樓夢》節譯本進行擴充，出版了他名下的第二個譯本，比較完整地呈現原著中的寶黛愛情故事。該版本增加大量細節描寫，據他自己說，“所包含的實際重要內容大約是舊譯本的兩倍”①，該譯本有美國著名詩人、評論家馬克·範·多倫（ＭａｒｋＶａｎＤｏｒｅｎ）寫就的序言，除讚揚譯筆水平以外，還強調說這是一個戀愛故事，將寶玉和黛玉比成羅密歐和朱麗葉，認為偉大的戀愛故事，不管地點、時間、東方、西方，都能使讀者感動。王際真所受的國學熏陶和西學教育，無疑能夠確保他對原文語言、文化解讀到位，語言輸出的學術性也較有保證，兩個同名譯本所含具的副文本（名家序言、譯者凡例等）中對原作思想內容和作者都有涉及，原作的文學性得以大大凸顯，堪稱《紅樓夢》英譯史上的裏程碑式譯作。
王良誌譯本、王際真譯本、袁嘉華、石民譯本和未出版的林語堂譯本，都是作為文學作品譯出的，都產生於新紅學運動方興未艾之際，幾位譯者也都直接或間接闡明對新紅學研究成果的吸收，對小說作者、背景，以及原著版本選擇情況有較為詳細的介紹，較之十九世紀幾乎①Ｗａｎｇ，Ｃｈｉｃｈｅｎ．犇狉犲犪犿狅犳狋犺犲犚犲犱犆犺犪犿犫犲狉［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ｗａｙｎ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５８，ｐ．ｘｉｘ．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３３沒有任何文本信息，也不注重《紅樓夢》文學性的功利性選譯，２０世紀出現的這些節選譯本，推動了《紅樓夢》翻譯的質性飛躍。經過兩百年的發展，《紅樓夢》西行事業宛若一艘“中國開出的慢船”（閔福德語）①，漸漸駛入更宏闊的曆史語境，融入日益宏大的文明對話潮流。
４．２全譯時代的楊、戴《紅樓夢》英譯１８１６年以來的《紅樓夢》節譯本對中國古代文學《紅樓夢》的異域傳播有著不可磨滅的塑形之功，但“相比原著而言，這些片段隻能算作一道黯淡的影子，因為原著中極大豐富的內容和細致入微的人物刻畫大多不可避免地缺失了。”（戴乃迭語）②江帆在對《紅樓夢》英譯曆史進行全麵掃描的基礎上分析指出，“就譯者對《紅樓夢》的接受和改寫方式而言，１９世紀的幾種譯本明顯體現出在華殖民圈接受《紅樓夢》的實用主義傾向，２０世紀初至５０年代末的幾種譯本清晰表現出美國本土的暢銷書市場對翻譯行為的操控，政治經濟因素的介入都十分明顯……由於地緣政治的需要，美國很多大學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以後都紛紛建立與東亞和中國有關的院係和研究機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急劇增加，這些研究往往以‘忠於原著’作為評判標準，對現存的市場化譯本屢屢進行指摘，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之下，出自專業人士之手的全譯本呼之欲出，不僅是《紅樓夢》，其他幾種古典小說名著都由此進入①閔福德曾在《比較哲學：東西方思維模式的碰撞》（犓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犻犲：犅犲犵犲犵狀狌狀犵犲狀犣狑犻狊犮犺犲狀犗狊狋犾犻犮犺犲狀狌狀犱犠犲狊狋犾犻犮犺犲狀犇犲狀犽狑犲犵犲狀）中撰專文談論《紅樓夢》英語譯介情況，文章題為“中國開出的慢船：‘石頭’西行記”（ＴｈｅＳｌｏｗＢｏａｔ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Ｓｔｏｎｅｓ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
②參見李晶．《石頭記》回眸：海外中國學文獻中的楊憲益、戴乃迭佚文兩則［Ｎ］．中華讀書報，２０１５１２１。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３４了全譯時代。”①與此同時，歐美圖書市場將中國文學譯作視為暢銷書的做法逐漸式微，中國風尚與西方閱讀習慣的衝撞與磨合漸入正軌，關注中國文本的讀者群從之前的漢語言學習者、中國文學獵奇者，逐漸升格為對中國學感興趣的研究者，讀者群出現了學術化和專業化趨向。
中國文學、文化讀本，尤其是《紅樓夢》等文學經典作品，成為西方諸多高校東亞係文學、語言課程的教材或主要教學參考書。
已有研究發現，英語世界第一位將《紅樓夢》全書譯為英文的是英國傳教士邦斯爾神父（ＲｅｖｅｒｅｎｄＢｒａｍｗｅｌｌＳｅａｔｏｎＢｏｎｓａｌｌ，目前國內有譯“邦索爾”或“班索爾”，中文名多作“彭壽”），他的全譯本完成於１９６６年左右②，但因故未能出版。邦斯爾去世後，他的兒子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ｌｌＢｏｎｓａｌｌ③前往美國洽談出版事宜未果，後將完整打印修訂稿贈送給香港大學。２００４年７月，香港大學圖書館在其主頁（ｈｔｔｐ：／／ｌｉｂ．ｈｋｕ．ｈｋ／ｂｏｎｓａｌｌ／ｈｏｎｇｌｏｕｍｅｎｇ／ｉｎｄｅｘ１．ｈｔｍｌ）上以電子版本形式發布了邦斯爾神父投入十數年心血完成的《紅樓夢》英譯文本完整打印修訂稿。該譯本是楊、戴全譯本以及霍、閔全譯本問世之前世界上第一個一百二十回全譯本，雖未能以書本的形式正式出版，但其電子版本的發布足以成為《紅樓夢》英譯史上的又一座豐碑。邦斯爾神父①江帆．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Ｄ］．複旦大學，２００７年，第７９頁。
②目前，邦斯爾神父《紅樓夢》全譯本研究者對其《紅樓夢》英譯的開始和結束時間說法不一，有說開始於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末，終於１９６６年前後；有說開始於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末，終於５０年代末；有說終於１９６６年前後，始於其前十年等等。本文采用王金波、王燕刊發在《紅樓夢學刊》２０１０年第一輯上“被忽視的第一個《紅樓夢》１２０回英文全譯本———邦斯爾神父《紅樓夢》英譯文簡介”上的研究結論（具體參見該文第１９９—２０２頁）。
③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ｌｌＢｏｎｓａｌｌ曾於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９年擔任香港大學圖書館副館長，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０年擔任香港大學出版社社長，與《紅樓夢》英譯稿同時贈予香港大學圖書館的還有其父所譯《戰國策》譯稿。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３５１９１０—１９２６年間在湖北漢口、武昌一帶傳教，１９２６年離開中國，２０世紀４０年代退休以後開始翻譯《紅樓夢》，每天堅持翻譯三個小時，用十年之功完成初稿，接下來又用了差不多十年進行修訂、潤色。邦斯爾神父《紅樓夢》英譯文稿有特殊術語注釋、出版說明、譯者前言、正文注釋和附錄等，“譯本體例相當完備，仔細考慮到了文化差異給讀者可能帶來的種種困難，充分體現了譯者的匠心和苦心。……體例安排很有前瞻性和開創性。”①他的譯作“緊扣原文，並在適當的地方加注”②，具有相當的水平，遺憾的是並未能在翻譯完成之際如願付梓刊印，實為國際紅學研究領域一大損失。關於譯本遭遇埋沒的原因，也許是當時已有的王際真譯本和麥克休姐妹譯本更便於購買和收藏，且在商業和文學兩方麵已取得較大成功，從出版社的角度而言，要推出全譯本打破這兩個譯本的壟斷地位需要很大的決策勇氣和資源投入③；又或許是出版商傾向於認同經院型漢學家的權威解讀④；目前學界尚無統一說法，本書不擬深入探討。
２０世紀中葉以前，王際真１９２９年《紅樓夢》節譯本是英美和其他英語國家流傳最廣的譯本，１９５８年他的同名增譯本發行後，因封麵上赫然印著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ｅｓｅ（“譯自中文”），被奉為彼時唯一直接譯自漢語的《紅樓夢》英譯本，自然被拔擢到權威文本地位。在中國學①王金波、王燕．被忽視的第一個《紅樓夢》１２０回英文全譯本———邦斯爾神父《紅樓夢》英譯文簡介［Ｊ］．紅樓夢學刊，２０１０（１）：２０３—２０４。
②範聖宇．《紅樓夢》管窺———英譯、語言與文化［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２頁。
③王金波、王燕．被忽視的第一個《紅樓夢》１２０回英文全譯本———邦斯爾神父《紅樓夢》英譯文簡介［Ｊ］．紅樓夢學刊，２０１０（１）：２０６。
④江帆．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Ｄ］．複旦大學，２００７年，第８４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３６者參與《紅樓夢》英譯、投身國際紅學研究的潮流中，王際真譯本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英美讀者產生過巨大影響，甚至一直持續到１９８６年霍克思、閔福德全譯本刊印完畢之後，仍然是國際紅學研究者倚重的版本。事實上，由於《紅樓夢》文本的特殊性，其英譯伊始就帶有“譯”與“介”共生的特質，從寬泛的意義上來說，國際紅學研究早在《紅樓夢》西行走出國門的同時就開始了。現有研究證明，第一位發表英語紅學論文的西方學者是德國傳教士郭實臘。１８４２年，郭實臘在《中國叢報》（犆犺犻狀犲狊犲犚犲狆狅狊犻狋狅狉狔）上發表一篇題為《紅樓夢》（ＨｕｎｇＬａｕＭｕｎｇ，ｏｒＤｒｅａｍ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ｄＣｈａｍｂｅｒ）的短文，正式拉開西方紅學研究的序幕。該文介紹了《紅樓夢》的故事梗概，但訛誤較多且對《紅樓夢》評價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後至２０世紀初期西方對中國經典《紅樓夢》的整體接受基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漢學研究重鎮移至美國，在新一輪的研究熱潮中，湧現一批研究《紅樓夢》的成果，不僅數量豐碩，研究的內容和水準也有顯著提高。在此期間，中國國內先後有過索隱派、評點派、新紅學派的研究範式更迭。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雖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卻在客觀上推動了舉國上下對《紅樓夢》文本的關注，將紅學帶進一個新的曆史時期。１９６１年，以詞學和紅學研究著稱的吳世昌在牛津大學出版英文著作犗狀狋犺犲犚犲犱犆犺犪犿犫犲狉犇狉犲犪犿①（《紅樓夢探源》），共五卷二十章，①該書以英文寫成，由吳世昌本人以及孫鬱根、曹莉共同翻譯為中文版的《紅樓夢探源》一書，被收入《羅音室學術論著》第四卷，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１９９８年出版，為該著作在中國的第一次出版。《紅樓夢探源》英文本不分上下篇，而中文本則分為上下篇，因為上篇係著者自譯，並有增刪；下篇由他人翻譯，其中第十一章至十六章的譯者是孫鬱根，第十七章後半至二十章的譯者是曹莉。
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３７３９１頁，內容分為抄本探源、評者探源、作者探源、本書探源、續書探源五個部分，以研究《紅樓夢》的版本和成書過程為主要特色。該書一出版即受關注，是第一本英文紅學專著，對《紅樓夢》作了學術性的文本研究，提出許多新觀點與新闡釋。在這樣的世界性學術研究語境下，當時的《紅樓夢》節譯本顯然不能滿足西方紅學研究者的學術需求，時代呼喚《紅樓夢》全譯本的出現。
作為這一世界性紅學研究需求的學術回應，幾乎在同一時期，楊憲益夫婦的《紅樓夢》英譯本以及霍克思的英譯本問世，成為此後國際紅學發展的巨大推助力。“這兩種譯本令《紅樓夢》擁有了更多的西方讀者，也讓人們對這部小說產生了更大的興趣，並成為西方學者在學術研究中普遍參考的兩種譯本。”①學界普遍認為，在迄今為止所有的《紅樓夢》英譯文本中，楊憲益夫婦和霍克思翁婿的《紅樓夢》英文版本是最具研究價值與學術價值的全譯本。以《紅樓夢》小說體製之宏大和語言之燦爛駁雜而論，人們對楊憲益、戴乃迭和霍克思、閔福德的譯本無論給予多高的讚譽都不為過，他們所付出的心血和譯本所取得的文學藝術成就足以讓所有的文學翻譯批評家在麵對他們的譯本時讚歎不已、流連其中。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霍克思和楊憲益的英譯本《紅樓夢》問世後已經成了一種“終結”性全譯本。②楊憲益夫婦１９７４年譯成《紅樓夢》全書，書名為犃犇狉犲犪犿狅犳犚犲犱犕犪狀狊犻狅狀狊，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全書共分三卷（第一、二卷１９７８年出版，第三卷１９８０年出版），包括《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的全部內容。霍克思１９４９年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期間就嚐試過翻譯《紅樓夢》，１９７０年與①葛銳．英語紅學研究縱覽［Ｊ］．紅樓夢學刊，２００７（３）：１８９。
②黨爭勝．《紅樓夢》英譯藝術比較研究———基於霍克思和楊憲益譯本［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４４—２４５頁。
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３８企鵝出版社簽訂翻譯《紅樓夢》的合同，１９８０年完成前八十回翻譯，分三卷出版，書名為犜犺犲犛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犛狋狅狀犲，三卷的副標題分別為犜犺犲犌狅犾犱犲狀犇犪狔狊（１９７３），犜犺犲犆狉犪犫犉犾狅狑犲狉犆犾狌犫（１９７７）和犜犺犲犠犪狉狀犻狀犵犞狅犻犮犲（１９８０），後四十回由他的女婿閔福德翻譯，在同一書名下分兩卷出版，副標題為犜犺犲犇犲犫狋狅犳犜犲犪狉狊（１９８２）和犜犺犲犇狉犲犪犿犲狉犠犪犽犲狊（１９８６）。雖然，兩部巨著自問世以來常常被並置在一起進行對比研究，令人欣慰的是，隨著描述翻譯學研究的深入，學界已出現對《紅樓夢》楊、霍譯本進行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係統描述。
１９６１年，楊憲益受中國社會科學院聘請從希臘文原文翻譯《奧德修紀》，譯作甫一完成，外文出版社就將他從借調單位要回，安排開展《紅樓夢》翻譯工作。夫婦倆根據一貫的合作分工模式，迅即投入這部鴻篇巨製的翻譯中。１９６４年，《中國文學》雜誌在第６、７、８卷連載了他們翻譯的第十八至二十回、三十二至三十四回、七十四至七十五、七十七回譯文。楊憲益負責初稿，戴乃迭負責加工潤色，戴乃迭花費的時間往往比楊憲益多得多，不僅要看楊憲益的初稿，還要對照中文原書，有疑問處則和楊憲益商量切磋，反複推敲。“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楊憲益的初稿完成了一百一十回，而戴乃迭的潤色工作則停在五十到六十回的地方。１９６８年，楊憲益、戴乃迭突然被捕入獄，由於事先毫無征兆，他們當時正在進行的《紅樓夢》譯稿仍然攤在辦公桌上。萬幸的是，當時外文局英文組組長熊振儒看到這些譯稿，從第一回到一百回用報紙包好放在櫃子裏一個不顯眼的地方保存起來，使其幸免於被充公焚毀的噩運。也正因為熊振儒的這一義舉，四年後楊戴夫婦被釋放出獄，才能夠繼續這一偉大的《紅樓夢》全譯工程。
我國古代圖書文本主要是以寫本和印本兩種形式流傳後世。由於寫刻時代不一，地區有異，寫刻者不同，以及抄寫方式和刻寫方式的第五章楊憲益漢譯英情由及實踐２３９差別等原因，古代圖書常有各種各樣的版本。眾所周知，《紅樓夢》版本眾多，據一粟《紅樓夢書錄》著錄所計，達一百二十餘種，其中刻印本近七十種，但在曆史流傳過程中多數本子已散佚。中國文學史上，一部書的抄本之多，梓板之頻繁，如《紅樓夢》者實為罕見。總體上而言，《紅樓夢》版本可分為兩大係統：一是僅八十回的脂評抄本係統，現存十個版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蒙府本、戚本、楊本、舒序本、俄藏本、甲辰本和鄭藏本），其祖本都是曹雪芹生前傳抄出來的，所以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原著的本來麵貌；一是經程偉元、高鶚整理補綴的一百二十回印本係統，又分為程甲本、程乙本，該係統版本前八十回依據的也是脂評係統的版本，但經過整理者較多改動，其中，程乙本改動特別明顯。紅學家在對《紅樓夢》進行校勘、評論、研究時，首要任務便是明確自己所依據的版本，否則得出的結論和研究成果很難讓人信服。
作為跨文化、跨語際書寫的翻譯行為，究其實質是從原文到譯文的思想讓渡，譯者所依據底本的不同，會在根本上決定譯本的形態。根據楊譯本的“出版說明”，楊氏夫婦所依據的底本信息如下：“前八十回是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３年９月影印上海有正書局大約１９１１年的石印本。這個有正本是從乾隆年間戚蓼生保存的手稿翻印的。後四十回依據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１９５９年據１７９２年活字本（即程乙本）的一百二十回重印本。戚蓼生本是現存最早的本子之一。翻譯過程中，我們的譯者根據其他版本對抄寫原稿的人所犯的某些細微錯誤或遺漏也做了修正。”①由以上文字可知，楊氏夫婦前八十回選擇的是戚序本（有正本），屬於脂本係統，文字上的訛誤、缺漏相對較少，比較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麵貌。
①ＹａｎｇＸｉａｎｙｉ＆ＧｌａｄｙｓＹａｎｇ．犃犇狉犲犪犿狅犳犚犲犱犕犪狀狊犻狅狀狊［Ｍ］．Ｖｏｌ．Ⅰ，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ｉ．ｘ．楊憲益翻譯研究２４０楊憲益晚年談及《紅樓夢》翻譯說，“從１９７２年我倆獲釋到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倆從事的惟一認真的翻譯工作就是把清代著名的長篇小說《紅樓夢》譯完。這部作品在中國非常受歡迎，因此這項譯事給我們帶來很多榮譽，甚至是溢美之譽。有一位年長的中國學者名叫吳世昌，他是研究這部長篇小說的權威。他幫助我倆參照了該書多種手抄本和印刷本，擇善而從，編成我們翻譯的這個本子。”①因此，無論是從版本學角度，還是從國際紅學研究角度來說，楊戴譯本都堪稱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化文學經典翻譯，是對國際紅學研究學術需求的積極回應。除聯手推出《紅樓夢》的英文全譯本外，楊憲益與戴乃迭還推出了他們的《紅樓夢》縮譯本，由香港商務印書館與外文出版社合作發行。縮譯本序言開宗明義，《紅樓夢》被認為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小說。然而，《紅樓夢》因其複雜深邃、人物眾多（總共９７５人）而對外國讀者造成一定的閱讀困難。……那些對整本小說望而生畏的讀者應該對縮譯本表示歡迎。該譯本不是重新譯自原文本，是在他們全譯本的基礎上縮略而成，共分四十回，附戴敦邦繪製的１３幅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