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取代中國傳統的天元術。數學家對知識的取舍也是以對知識的優劣比較作為主要基礎的（TianM，1999）。
5.知識傳播與會通的方式現代學者通常認為，17—18世紀的歐洲科學以一種單向的傳播方式被引入中國，並被中國人接受。其實，當時的情況並不是這麼簡單。將西學以會通的方式納入中國文化傳統之中，恰是傳播科學技術的中國人的共同目標。
徐光啟主張“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徐光啟，1963）374。具體地說，為了能使中國的曆算方法超越歐洲，必須先翻譯歐洲著作。以此為基礎，便可會通中西知識。包括徐光啟、李之藻、王徵等在內的積極參加傳播西方知識的第一代皈依天主教的中國學者，實際上主要做第一步的翻譯工作。不過，通過選擇術語、改編知識等，知識的會通已經發生在翻譯過程中了。
到清代，學者們更加有意識地將歐洲知識會通到中國文化之中。《數理精蘊》就是一部會通之作a。例如，它把有關杠杆的力學知識完全轉化成數學算題，這些算題與傳統數學著作《九章算術》中所包含的力學問題的表達和處理方式非常相似b。
當然，耶穌會士在中西知識會通過程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但他們與中國學者的會通方式是有區別的。盡管耶穌會士在寫給歐洲的信中嘲笑中國“五行”怪異、可笑，但是他們仍以中國的水克火的概念來闡釋亞裏士多德哲學中元素的自然位置：火努力保持在上的位置；a該書為會通歐洲與中國的數理知識之作，比如在中國傳統解題方法旁邊注寫定義、幾何解釋和其他明顯受歐幾裏得影響的原理（JamiC，1994）。
b關於《九章算術》中力學問題的處理方式，參見田淼的論文（TianM，2006）。
48第一章?中國傳統及其與西方文化的遭遇它一旦被水覆蓋（不在自然位置），就受到水的攻擊而熄滅。中西傳統中的火向上、水向下的觀念表明了人類共享向上和向下運動的基本經驗。部分中國學者沒有察覺到天主教化的歐洲自然哲學知識與儒家倫理和學說的本質區別，認為中西知識的相容性恰恰證明了儒學理念的普適性，這也驗證了儒家心學的重要理論：無論出自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心同故理同。
《幾何原本》為我們了解明末清初中西知識的會通方式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徐光啟之後，方中通係統研究了《幾何原本》，寫出《幾何約》（1661年）。《幾何約》拋開《幾何原本》的演繹係統，以度、線、比例、三角形、圓及圓內外形、線麵之比例等專題為綱節錄原書中的命題，並為部分命題添加含具體數字的算例，但刪除了原書中的證明。方中通對《幾何原本》的重構表明，利瑪竇、徐光啟刻意強化《幾何原本》的演繹體係，但這個體係卻無法在當時被直接移植到中國文化傳統之中。方中通對《幾何原本》的重構在刪除證明方麵與《奇器圖說》中鄧玉函改編斯蒂文、圭多巴爾多的力學理論的做法一致。
在《勾股舉隅》中，梅文鼎試圖將三角學構築於傳統勾股術的基礎上，以傳統的“出入相補”法證明勾股定理及其他勾股命題。這相當於對徐光啟所提出的隻有在《幾何原本》譯成後，才能講清中國數學著作中所蘊含的“義”的否定。然而，梅文鼎的著作完全采用利瑪竇和徐光啟所譯著作中的術語，書中算題的體例亦與《幾何原本》中命題的體例完全一致。不僅如此，梅文鼎對書中每個命題均給出證明，這正是徐光啟所強調的歐洲數學的優勢所在。這樣，他給出的勾股定理證明並非嚴格建築在傳統數學的體係之上。因此，我們可以說，梅文鼎拒絕以西方數學涵蓋中國數學，同時接受了歐洲數學的49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基本方法。
19世紀初，在中國古代數學方法已得到全麵複興的基礎上，對古法情有獨鍾的李銳撰寫了《勾股算術細草》。他寫作該書的目的是讓學生知道“隨問立術，有一以貫之者”。“隨問立術”為中國傳統數學著作的主要著述方式。在該書中，為了闡釋中國傳統數學的“大義”，李銳頗費周折地構建出一個完備的勾股問題的求解與證明體係，完全使用傳統的天元代數法和出入相補法證明所有的命題a，並摒除“平行線”之類不屬於傳統數學的概念。全書遵循同一推理、證明和表述形式，以揭示中國傳統數學方法有統一的理論體係。這部書帶有明顯的歐洲數學著作的特點，是作者接受西學思想的一個重要表現b。
依靠定義、公理、定理和證明構成的知識演繹結構是歐洲科學傳統的核心。盡管演繹體係也曾受到17世紀某些歐洲科學家的批評，但以《幾何原本》為範例的科學著作傳統延續到現代。近代科學發展中最重要的著作如伽利略的《兩種新科學》（DiscorsieDimostrazioniMatematicheIntornoaDueNuoveScienze，1638）和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均采用演繹結構。中國數學家似乎未直接接受這一體係，而是以“會通”的形式，試用演繹結構。
總之，在跨文化傳統的知識傳播過程中，如果固有的文化傳統具有足夠強的穩定性和生命力，那麼會通便成為必然經曆的一個過程。
通過“選擇—轉述—重構—會通”，一些外來的知識被納入固有的文化傳統中，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固有的知識結構。
a李銳的做法既可以解釋成他拒絕西學的一個表現，亦可以說是受到了乾嘉學派考據方法的影響。
b關於《幾何原本》在中國的流傳及徐光啟、梅文鼎、李銳的勾股術研究，詳見有關專題研究（EngelfriePM，1998；田淼，2005；TianM，2008）。
50第二章?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科技革命”第二章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科技革命”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是中國農業社會在外部因素的強力衝擊下，開始發生劇烈變革的時期。在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早期現代化過程中，不僅發生了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變革，還發生了地域性的科學和技術的革命。不過，與龐大的農業社會基體相比，在戰亂頻仍的環境中新生的工業社會和現代科學技術成長緩慢，而且比較孱弱，無力使大國變成強國。
51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第一節?晚清與民國的社會變革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大潮對19世紀的中國產生了有力的衝擊。來自西方的科學技術如何移植並改變異質的社會，這部分地取決於中國社會與外來衝擊的互動。在西方向東亞進行經濟、軍事、政治、文化擴張的強烈刺激下，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這種變革也是對外來挑戰的回應。鴉片戰爭的結果，本質上是農業社會輸給了工業社會，科學技術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
清朝保持著農業社會的慣性，隻有遇到變局的衝擊才被迫做出反應，先是求“自強”，失敗後又不得不進行政治、經濟和教育等方麵的改革。清朝覆滅後，革命者試圖以新政綱和武力統一國家，建立新國體。然而，20世紀的中國厄運連連，能夠順利發展的時間並不多。
一、被迫開放與自強運動至19世紀，英國、法國、德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相繼完成了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進入工業社會，實現了由手工業生產向大機器生產的變革，並且產生了不斷開拓產品市場與尋求新資源的需求。
英、法等國以雄厚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強力向亞洲擴張。此時，清朝在海上的影響力已遠不及明朝的鄭和下西洋時代，水師裝備水平遠在歐洲海軍之下，並且清朝對西方世界擴張的威脅是沒有預見和52第二章?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科技革命”必要準備的。
清朝的開放和改革是由外患誘發的。19世紀初，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向清朝走私鴉片，獲取厚利，以有效抵消對清朝的貿易逆差。
這使白銀大量流出中國，並引發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1838年底，道光帝派林則徐到廣東禁絕鴉片貿易，這最終招致英國在1840年6月對清朝開戰。清朝軍隊訓練不足、裝備落後，抵擋不住英軍a
堅船利炮的攻擊。1842年8月清朝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此後，清朝一再敗給列強，被迫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開放通商口岸，接受列強提出的治外法權、最惠國待遇、固定關稅等要求。如此，清政府不得不接受技不如人的現實，被動地融入世界，逐步接受西方強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與貿易規則。麵對列強，清朝不但要放棄朝貢製度，還要向戰勝國賠款，顯著降低了對國際貿易的掌控能力，財政負擔加重，傳統農業和手工業受到棉紡織品、鴉片等進口貨物的衝擊。
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清軍的慘敗讓恭親王奕??等重臣痛感掌握先進技術的重要性。此後，英、法、美、俄等列強與清政府在領土、貿易、航行、傳教、行政管理等方麵的關係更加緊密，並且派公使常駐北京。這促使清政府在1861年3月在傳統體製之外，另成立由恭親王奕??負責、有“洋務內閣”之稱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以處理外交及後來興辦的海關、軍事、工業、交通a按照這個條約，清朝割讓香港，賠償2100萬兩白銀，這對清朝的中央財政來說是巨額負擔。
53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和教育等新事業a。總理衙門在與列強交涉過程中需要了解它們的意圖，掌握並利用國際規則。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根據總理衙門的需求，將惠頓（HenryWheaton）的《國際法原理》（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譯成中文著作《萬國公法》（1864年）。
西方列強擴張的主要目的是謀取經濟利益，而非推翻清朝的統治。它們需要一個能夠履行條約、使其獲取利益的政府。這種態度有利於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國、撚軍等對清朝統治構成巨大威脅的農民起義。1860年與英、法等列強簽約後，清政府全力“安內”，重點圍剿太平軍，且因八旗軍和綠營軍力量不足而倚重漢族士紳組織的地方武裝。1860年6月，鹹豐帝任命湘軍首領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湘軍攻占安慶之後，曾國藩舉薦李鴻章，派他招募淮勇，促成淮軍崛起。1864年7月，湘軍攻陷太平天國都城天京（今南京）。在應對危機過程中，清朝的皇權被削弱，而督撫大員們則擴大了地方軍政權力。
林則徐在廣東主持禁煙時就積極了解“夷情”，搜集有關外國地理、火器與兵船的資料，提出“師敵之長技以製敵”（魏源，1976a）。魏源受到林則徐的影響，強調“師夷之長技以製夷”（魏源，1849），認為“夷之長技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他主張官商應該設廠製造火炮、輪船、火車、龍尾車等，以為“我有製造之局，則一二載後，不必仰賴於外夷”（魏源，a總理衙門於1861年設立海關總稅務司署，1862年設同文館，1876年後統領出使各國的使臣，1883年下設負責艦隊建置的海防股。1870年，李鴻章任北洋通商大臣，許多外交事務逐漸由總理衙門轉給李鴻章，總理衙門地位下降。1901年總理衙門改為外交部。
54第二章?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科技革命”a
1976b）。不過，林、魏的主張並未影響清政府的決策。清政府試圖從本土找出禦敵良器，包括傳教士傳入的火器技術。
太平天國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為“師夷之長技”提供了機緣。湘軍、淮軍在對太平軍的作戰中嚐到了采用洋槍洋炮的甜頭。1861年1月5日，曾國藩上奏朝廷，提議“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齊思和，1979）。此意得到深知西洋槍炮利害的恭親王奕??的支持。8月23日，曾國藩在奏折中說：“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中國史學會，1961a）。這正與奕??和桂良等人“所謀暗合”。此後，李鴻章、左宗棠等人也表達了類似的主張。
曾、李、左等人都在自己管轄的地區興辦洋務，啟動了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即以製造軍用船炮為主導的工業化和技術現代化運動。
1861年12月，曾國藩在湘軍攻占的安慶創辦“內軍械所”，聘用徐壽、華衡芳等人修造槍炮，1862年試製輪船。李鴻章派英國軍人馬格裏（SirHallidayMacartney）在上海開辦洋炮局，淮軍所用洋槍洋炮在圍剿太平軍時收到實效。攻占天京之後，洋務派加緊籌劃引進歐美技術，創辦軍事工業，其長遠目標顯然是“禦外侮”。1864年，李鴻章b買下英國軍艦配備的少量機器，裝備了自己在蘇州辦的洋炮局。1865年，丁日昌受李鴻章、曾國藩委派在上海虹口創辦江a林則徐和魏源都把掌握“夷之長技”看得太簡單了。不過在當時對西方了解尚少的情況下，他們已是頗有遠見的了。
b李鴻章在1865年升任兩江總督，1870年任直隸總督，後又兼北洋通商大臣，在內政、外交等決策方麵影響力甚大。
55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南機器製造總局（簡稱“江南製造局”），先收購一家外商鐵廠並仿製其“製器之器”，以擴充生產。1866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奏請設局製造輪船，獲準後在福州馬尾籌辦船政局和船政學堂，聘法國人日意格（ProsperMarieGiguel）、德克碑（NeveuePaulAlexandreD’Aiguebelle）為船政局的正副總監。左宗棠在同年10月得知自己將調任陝甘總督，遂推薦江西巡撫沈葆楨主持船政局。此外，清政府還創辦了金陵機器局（1865年）、天津機器局（1867年）、蘭州機器局（1872年）、漢陽槍炮廠（1892年）等二十多個製造軍械的企業。
日本的威脅為奕??、李鴻章等自強派官員引進近代技術提供了理由。日本在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以1871年12月琉球人漂到台灣南部被土著居民殺害為借口，於1874年4月派兵侵台。清朝派沈葆楨率兵赴台交涉、驅逐，日軍在雙方簽約後撤離。此事引發朝廷的海防大討論。1874年12月，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就總理衙門恭親王等奏請的“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六條，進一步闡述如何籌劃海防：“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裏，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聚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裏；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製，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製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為加強海防，朝廷采納了洋務派建水師、練兵等主張，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撥白銀400萬兩，用於建設北洋、南洋、粵洋三支水師。1875年，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奉命創建北洋水師，通56第二章?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科技革命”過總稅務司赫德首先向英國訂造艦船。北洋水師於1888年12月正式成軍，大約花費了2000萬兩白銀。這支亞洲最大的艦隊有軍艦、運輸船等105艘，其中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為德國建造。主要艦長和軍官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大多還曾留學於英國皇家海軍學院。
三十多年的自強運動成效如何，主要看清政府能否成功地安內和禦外。清政府成功鎮壓了太平軍和撚軍，平定了西北叛亂，打敗了入侵新疆的中亞阿古柏武裝，這些都證明清朝引進先進技術和辦軍事工業是很有成效的。相比之下，清朝的海防基本上是失敗的。1894年，朝鮮政府請求清朝派兵幫助平定內亂，日本借機向朝鮮派兵。日本海軍以北洋水師為假想敵，雖在主力艦的噸位、裝甲和火炮口徑等方麵a
不及北洋水師，但在航速、火炮速射等性能方麵後來居上。1894年7月25日，日本聯合艦隊突然襲擊北洋水師護航的運兵船，引發中日海戰。1895年2月，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之後（遊戰洪，2008），李鴻章代表清廷在同年4月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這一惡果標誌清朝海防和自強運動的失敗。中國的改革也由單純的對近代先進軍事、技術及相關知識的引進，轉為政治、教育體製的全麵變革。
二、從製度改革到政治革命隨著西方技術及相關知識的傳入，中國知識精英們就不能回避“西學”和中國文化的關係問題。與日本的“脫亞入歐”口號不同，“師夷之長技”是在不動搖中國傳統文化和農業經濟的主體地位的前提下進行，也就是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框架內進a北洋水師主要用於防禦日本，卻在技術改進方麵滯後於日本。1891年後，朝廷停止為北洋水師購船撥款。實際上，西方列強也樂得有日本這樣一個對付中國的幫手。
57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行的。洋務派對西方工業社會的了解始於堅船利炮，逐步擴展到機器製造、采礦冶煉、輪船運輸、鐵路運輸、電報通信等產業。他們以引進和利用國外軍工技術為救時手段，但不質疑儒家文化和“祖製”在國家長治久安、百姓安居樂業方麵的有效性。包括部分洋務派官員在內的精英們擔心機器、鐵路、電報等新技術及工廠製可能破壞經濟秩序，引起失業等社會問題，甚至便於洋人侵入內地。
甲午戰爭失敗之後，清朝的變革從武器及其技術的層麵擴展到製度和政治的層麵。朝廷迫於形勢及知識精英的變法呼聲，於1895年7月宣稱“力行新政”，鼓勵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礦產、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等。這已經突破了農業社會的經濟框架。“新政”還能走得更遠嗎？後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經張之洞等人闡釋而流行於精英之中。“中學為體”為“新政”和“變法”圈定了界限，即改革不能突破作為“體”的儒家綱常名教。光緒帝采納了康有為的變法建議，於1898年6月11日頒布《定國是詔》，宣稱施行教育、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麵改革，這不僅將衝擊“中學為體”，更會威脅到朝廷的權力結構。慈禧太後a起初默認光緒帝的做法，但後來感到變法會損害她和清廷的統治，於是發動政變，於1898年9月21日囚禁光緒帝。
製度改革到20世紀初才開始，這使得經濟、教育、政治等維新思想得以實踐。義和團運動與庚子事變，即八國聯軍在1900年8月攻占北京，迫使清朝在1901年9月與11個國家簽訂《辛醜條約》。這次重創使清廷相信繼續守舊無濟於事，不能再無視日本等國家的改革經驗。
a慈禧太後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她自1861年開始垂簾聽政，左右朝廷決策。
58第二章?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科技革命”朝廷在1903年設立商部，擬訂學製改革計劃；1905年批準廢除科舉；1906年將商部與工部合為農工商部，建立郵傳部；1908年頒布預備立憲計劃，1909年舉行第一次地方立憲會議代表選舉。然而，改革需要推行者有實施能力和財政實力。甲午戰爭之後，朝廷已經沒有足夠的政治權威a，缺少凝聚精英、整合資源和踐行改革舉措的有效機製，b
而主張政治革命的力量則在民間不斷積蓄。由於低稅製、5%的進口關稅和巨額戰敗賠款，清政府中央財政嚴重入不敷出c，不足以支持改革和經濟建設。1911年，清政府在鐵路國有化方麵的舉措引發四川的“保路運動”。清政府調湖北新軍入川鎮壓“保路運動”，駐紮武昌的部分新軍在1911年10月10日發動起義。這場辛亥革命使清朝快速瓦解，清政府推行了近十年的改革未能挽救王朝滅亡的命運。
列強擴張與清朝軟弱等因素導致民族主義的興起和政治革命的爆發。辛亥革命為實現民主共和等政治目標帶了機遇。孫中山於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不久之後，他迫於形勢，把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掌控北洋軍的袁世凱，後者因複辟帝製而招致各a在朝廷要利用義和團時，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和袁世凱等督撫卻無視慈禧太後的態度，拒絕與義和團合作，實行東南各省自保。
b例如，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組織成立同盟會，後來同盟會在新加坡和國內成立分會。
c清廷因甲午戰敗向日本賠款2.3億兩白銀，按《辛醜條約》須向11個國家賠款4.5億兩白銀（約折合3億330萬美元）。庚子賠款本息高達約9.82億兩白銀。
清廷以關稅和鹽稅為庚子賠款作擔保。1900年，外國公使估計清廷預算歲入隻有1億兩白銀，而1900年之後每年要償還的外債就高達4200～5300萬兩白銀（羅茲曼，1988）290，292。1895—1909年間，清廷增收附加稅，使稅收翻了一番，但仍然入不敷出，甚至要向外國舉債來支付戰敗賠款。1897—1900年間，清廷為了支付甲午戰爭賠款，向外國借款4780萬英鎊。1943年，國民政府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從此不再支付戰爭賠款。
59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方力量的強烈反對和討伐。1916年6月，袁世凱病故，中華民國政府（即北洋政府）的地位進一步下降，各地軍閥勢力呈現出割據、亂政的態勢，連年的軍閥混戰嚴重破壞了社會穩定和經濟建設。
經曆自強運動、戊戌變法、庚子事變、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中國人在心態上發生了很大轉變，表現為文化優越感漸弱，民族危機感和國家意識增強a。提倡西學的精英們活躍在通商口岸和其他一些城市，在社會變革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通過組織各種學會、辦報刊、辦學堂等形式，傳播西方文化，批判儒家倫理綱常，提倡白話文和平民教育，宣揚自由、民主和科學，鼓吹思想變革，促成新文化運動和思想解放b。這不僅超出“儀禮之爭”時的話題，還突破了“中體西用”的藩籬，將現代化擴展到文化層麵。
日本在1914年對德國宣戰並攻占德國租借的山東膠州灣，1915年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這使新文化運動與救國問題交織在一起。1919年，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美、法等協約國在巴黎和會上準備認可日本攫取德國在山東特權的要求，這將讓中國這個戰勝國c
不能收回主權，激起了中國人的強烈義憤。5月4日，北京的大學生們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北洋政府拒絕簽字。6月28日，中國代表拒絕出席巴黎和約簽字儀式。
麵對社會危機，政治精英們探索變革救國之道，選擇不同的信a關於心態的轉變，董光璧認為是知識界和民眾從傳統的到近代的心態轉變（董光璧，1995）3。
b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是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後更名為《新青年》）。值得注意的是，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傳統文化的影響仍然無處不在。
c1917年8月，中國政府向德國、奧匈帝國宣戰，廢除中德、中奧條約。大批中國勞工在歐洲戰場支援協約國。1918年，中國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
60第二章?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科技革命”仰和製度，形成了國民黨、共產黨等政黨及社團組織。國民黨締造者孫中山推崇共和體製，試圖通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實現“三民主義”目標，還主張聯合蘇聯和共產黨。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南，要借鑒蘇聯的經驗，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製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1926年7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北伐宣言，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攻占北京，同年12月奉係張學良宣布東a
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清黨”，同年8月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束。日本軍隊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促使國民黨與共產黨再次合作。第二年7月，日本全麵侵華，中國提高了全民族的凝聚力，采取“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以落後的武器裝備和科技，傾力抵抗日本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犧牲，戰爭期間先後得到蘇b
聯、美國等盟國的援助。國民政府在1938年遷都重慶，首先專注於抗戰，被迫縮減工業化建設目標。抗戰勝利時，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由數萬人壯大到百萬餘人。國共兩黨在1946年再度爆發內戰，直到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而國民黨敗退台灣。
總之，從19世紀中葉到1949年，中國外患內憂不斷，發生了多次a即便是在張學良東北易幟之後，國民政府仍是名義上的中央政府，實際上隻能有效領導若幹個省份，難以在全國有效實施政令。
b1938年，德國迫於日本的壓力，決定停止向中國提供軍事物資。抗戰之初，蘇聯與國民政府達成協議，派出援華航空誌願隊，並提供武器裝備、車輛等物資，中國則以礦產資源和農牧產品償還。1941年，德國進攻蘇聯，蘇聯援華物資數量急劇減少。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軍切斷滇緬公路，美國加強對華軍事和經濟援助，而中國遠征軍則在1942—1944年間入緬甸，支援盟軍對日軍作戰。
中國抗戰補給的國際生命線主要有西北的中蘇公路以及西南的滇緬公路、滇越鐵路、駝峰航線、中印公路，這些通道使得大量戰略物資輸入到大後方。
61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重大變局，現代化建設始於清朝在農業社會的基礎上所創立的軍事工業。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陷入社會動蕩和戰亂之中，缺少一個有效治理全國的政府，大量的財力和其他資源都消耗在內鬥和抵抗侵略上，弱小的現代化事業難以在龐大而戰亂頻仍的農業社會中成長起來。南京國民政府隻能有效領導江蘇、浙江等為數不多的省份，抗戰時期在後方堅持到日本投降，所實行的現代化改革措施非常有限。國民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地區差別很大。上海、天津等少數現代化“孤島”擁有工業社會的工商業、交通運輸業、大學教育等事業以及企業家、教師、工程師等人力資源，而廣大農村，尤其是邊遠地區依然屬於傳統的農業社會，甚至是農奴社會。全國人口平均壽命很低，受教育程度也很低。
第二節?遲緩的工業化與技術轉移製造業是工業化的主體，也是其他工業的基礎。無論是製造業還是其他工業，技術轉移花費最多的是進口機器設備和原材料。本節以製造業為主線闡釋中國早期的工業化和技術轉移。
一、“師夷之長技”與軍事工業在辦洋務之初，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封疆大吏及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等對西方技術和工業了解甚少，需要谘詢幕僚或外國62第二章?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科技革命”a
人。1863年11月，留美歸國學者容閎得知曾國藩考慮建設西式機器廠，便向他建議：先建一個為各製造廠奠基的總廠，裝備“製造機器之機器”；總廠為各分廠製造“各種根本機器”，如製造槍炮的專用設備；分廠分別生產槍炮、農具、鍾表等特別機器（中國史學會，1961b）。這就是以機床設備製造為起點，發展機器製造業。顯然，容閎的見識遠高於洋務派官員們，超越了僅僅製造“堅船利炮”的目標。不久，容閎受曾國藩委派出國購買“製造機器之機器”，1864年在一位美國工程師的協助下，向馬薩諸塞州的一家公司訂造機器。
在清朝官辦的20多個軍工企業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江南製造局和福州船政。江南製造局在1865年裝備了容閎從美國訂購的百餘台機器，聘請“洋匠”主持生產槍炮彈藥和輪船。到1891年，它已下設了機器廠、輪船廠、槍廠、炮廠、火藥廠、煉鋼廠等十幾個機構，裝備有662台機床和361台蒸汽機等設備，人員達到3500多人的規模，成為當時清朝最大的工廠。1867—1904年，江南製造局共生產近7萬支槍、587門火炮、8艘兵船以及近700台機器設備（陳真等，1961a）18（陳真等，1961b）12—13。江南製造局長期依靠外國工程師主持製造，在1905年分成江南船塢和兵工廠，1912年江南船塢易名為江南造船所。江南造船所按照美國的設計要求，在1918—1922年建造出4艘萬噸級運輸船及其配套的3000馬力蒸汽機，顯示出中國船廠當時的生產潛力。福州船政主要從法國進口機器設備，1869年6月造出第一艘輪船——“萬年青”號。到1874年，這家造船廠已有機器廠、輪機廠、船廠、船政學堂等十幾個下設機構，人員約2600a容閎於1847年赴美國留學，1854年在耶魯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855年初回國，1863年成為曾國藩的幕僚。
63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人。日意格和“洋匠”們合同期滿離開之後，船政學堂的畢業生們開始監造艦船，1876年開始仿製複式高壓蒸汽機，1887年造成2400馬力的鐵甲艦。
自強運動在後期逐步由“求強”擴展到“求富”，1874年籌議海防和甲午中日戰爭戰敗等事件促進了工業建設向非軍工產業的擴展。
盡管有些人擔憂或強烈排斥電報、鐵路、機器生產等新事物，但是，李鴻章等自強派官員和總理衙門在1870年就開始鼓勵募集民間資金，主要以官督商辦的形式，開辦了一些工礦企業，如輪船招商局（1873年）、基隆煤礦（1878年）、開平礦務局（1878年）、蘭州機器織呢局（1880年）、唐胥鐵路（1881年）、中國電報總局（1881年）、上海機器織布局（1882年）、漠河金廠公司（1888年）、廣州電燈公司a
（1890年）、漢陽鐵廠（1893年）、大冶鐵礦（1893年）、湖北織布局（1893年）等。這些企業逐步改善了產業結構，帶動了國外先進工業技術向中國的轉移，部分地滿足了軍工企業對煤、鐵、運輸、經費等方麵的需求，減少了對進口原材料等的依賴，也為政府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它們主要以盈利為目的，得到官方在納稅、籌款等方麵的扶持。不過，由於自身與生俱來的局限和外資排擠，這類企業的發展曆經波折，最終甚至難以維持生存。
1895年後，清政府以非常有限的財力，支持“新政”的實施。
例如，以鹽稅、關稅支持鐵路、工業、軍事和教育等事業，利用外資或民間集資修鐵路。鐵路裏程由1895年的1000公裏增加到1911年a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天津機器局等都設有煉鋼分廠。漢陽鐵廠為中國首家大型鋼鐵企業，於1891年動工興建，1893年投產，擁有煉鐵高爐、煉鋼轉爐、煉鋼平爐、軋鋼廠等，主要生產鋼軌等產品。1908年，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並為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
64第二章?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科技革命”的9618公裏（羅茲曼，1988）418。1930年代唐山機廠、青島四方機廠、吳淞機廠等企業裝配生產了大約6%的鐵路機車、59%的客車和62%的貨車（楊毅，1948）。
清朝海防的失敗顯露出清朝海防和軍事工業的缺陷：從表麵上來看，福州船政、製造局與海軍建設有所脫節，它們隸屬不同的上級機構，沒有為北洋水師補充新式的主力戰艦a，甚至不能及時供應質量合格的炮彈；機器局定位於兵器生產，而不是為其他企業生產機器設備或滿足市場需求，主要靠軍備和投資驅動b；核心技術和高層次技術人才長期依賴於國外廠商，采礦、冶金、鐵路等相關產業發展嚴重滯後c，機器裝備製造幾乎缺位d，工業體係結構很不合理，形成“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惡性循環。從深層次看，清政府精英對西方工業社會的諸多方麵的理解並不充分，沒有從國家層麵上進行全局性布局，在實踐上表現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急性特點。
即便甲午中日戰爭不戰敗，清朝的工業化也會因上述問題而舉a北洋水師的主要戰艦是從歐洲進口的。到1874年2月，福州船政製造出15艘噸位不大的輪船，其中部分軍艦在北洋水師中充當配角。1875年，李鴻章寧願直接向國外訂購艦船，其理由是盡早建成水師，買船比造船的費用低。福州船政裝備福建水師的艦船在1884年中法馬江海戰中幾乎不堪一擊。
b清朝的機器局有別於西方以盈利為主的企業，帶有封建衙門的色彩。
甲午戰爭之後，朝廷對機器局投資減少，生產遂萎縮。例如，1877年以後，閩海關不能按照原規定如期撥款，福州船政因經費短缺而減少了造艦數量。
c軍工生產和其他工業建設長期依賴進口鋼材等原材料。張之洞在1890年創建漢陽鐵廠，但其產量無力支撐兵器製造等產業。
d各機器局都有一定的製造能力。例如，江南製造局在1867—1876年間為自己製造過168台機床，還曾為天津機器局製造過部分設備。然而，江南製造局等企業並非容閎所描述的“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的“機器母廠”。各機器局和其他新式企業所需的蒸汽機、機床等機器設備和重要零部件長期依賴進口，而進口貿易基本上被外國廠商壟斷。
65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步維艱。其實，清政府和社會精英們對工業化衝擊傳統產業和社會的問題是有諸多疑慮的。1874年，丁日昌、郭嵩燾等人在籌議海防之際，建議設廠製造耕織機器，遭到不少士大夫的批駁。丁、郭的反對者們力陳機器生產會導致失業和遊民之害，甚至認為造機器是“破壞中國數千年相承之治法”的“以夷變夏”之舉（中國史學會，1961c）255。在此與境中，製造業得不到政府的全力扶植，這是不難理解的。
鴉片戰爭後，外商充分利用他們的特權，在香港、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等通商口岸開辦工廠，業務涉及船舶修造、印刷、紡織、農產品加工、發電、機車修造等a，客觀上起到了工業化生產的示範作用。上海幾乎是西方工業社會的“飛地”，它所示範的不僅有工商業，還有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日本利用《馬關條約》，獲得在華進口貨物和從事機器生產的權利，英、美等國也“搭車”得到了同樣的權利。“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占中國東北，日本廠商在大連、沈陽等地開辦了更多的工商企業，輸入資本和技術。
二、民營工業的草創與發展從1860年起，中國民間投資者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情況下，在上海、廣州、天津等少數地區創辦了規模不大、設備簡陋的企業，從事小型船舶修造、機器修造、交通運輸以及繅絲、紡織、農產品加工、印刷等輕工業生產，有些技術骨幹來自外商企業或官辦的機器局。
清政府在1898年頒布《振興工藝給獎章程》，鼓勵發明創造及仿a例如，1876年英商在上海與吳淞口之間修築窄軌鐵路，建成不久即被迫拆除。1880年英國人創辦胥各莊修車廠，該廠在1881年製成蒸汽機車“中國火箭”號，也稱“龍”號。1882年英商創辦上海電光公司，為照明供電。
66第二章?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科技革命”造國外產品。1903年，清政府設主管工藝、製造、鐵路和采礦等產業的商部，但拿不出多少資源支持發展工礦產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機器設備和其他工業產品進口銳減，這為中國民營資本發展工業擴大了市場空間。上海的機器廠由1911年的數十家增加到1936年的251家，而全國（不含東北）的機器廠在1936年達到781家（陳真等，1961b）810—812。上海和其他少數城市的工廠能夠仿製功率不大的蒸汽機、內燃機、發電機、電動機、車床、刨床、銑床、鑽床、衝床、印刷機、繅絲機、梳棉機、棉紡機、織布機、絲織機、針織機、碾米機、麵粉機、水泵等機械產品。然而，中國工業整體上依然很弱小，在資金、人才、技術、設備、產品質量等方麵遠不及外國廠商a，許多重要零部件和原材料依賴進口，在與外國廠商競爭中處於劣勢。例如，1936年全國（不含東北）機器廠的資本總額僅有800萬元，工人有27000餘人（陳真等，1961b）796，這隻相當於工業化國家的一家大型機器廠，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來說幾乎是微不足道的。
國民政府出台了《獎勵工業品暫行條例》（1928年）、《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1932年）等政策。比這些政策更起作用的，可能是社會趨於穩定的態勢。1927—1937年，被稱為“黃金十年”，輕工業發展很快，相比之下，重工業的投資大、技術門檻高、設備複雜，民營投資參與建設的難度大。
可惜，好景不長。1937年7月日本全麵侵華，這使中國的工業、a例如，上海求新製造機器輪船廠作為國內的民營大廠，在1910年擁有500多名員工和約30萬兩銀資本；而外商的耶鬆船廠公司（S.C.Farnham，Boyd，&Co.，Lid.）在1900年就有數千名員工和557萬兩銀資本。
67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經濟和社會等都蒙受了巨大損失。上海等地的一些工業家在戰火中將企業遷往內地，以保存中國的工業能力。在國民政府的支持或組織下，上海、江蘇、山東、山西等地的一些民營工廠逐步遷到四川、湖南、雲南、廣西、貴州、陝西等省，構建起戰時後方工業基礎a。國民政府頒布《工業獎勵法》和減免稅等政策，鼓勵生產機器設備、原材料、燃料、輕工業品和其他產品，及參與軍工生產。民營工業逐步發展壯大b，克服了資金、技術、設備和原材料供應等方麵的困難，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戰時的需求，有的產品還替代了進口貨。1938—1944年，國民政府經濟部批準專利423項，大多屬於局部改進並付諸實踐，其中也有“一經實用，竟至失敗者”（經濟部，1943）。
三、政府主導的工業化建設在動蕩與戰亂的環境中，地方當局首先重視兵器製造，有些地區也在發展工商業方麵有所作為。奉係軍閥在1921年開辦東三省兵工廠（沈陽），20世紀20年代末該廠員工達到2萬人左右（陳修和，1962）。閻錫山在1933年創辦了西北實業公司（太原），1935年將各兵工廠劃入該公司，職工總數近7500人，從事焦炭、煉鐵、化工、機械、電器等生產。
孫中山注意到西方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閑置著的設備和人a到1941年12月，全國內遷民營機器廠達到230家，有的工廠在後方發展到2000多人的規模。
b例如，在國民黨控製的後方，抗戰勝利時已有1016家機器廠，占全部工業的19.3%，工人數達到45400多名；其中，民營機器廠有965家，資金占全部機械工業的51%，有工人33400多名（陳真等，1957）101—103。
68第二章?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科技革命”a
才。他在1919年的《實業計劃》中提出：在不損害主權的前提下，進行中國實業的國際開發，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國家和私人資本分工經營實業b，修築深水港、鐵路、公路等交通設施c，開煤、鐵、石油等礦產，發展工業和農業，包括製造礦冶設備、船舶、機車車輛、紡織機械和農具等。這樣的國際開發意味著以中國的市場換取工業國的資金和先進技術，但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要獲得國際投資並非易事。大約在1936年秋，國民政府與納粹德國商定了易貨貿易，借到1億金馬克，以礦產資源還債。這筆外資大部分用於購買軍火，一部分用於購買技術和機器設備。
國民政府基本上以《實業計劃》為方針，規劃經濟建設和籌辦國營工業。實業部製訂了《四年建設計劃》，但計劃的實施卻很難d。航e
空委員會在1934年創辦中美合辦的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公司，1937年創建中國和意大利合作的中央南昌飛機製造廠（生產轟炸機），利用進口的發動機、螺旋槳、起落架、輪胎、儀器和原材料等，裝配生產轟炸機和其他軍用飛機。1936年，宋子文等人在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協助下，籌建中國汽車製造公司，計劃5年內由組裝德國Benz卡車過渡到製造整車。1936年鐵道部在株洲初建鐵路總機廠，主要生產機車車輛。
a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引進了西方國家的技術人才和設備等資源，進行工業化建設。
b孫中山主張“發達國家資本，節製私人資本”。
c孫中山特別重視鐵路，主張建設十萬英裏鐵路。在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之後，他在1912年擔任全國鐵路督辦，試圖引進外資修築鐵路。
d國民政府實業部從英俄庚款餘額中出資310萬元，於1931年春籌辦中央機器製造廠，1935年部分進口的機器運抵上海，但抗戰爆發前放棄了建廠計劃。
e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公司利用美國圖紙和技術資料，進口發動機、配件和原材料，生產飛機。1937年8月已生產210多架飛機（葉肇坦，1986）。
69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a
資源委員會在1936年製訂了《重工業建設計劃》，著眼於發展冶金、燃料、機器製造、電氣等工業。其中，機器廠由資源委員會與航空委員會合辦b，計劃生產飛機發動機、汽車、原動機、機床等重要產品，戰時還能製造裝甲車、坦克、槍炮。實業部、資源委員會所、航空委員會等部門要發展的正是國家急需的重工業及相關技術，若能如願建設，將改善工業結構，帶動工業化建設，加強國防力量。此時，中國人已經有能力從美國、德國、英國等國家的廠商選擇先進的技術，並且抓緊引進了一些技術和機器設備，相較於晚清時期已有很大進步。
20世紀30年代的建設者們可謂生不逢時。日本入侵打亂了中國的發展布局，使國民政府的建設計劃和技術引進無法正常實施，不得不縮減計劃或放棄原定目標。本來，為了遠離日本侵略的威脅，國民政府將新建的鋼鐵廠、機器廠、電工廠、兵工廠等設在腹地的湖南湘潭，將鐵路總機廠設在湖南株洲。但是，日本全麵侵華的時間和推進速度不是工業建設者們所能預見和把握的。已有的和在建的工廠等在戰爭爆發後陸續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不得已停建或遷往後方比較安全的地區。例如，兵工署將漢陽兵工廠、鞏縣兵工廠等軍工企業遷到大後方。資源委員會將人員和機器設備轉到昆明、桂林等地，1939年建起中央機器廠、中央電工器材廠等企業。鐵道部將株洲總機廠及其他機廠的設備拆運到西南。航空委員會將杭州飛機製造公司遷到雲南壘允，南昌飛機製造廠遷至南川，又在貴州大定的一個山洞裏創辦飛機發動機製造廠，利用美國技術和設備，a“九一八”事變後一年多，即1932年11月，國民政府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為抗日做準備。這個機構在1935年改為名資源委員會，工作重心由調查研究轉向重工業建設。
b1939年9月，航空委員會退出與資源委員會的辦廠合作。
70第二章?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科技革命”a
裝配製造過32台G-105B型氣冷發動機。中國汽車製造公司分三部分遷往香港b、桂林和重慶。來不及內遷的工廠大都遭到破壞，或被日本人劫奪c。拆遷的工廠元氣大傷，許多進口設備難以運到後方，甚至落入敵手。實際上，幾乎在整個戰爭期間，重慶、昆明等地的工廠都是日本空軍轟炸的重要目標。
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布局發生了很大變化d。國民政府失去了工業基礎相對較好的東部省份，特別是富庶的沿海地區，不像以前那樣容易獲得國外的機器設備、工業原材料和技術資料。正如《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1938年）所述，國民政府隻能在後方謀求“開發礦產，樹立重工業的基礎，鼓勵輕工業的經營，發展各地之手工業”，“提高科學的研究”，“訓練各種專門技術人員”（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5）。政府部門繼續投入於工業建設，在一些重要領域有所建樹。中央機器廠設在昆明，1943年有員工近2500名，裝a在1944年和1946年，航空委員會分別購買美國和英國的飛機發動機仿造權，但是，抗戰勝利後建廠進展緩慢，並未製造出產品。
b中國汽車製造公司設在香港的南華鐵工廠按德國圖紙，裝配生產出55馬力柴油汽車發動機，組裝了近2000輛55馬力載貨汽車。
c例如，江南造船所隻遷出可憐的20多台機床，馬尾造船所將少量設備拆運到南平。閻錫山的西北實業公司被日本人拆劫一空。唐山機車廠被日軍占領後用於配製戰車、槍炮。
d日本早在20世紀初期就在中國東北投資於工礦業，建設了鞍山昭和製鋼所等大型企業。“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進一步在中國東北發展殖民地工業，沙河口機廠生產的太平洋式機車牽引著當時亞洲第一高速列車“亞細亞”號（時速80千米）。1937年，偽滿政權頒布《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此後日資不斷增加對東北工業的投資，建成小豐滿水電站。至1940年，東北機械工業已經和國民政府的後方大體相當，一些日資企業還擁有自己的研發機構。當時東北機器廠已有968家，員工近45000人（鄭學稼，1946）。1943年東北的製鐵、土木、通信、農業等機器設備自給率超過了50%，而91.7%的機床、97.9%的蒸汽機、84.1%的精密機械則要由日本製造（孔經緯，1958）。
71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備著一些購自美、德等國的先進設備，是後方技術水平最高的機器製造廠。雖然再無條件實現資源委員會初定的建廠目標，但還是能夠生產鍋爐、250馬力煤氣機、150馬力柴油機、發電機、水輪機、車床、刨床、精密銑床、梳棉機、紡紗機、千分尺、齒輪銑刀、鏡片研磨機等產品，並裝配製造過2000千瓦發電機。1942年，資源委員會利用美國製造的鑽井設備，自製煉油設備，成功開發了玉門油礦，生產出抗戰急需的石油產品a。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和其他解放區也開辦了兵工廠和民用工廠，其中最大的茶坊機器廠曾達到近千人規模。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開始籌劃戰後經濟建設，派遣技術人員留學美國，商洽引進國外技術。1943年4月，經濟部、教育部舉行會議，召集政府相關部門、工礦企業、大學、科研機構和學術團體的代表，討論並通過了《戰後經濟建設計劃》。根據這個計劃，中央設計局會同資源委員會製訂了《重工業五年計劃》。日本投降後，經濟部、交通部等政府部門抽調人員接收淪陷區的日偽工業b，進行新的工業布局並醫治戰爭創傷c。同時，戰時內遷的工廠陸續恢複至上海和其他地區，形成新的工業發展態勢。
資源委員會在1946年3月脫離經濟部，負責主持重工業建設。
a抗戰時期石油是緊缺資源。由於沒有汽油或柴油，不少汽車改為以木炭瓦斯、酒精、植物油等為燃料，或者利用植物油提煉汽油、柴油、潤滑油等。在這種情況下，玉門油礦的成功開發意義非比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