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水平全麵躍升，高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新華社，2016）。
第三節?科技體製建設與科技突破1949年9月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會人員在討論《共同綱領》時加入了“發展自然科學”這一條。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接受政治協商會議提出的《共同綱領》，其中第43條規定：“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獎勵科學的發明與發現，普及科學知識。”這意味著科學事業明確成為國家的一項重要事業。
共產黨執政初期，全國科研機構（含社科）共有40個左右，學科、門類空白點很多，研究人員隻有650多人（薄一波，1991）502。
即使是原來較有基礎的學科，同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中央人民政府接收並改組原有機構和人員，逐步建立與計劃經濟122第三章?現代化建設與科技突破體製相適應的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發體製，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做了係統規劃，組織實施了重大科研項目，並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
一、建設科技體製1949年11月，在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進行改組與整頓的基礎上a，中央人民政府組建了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既負責計劃和指導全國的科研事業，又主要以學科為基礎，建立了一係列的研究所。
國務院所屬各部和國防係統在冶金、機械、電工、兵器、能源、交通、農業、林業、醫藥衛生等行業陸續建立起與相應產業配套的科研院所、勘察機構、設計機構、安裝和施工單位等，並管理本行業的高等院校。它們和本行業企業共同承擔發展產業技術的使命。
重工業部、冶金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電機工業部、水利電力部、輕工業部、化工部、煤炭部、郵電部、國防部、國防科委等部委積極組建了行業科研機構，如鐵道部科學研究院（1950年）、航空工業委員會導彈研究院（1956年，即國防b
部第五研究院）、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1956年）、北京礦冶研究總院（1956年）、石油化學科學研究院（1956年）、中國醫學科學院（1956年）、中國農業科學院（1957年）、煤炭科學研究總院（1957年）、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1957年）、國防部航空研究院a在1949年新舊政權更迭之際，除了曆史語言研究所和數學研究所等少數研究所部分遷往台灣外，“中央研究院”的其餘研究所均留在了大陸。
b導彈研究院集中了一批高水平的專家，先從仿製蘇聯援助的導彈入手，逐步過渡到自行研究設計戰略導彈和戰術導彈。同期組建的原子能研究設計院主要研究核技術，研製原子彈。
123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1960年，即國防部第六研究院）、國防部艦艇研究院（1961年，即國防部第七研究院）、國防部軍事無線電電子學研究院（1960年，即國防部第十研究院）。各行業建立了一批產品研究所，如北京機床研究所（1956年）、洛陽軸承研究所（1958年）、大連組合機床研究所（1960年）、上海儀器儀表科學研究所（1964年）等。此外，工廠中設立了設計科或處、產品或工藝試驗室、研究所等。自1957年起，一些大型骨幹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所。
產業部委的科研、設計、情報、出版等方麵是按行業配套建設，它們使中國逐步具備設計和建設企業的能力。以冶金工業為例，中央重工業部在1952年11月將原國民政府經濟部所屬礦業研究所的一部分分離出來，設立冶金、耐火材料、煤焦及化學分析4個試驗室，組成鋼鐵工業試驗所。1955年1月，鋼鐵工業試驗所被改組為鋼鐵工業綜合研究所。到1957年，該所人員增加到1094名，其中工程師103名。
研究所擴展為煉鐵、煉鋼、鋼加工、金屬物理、腐蝕、焊接、耐火材料、煤焦、分析9個室和選礦、熱工、自動控製3個專業組。科研任務由原來為包頭、武漢、太原等重點鋼鐵基地的基本建設服務，轉向與國家科學技術規劃相關的任務，研究連鑄、真空處理、氧氣頂吹轉爐、電渣焊、熱壓焦、高爐碳磚等新工藝、新技術。同時，結合中國的資源特點，開發新鋼種。
除了導彈、原子能、飛機、艦艇、電子設備和各種常規武器等國防研究院所之外，全國科研機構由1956年的381個增加到1962年的1296個，各主要學科和技術領域幾乎都設置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專門從事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員，從1956年的6.2萬多人增加到1962年的近20萬人，其中大學學曆的有5.5萬人，副研究員以上的高級研究人員達到2800多人。從科研成果看，規劃任務的實現，解決了第二和124第三章?現代化建設與科技突破第三個五年計劃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批科技問題，填補了科學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空白領域，重點發展了新興科學技術，加強了某些基礎學科，並為科學技術和國家各項建設事業的繼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薄一波，1991）514—515。
企業在技術體係中占有重要地位。不過，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製造業的多數企業並不具備自行設計、開發產品的能力，新建的大型工業項目中設置了負責工藝和設計的機構。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裏，中國的企業沒有建設像美國和西歐的工業實驗室那樣的高水平研發機構，這是企業的嚴重缺陷之一。
此後，中國逐步形成了由中國科學院、國防科研院所、中央部委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機構組成的“五路大軍”科研體係。
周恩來總理對科研機構及其定位做了說明：“中國科學院是全國學術領導和重點研究的中心，高等院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包括廠礦實驗室）和地方所屬的研究機構是我國科學研究的廣闊基地。”（周恩來，1994b）中國科學院主要研究基本科學理論問題，解決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關鍵科學問題；生產部門的科研機構主要解決生產中的實際技術問題；高等院校則視具體條件，研究基礎科學理論和實際生產中的科學問題。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審查中國科學院、生產部門及高等院校的科研計劃，以解決科研和生產實踐相結合的問題以及各方麵在科研工作中分工與配合的問題（中共中央，1993）。
國防方麵，1956年組建的航空工業委員會負責領導導彈和飛機的研製，總參裝備計劃部的裝備科研處籌劃常規武器的研製。1958年10月，航空工業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統一領導武器裝備的研製工作。
20世紀50年代初的科技專家主要是在歐美模式的體製中培養的，125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一般比較推崇歐美的科技及其管理體製。經過思想改造運動和批判崇美思想，科技界開始把目光轉向蘇聯。1953年2月，毛澤東號召大家“不僅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而且要學習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毛澤東，1990）。同年3月，錢三強率領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蘇聯，了解蘇聯科技狀況和蘇聯組織科研工作的經a
驗，並就中蘇科學合作交換意見。1954年10月，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為期五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從這時到50年代末，中蘇雙方參與合作的科研機構達800多個，合作內容幾乎涉及所有重要的科技領域。各個產業部委和國防部門的科研、設計等機構在建設過程中均得到蘇聯的幫助。重要的是，中國不僅吸收了蘇聯的知識和技術，還借鑒了蘇聯的科技體製和管理經驗。
二、規劃科學技術國民政府時期“中央研究院”曾製訂應用科學發展規劃，至少部分學者已經注意到科學界各自為政的現象，甚至開始主動了解蘇聯的經驗。1950年，中國科學院的一些科學家呼籲加強科學研究的計劃性（張九辰，2005）。
按照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的要求，中國科學院在1954年5月決定組織力量，參與國家製訂國民經濟十五年計劃（1953—1967年）。1955年1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蘇聯顧問柯夫達起草《關於規劃和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性的科學研究工作的一些辦a中國科學院在1952年10月的院長擴大會議上做出關於加強學習和介紹蘇聯先進科學的決議。在錢三強率團訪蘇回國一年多之後，中國科學院召開學習蘇聯先進科學經驗交流座談會，當時全院已有超過70%的人員能閱讀俄文文獻。
126第三章?現代化建設與科技突破法》，建議中國組織規劃全國的科學研究工作，編製十五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以解決國民經濟十五年規劃中提出的最重要的科學技術問題（中國科學院聯絡局，1955）。這個建議先後得到中國科學院和中共中央的肯定。到1955年2月初，在郭沫若的第二任蘇聯顧問拉紮連柯的幫助下，大約360名中國科學家擬訂出中國科學院十五年發展遠景規劃初稿（竺可楨，1989），3月科學院提出《中國科學院12年內需要進行的重大科學研究項目》（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部分），共53項，內容包括原子能、半導體、無線電電子學、電子計算機、自動化係統、火箭、精密機械儀器、新材料等尖端技術和國防科研領域，廣泛涉及國民經濟建設中帶有綜合性、關鍵性的一係列重大理論與技術問題，還有像蛋白質的結構與生物合成等科學前沿問題。科學院的十五年發展遠景規劃為後來國家製訂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奠定了基礎，所提出的大部分任務都被納入十二年科技規劃之中。
1956年1月5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致函科學院副院長兼黨組書記張稼夫，說明了製訂科技規劃的思路和要求：必須采取根本性措施，製訂向科技“大進軍”的規劃，爭取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接近和趕上世界科技水平，使科學研究滿足工農業生產和國防建設的迫切需要；必須像規劃“156項工程”那樣，與蘇聯和東歐國家合作規劃科學事業，首先確定應迅速發展國家主要科學和重大專題的科研項目，在最短的時間內（三五年左右）達到蘇聯和東歐在這些方麵的最高水平；各部門的規劃應有重點，科學院主要做重要學科的發展計劃，各產業部門應考慮重要學科和重要專題規劃，高教部應主要考慮科學幹部的培養計劃並對科學和專題提出意見（李富春，1996）。9天之後，即1月14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央關於知識分子127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會議上做報告，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1956年2月，周恩來親自領導製訂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並對規劃的要求作出明確指示，即必須按照可能和需要，“把我國科學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國家建設所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充起來，使十二年後，我國這些門類的科學和技術水平可以接近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周恩來，1994a）。
中國科學院在1955年就提議由國家計委、科學院、高教部及其他有關各部組織成立“全國科學研究工作規劃委員會”（中國科學院聯絡局，1955）。1956年1月，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十人小組。1956年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科學規劃小組改組為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決定陳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科學院新任黨組書記兼副院長張勁夫任秘書長（中國科學院辦公廳，1956）。3月，開始將科技專家召集到北京西郊賓館，規模大的時候專家可達六七百名（王曉峰，1999）。
範長江領導的科學規劃十人小組第一次碰頭研究怎麼搞規劃時，杜潤生建議先搞清楚什麼是當代科技世界水平，選擇什麼突破點，然後再研究如何追趕。大家同意他的意見，決定找各領域有名的科學家和所有學部委員，然後按學科和部門分別作學科發展報告，討論中國科技發展現狀，並提出趕超的辦法和條件。此外，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蘇聯政府於1956年3月底指派18位科學家幫助製訂十二年遠景規劃。他們在中國工作一個多月，介紹世界科技發展狀況和趨勢及蘇聯的相關經驗，幫助擬訂力學、電工學、電子學、電真空學、精密機械、計算技術、水聲學、半導體、自動控製、噴氣發動機等學科的規劃，內容涉及研究方向、研究重點、研究課題、機構建立、幹部培養、儀器設備等。為了解決規劃中的難題，中國向蘇聯派出了專家128第三章?現代化建設與科技突破組，考察計算技術、鈦合金、半導體、電子學、電工學、機械和動力等重要技術學科。
但關於規劃的原則，各方麵的意見分歧比較大。主要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按任務來規劃，還有一種是按照學科來規劃。大家研究後決定把兩者結合起來，最後確定“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以任務帶學科”作為主要的方法來規劃（劉振坤，1999a），任務帶不動的就以學科規劃來補充。這裏的“任務”就是根據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提出的科技任務。搞基礎科學的科學家們認為，這種方法忽視了基礎科學的理論研究。在規劃的後期，爭論反映到周恩來那裏。經周恩來指示，加了一項按照學科規劃的“現代自然科學中若幹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以補充任務帶不起來的重大學科問題a。總的來說，規劃的製訂原則體現了理論與實際結合的特征。
基本明確“以任務帶學科”的基本策略之後，科技專家們在消化國家計委製訂的國民經濟長期計劃草案及各部門擬訂的生產和科技長遠規劃的基礎上，分組討論科技任務，並按工業、尖端科學、農業、交通運輸等不同部門，逐步提出56項任務，加上基礎理論問題，b
共57項。根據這些任務，專家們編製了一個大的規劃表，在每一項任務下，先分中心問題，然後分課題、負責單位、召集單位、進度要求等。按照該表所列的任務，幾百名專家們分成幾十個規劃組，討a基礎理論和應用科學的關係始終是中國科學技術界麵臨的重要問題。周恩來曾明確指出：“如果我們不及時地加強對於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的注意，那麼，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周恩來，1994a）b關於57項任務的具體任務，詳見《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1994）。
129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論起草文字說明和規劃提綱及附件等。經過幾個月的努力，1956年8月《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編製完成。規劃執行單位主要來自中國科學院、高等院校和產業部門，另外還有原子能委員會和航空工業委員會。同年12月，中央同意《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簡稱《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作為試行草案付諸實施。
《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確定了13個主要方麵的57項任務，616個研究課題。大多數科學家同意從中選出12個重點項目：（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無線電電子學中新技術（超高頻技術、半導體技術、電子計算機、電子儀器和遙遠控製）；（3）噴氣技術；（4）生產過程自動化和精密儀器；（5）石油及其他特別缺乏的資源的勘探，礦物原料基地的探尋和確定；（6）結合我國資源情況建立合金係統並尋求新的冶金過程；（7）綜合利用燃料，發展重有機合成；（8）新型動力機械和大型機械；（9）黃河、長江綜合開發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10）農業的化學化、機械化和電氣化的重大科學問題；（11）危害我國人民健康最大的幾種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滅；（12）自然科學中若幹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1957年，根據中國的請求，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蘇聯科學院和各部研究機構針對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提出了書麵意見。蘇聯答應幫助中國設計計算技術、半導體、電力和熱工等7個研究所。
為便於國務院抓規劃工作，周恩來要求科學規劃委員會就最緊急的問題及其應對措施寫一份報告。張勁夫秘書長立即請錢學森等科學家們起草文本，最終形成《發展計算技術、半導體技術、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學和遠距離操縱技術的緊急措施方案》，簡稱為“四大緊急措施”（李真真，1996）。加上當時未公開的原子能和導彈，實際上130第三章?現代化建設與科技突破是六項緊急措施，它們是遠景規劃的重中之重。“四大緊急措施”於1956年5月由科學規劃委員會提交國務院審議，很快得到批準（樊洪業，1999）70。中國科學院為落實緊急措施，專門籌建了相應學科領域的研究所。
1957年11月1日，郭沫若率領由120人組成的中國科技代表團赴莫斯科，進一步征求蘇聯方麵對遠景規劃的意見，並且按照規劃中的57項任務，訪問相應的研究機構，商談合作項目及派人去學什麼，請哪些蘇聯專家幫助解決問題等（劉振坤，1999b）。1958年1月，中國代表團與蘇聯政府簽訂《中蘇兩國共同進行和蘇聯幫助中國進行重大科學技術研究協定》（簡稱“122項協定”）（1958—1962年）。這個協定的核心目標是以中蘇合作助力十二年遠景規劃的實施。其內容以技術科學為主，涵蓋了遠景規劃的主要領域，包括122個合同項目，下分600多個課題，參與單位有中國的200多個和蘇聯的400多個（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辦公室，1958）。到1960年，至少有部分合作課題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例如，蘇聯幫助中國創建了核能、電子技術、自動化、半導體、無線電、電力、電工、精密機械、光學、動力等重要學科領域的研究機構和設計機構，轉移了為工業項目奠定基礎的技術，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自1961年起，“122項協定”被中蘇新簽訂的缺少實質內容的協定取代。
科學規劃委員會的成立淡化了中國科學院領導全國科學研究的職能。周恩來對此有明確的解說：“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就是管理科學事業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措施的機構，它負責統籌安排中國科學院、高等院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科學研究機構和地方的科學研究機構四個方麵的工作。”（周恩來，1994b）1956年10月，陳毅、李131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富春和聶榮臻向中央建議保留科學規劃委員會，將原來的十人小組改為黨組。12月，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黨組，由聶榮臻任黨組書記。1958年，中央又合並了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和國家技術委員會，於11月成立由聶榮臻主持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國科學技術工作。
在聶榮臻主持下，科學規劃委員會和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致力於遠景規劃的完善和落實、科研機構和科研隊伍的組建、解決科研問題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組織大力協同、建設一批必要的試驗基地這五個方麵的工作。科技界雖也受到“大躍進”的影響，但到1963年已經完成57個主要項目中的50個（聶榮臻，1984）838，其中不少項目是提前完成並運用到生產建設中的，例如稀土的冶煉提純技術和半導體材料鍺和矽的製備技術等。
製訂科技遠景規劃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發展科技的一項根本性舉措。它確定了國家科技發展的方向、目標和基本政策，使科技事業進入國家周密計劃的發展階段a。實踐證明，遠景規劃對國家整合資源，集中力量發展科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國家迅速建立起半導體、電子學、計算技術、核物理、火箭技術等新興學科門類，填補了國內的空白，快速縮小了同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差距，為持續的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奠定了科技基礎，也為政府管理科技事業積累了寶貴經驗（張柏春等，2004）175。後來，國家製訂科技規劃基本上承襲了十二年遠景規劃的經驗。
a1956年製訂的遠景規劃是國防和經濟社會需求導向型的，也是追趕型的。當時，中國的榜樣和追趕目標首先是蘇聯和東歐，其次是美國和西歐。
132第三章?現代化建設與科技突破三、改革科技體製與提出創新戰略科技事業在“文革”中遭受重創，許多科技領域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又拉大了。“文革”結束後，國家通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加強技術創新等舉措，使科技界迎來“科學的春天”，科研恢複到正常狀態。國家將科學技術定位在“第一生產力”a，勾畫出科技發展的願景。1977年9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中表達了科技發展的高遠目標：“要建設世界一流的科學技術隊伍，擁有最先進的科學實驗手段，在理論上有重大創造，技術上有重大發明，在科學技術的主要領域接近、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個高遠目標的實現，要靠不斷深化的改革和持續的對外開放。
對外開放是中國科技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一個必然選擇，它還能夠為科技體製改革尋求經驗。1980年前後，科技界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是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及派遣留學生。1972年中美關係解凍之後，中國與歐洲及日本、美國等開始進行正常的科技交流與合作。例如，1972年中國科學院派團赴英國、瑞典、加拿大和美國進行考察（樊洪業，1999）218，1974年聯邦德國馬普學會代表團訪問中國科學院（郭a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期間，支持胡耀邦在中國科學院進行“糾左”整頓。是年8月，胡耀邦向中央提交《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其中就包括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9月26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國科學院工作彙報時說：“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這次整頓因“反擊右傾翻案風”而中斷，但為以後國家恢複科研秩序做了準備。在全國科學大會之後，鄧小平對科學技術的本質又有新思考。1988年9月5日，他在同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談話時說：“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1995年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其理論基礎來源於鄧小平關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
133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傳傑，2004），1979年鄧小平在美國與卡特總統簽署《中美科技合作a
協定》（張靜，2004）。鄧小平主張擴大派遣留學生規模，認為派b
遣成千上萬的留學生是“提高我國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在1978年之後的5年內，中國向美國、歐洲、日本等公派的留學人員超過了9000名，公派和自費留學漸成勢不可擋的大潮。截至2016年，中國已與15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科技合作關係，簽訂110個政府間的科技合作協定，形成了多種科技合作機製和機構c，參與了國際大科學工程d
等全方位、多層次的國際科技合作（陰和俊，2016）。大規模的留學和國際合作使得中國科技逐步國際化，顯著提升了科技水平，培養了優秀人才e。
計劃經濟體製也影響了科技體製，特別是技術研發管理模式。
a1977—1979年，鄧小平多次會見李政道、楊振寧、陳省身、吳健雄等美籍華人科學家，請他們幫助引進和發展先進科技、培養科技人才。這些科學家中有不少是民國時期出國留學，後來留在國外工作並取得世界一流成就的。
b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聽取清華大學工作彙報時做出了擴大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指示。他說：“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要成千上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教育部要研究一下，花多少錢，值得。”他的意見使中國迅速擴大派遣留學生的規模。
c例如，中國科學院與法國、俄羅斯、德國、美國等國家的科研機構、大學和企業共建了聯合實驗室、聯合研究所，包括德國馬普學會夥伴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中法信息自動化與應用數學聯合實驗室、中俄空間天氣聯合研究中心等（中國科學院，2012）185—187。2013年以來，按照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思路，中國嚐試與沿線國家共建聯合實驗室、技術轉移中心等，共同提升創新能力。
d中國科學家參與了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大型強子對撞機（LHC）、反質子與離子研究裝置（FAIR）、國際空間站—阿爾法磁譜儀（AMS）、綜合大洋鑽探計劃（IODP）、人類基因組計劃、人類蛋白質組計劃等。
e政府部門和科研機構出台了許多以吸引留學人員歸國工作的人才計劃，如中國科學院的“百人計劃”、教育部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即“千人計劃”）等。
134第三章?現代化建設與科技突破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國家部委等經濟管理部門按照計劃，向企業下達試製新產品的指令，同時組織所屬的科研院所、設計機構等負責或與工廠共同承擔新產品的研發和生產任務。也就是說，在上級機關領導下，科研院所和企業建立聯係和合作關係，兩者一般不直接麵對市場。國家對需求做出判斷和選擇，然後自上而下地安排研發、生產任務，最後將產品推向營銷機構或直接分配給國營用戶。企業至少存在兩個突出缺陷：一是不能根據動態的市場需求來安排生產經營；二是沒有健全的研發機構，產品研發能力弱。隻要上級還下達老產品的生產任務，企業就維持再生產，老產品幾十年一貫製的現象並非鮮見。
除了計劃手段之外，整個社會缺少激勵技術進步的高效動力機製。顯然，體製改革成為一項十分必要的任務。
隨著科技事業的發展，科技界、產業界和政府對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關係的把握越來越明確。1982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必須麵向經濟建設”的方針，這是為發揮科學技術的“生產力”作用而提出的改革思路。
1985年3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科學技術體製改革的決定》，要求全國主要科技力量麵向國民經濟主戰場，強調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科技生產力，使成果迅速而廣泛地應用於生產，促進科技和社會的發展。此後，政府從改革科技撥款製度做起，嚐試通過改革運行機製、組織結構和人事製度，穩定支持隊伍精幹的基礎研究，鼓勵應用開發類科研機構參與經濟建設並爭取實現經費自給，努力解決科135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技、經濟“兩張皮”問題a。政府通過設立科學基金，建立開放實驗室，實施《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和《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等一係列舉措，建立開放、b
競爭的科研資助體係。1999—2000年，原屬國家部委局的三四百個應用開發類科研機構向企業化轉製c，逐步采取企業運行機製，而基礎類、公益類科研院所則通過分類改革，優化、精簡機構和隊伍，探索建立現代院所管理製度。
科技發展與改革方向反映在國家科技規劃及相關的資源配置方麵。《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著眼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起初以“軍民結合，以民為主”為原則，重點支持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動化、能源、材料7個技術領域的主a在計劃經濟體製中，國營企業的生產任務主要由產業部委下達，產品開發與部委所屬的科研、設計等部門關係密切。隨著市場機製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逐漸增強，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工作與企業技術研發的脫節愈加明顯，顯現出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現象。
b2014年12月，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提出將已有的科技計劃、專項和基金等整合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技術創新引導專項（基金）、基地和人才專項五類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
c1999年2月，科技部和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聯合下發《關於國家經貿委管理的10個國家局所屬科研機構管理體製改革的意見》等文件，要求煤炭局、冶金局、有色金屬局、機械局、石化局、輕工局、紡織局、內貿局等10個國家局所屬242個科研機構自主選擇改革方式，包括轉變成科技型企業、整體或部分進入企業和轉為技術服務與中介機構等。經國家批準繼續保留事業單位性質的少數科研機構，也要引進科技型企業運行機製。2000年7月，科技部、中央機構編製委員會辦公室、財政部等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印發建設部等11個部門（單位）所屬134個科研機構轉製方案的通知》，決定將134個科研院所與原來的主管部門脫鉤，大部分進入企業或轉成企業、中介服務機構。2006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同誌強調，確立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根本途徑。
136第三章?現代化建設與科技突破題項目，1996年增加海洋高技術領域。2000年，國務院決定繼續實施“863計劃”，強調“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技術，培育高技術產業生長點，力爭實現跨越式發展”，重點支持高技術領域的26個主題和若幹重大專項。該計劃在2006年開始主要支持《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提出的前沿技術和部分重點領域的重大任務。
在科學基金製設立十幾年之後，科技部牽頭組織製訂了《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它明確地以國家重大需求為導向，旨在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國家安全和科技發展中的重大科學問題，在世界科學主流方向上取得具有重大影響的原創成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基礎，為未來高新技術的形成提供源頭創新，提升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周光召，2007）。據此，科技部先後選擇農業、能源、信息、資源環境、人口健康、材料、綜合交叉、重要科學前沿、製造與工程、中醫理論和重要傳染疾病基礎研究、量子調控、幹細胞等領域，部署了重大項目或研究計劃，並對所立項目給予穩定支持。
到20世紀90年代，國家將“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落實到技術創新，隨後將“創新”擴展到全部科技活動，並提出“科技創新”的概念，在21世紀初期進一步提出“創新驅動發展”的理念。這是對科學技術本質認識的深化。中國科學院在1997年底提出建設國家創新體係和實施“知識創新工程”的建議，1998年在中央和國務院支持下啟動知識創新工程試點工作。2003—2005年，國家組織編製中長期科技137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a
發展規劃（2006—2020年），提出“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中心環節，把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麵向未來的重大戰略選擇”。為此，必須加強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著力突破製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共性技術。2007年，中共十七大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建設創新型國家視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與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2012年，中b
共十八大決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6年5月，中央頒布《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其中規定的科技發展目標是：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四、重大科學技術突破中國科技界在專業領域做了難以計數的工作，在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科技進步與創新等方麵都取得了較好業績，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貢獻。在此，我們僅列舉若幹事例，以展現科技突破與現代化建設的關係。
國家安全問題長期困擾著中國，甚至影響著現代化建設，因而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在國家戰略中居於突出地位。美國對華政策以及由此加劇的朝鮮、越南的緊張局勢都曾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威脅。在朝鮮a2005年12月30日，國務院頒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給出了量化目標：到2020年，建成若幹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學以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研究開發機構，形成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係；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國人發明專利年度授權量和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均進入世界前5位。
b這意味著，中國發展的驅動力將主要來自科技創新，而不是資金、勞動力和資源等要素的數量投入。
138第三章?現代化建設與科技突破戰爭中，美國不僅擁有空中優勢，還曾以投放原子彈相威脅，這使中國領導人認識到發展國防工業和重工業的迫切性。中國決心發展自己的核技術，擺脫對蘇聯核保護傘的依賴。在毛澤東看來，要想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原子彈（毛澤東，1994a）。
中國科學家是有遠見的。錢學森回國後，很快起草了發展導彈技術的計劃，後來親自主持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工作，主張應該優先重點發展導彈，而不是發展遠程轟炸機。以蘇聯的P—2導彈為基礎，他主持研製近程導彈“東風一號”，並於1960年11月5日試射成功。
此後，第五研究院研製出“東風二號”導彈，於1964年6月發射成功，1966年裝備部隊。華羅庚曾在美國接觸過計算機專家馮·諾依曼（JohnvonNeumann，1903—1957），對電子計算機產生了興趣，於1952年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成立電子計算機科研小組，1956年主持籌建計算技術研究所。在與蘇聯合作之前，電子計算機科研小組的工作取得了一些進展，如成功研製示波管存儲器，為掌握蘇聯計算技術做了準備。
蘇聯在向中國轉移尖端技術方麵起初比較審慎，甚至有時拒絕轉讓技術，但畢竟在中國發展新技術過程中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幫助。
1954年，赫魯曉夫婉言拒絕了毛澤東關於研製原子彈的求援。在1955年之後，蘇聯才逐步在鈾礦勘探、核物理研究和核工業建設、核武器研製等方麵幫助中國，提供了把α粒子加速到2500萬電子伏的回旋加速器和7000千瓦的核反應堆。1956年，鑒於國際形勢趨緩，中國領導人想把軍費降到國家預算的20%以下，騰出資金用於經濟建設。毛澤東提出：“現在把國防工業步子放慢，重點加強冶金工業、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麵，把原子彈、導彈、遙控裝置、遠程飛機搞起來，其他的可以少搞。”（周恩來，1984）139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a
1957年10月，中蘇秘密簽訂《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同意向中國援助航空、導彈和核武器等尖端技術，並派遣相關專家，提供技術資料和設備等。該協定在最初幾年執行得比較順利。
但是，當1958年蘇聯提出要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的要求遭到拒絕後，蘇聯方麵對該協定的執行就表現出不積極態度。1960年8月，蘇聯徹底中止對中國的核援助，撤走全部核技術專家，停止供應一切技術資料、樣品和設備材料。不過，這時蘇聯已經在鈾礦勘探與開采、鈾濃縮、核燃料元件、氣體擴散、氘化鋰—6生產線、核武器研製基地和試驗場等工程的設計和建設方麵做了不少工作（岡察連柯，2002），這些都為中國自己繼續進行研製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1961年7月，國防工業會議在北戴河召開。聶榮臻召集出席會議的有關人員研討國內尖端技術的發展狀況和進一步研製導彈、原子彈的技術基礎等，堅定了研製“兩彈”的決心。中央決策支持繼續研製“兩彈”，並在1962年11月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15人專門委員會，負責組織和領導“兩彈”的研製。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等中國專家解決了許多理論、技術和工程問題，在“兩彈”設計、基地建設、新材料開發、精密儀器儀表和大型設備的製造等方麵取得突破。1964年b
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1966年10月27日，中國第a1957年，在聶榮臻與蘇聯政府代表就國防技術援助的談判難以達成共識時，赫魯曉夫表示同意向中國提供國防新技術資料和樣品。之後，毛澤東答應去莫斯科出席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以示對蘇聯共產黨的支持。這樣，1957年10月15日中蘇代表在莫斯科秘密簽訂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
b鑒於蘇聯撤走專家反而使中國人更加自立，毛澤東曾說：“應該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大勳章。”140第三章?現代化建設與科技突破一枚裝有核彈頭的中近程導彈“東風二號甲”發射成功，標誌著我國已掌握了兩彈結合技術。於敏帶領的科研隊伍研製出氫彈，於1967年6月17日試爆成功。以上科技成果使中國具備了有限核威懾能力，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訛詐，爭得了國家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為現代化建設營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四大緊急措施”有力支持了原子彈和導彈的研製。以計算技術為例，1956年9月中國科學院向蘇聯科學院派出計算技術考察團，商談蘇聯協助中國建立計算技術的各項具體措施，明確了創建計算技術研究所的技術路線和工作內容。蘇聯方麵提供了全套的技術資料、關鍵電子元器件和其他儀器設備等，派出專家指導儀器試製和研究所的建設。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在1958年籌備階段先模仿M—3計算機製成103小型數字電子計算機，1959年10月模仿БЭCM—Ⅱ計算機製成104大型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後來，以計算技術研究所為主，中國自行研製出107型電子管計算機和109丙晶體管大型通用數字計算機，這標誌著中國提高了新產品研製能力（張效祥，1986）。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的104型計算機、109型丙機和119型通用計算機以及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的J501型計算機成功用於解決核彈理論設計、核爆炸、運載火箭等方麵的計算問題。
1957年10月，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國際上引起轟動。1958年，廣州、南京、拉薩等地陸續建立人造地球衛星光學觀測站，以配合蘇聯的人造地球衛星計劃。竺可楨、錢學森、趙九章等科學家建議中國也研製人造衛星。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指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同年7月，中國科學院向聶榮臻提出人造衛星研製計劃，8月開始組織製訂發展人造衛星的規劃草案。10月16日，趙九章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提出想參觀蘇聯的衛星研製實驗室，141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但未被允許（金立肇，1991）。1964年10月，趙九章等科學家赴酒泉觀看“東風二號”導彈的發射，並且討論了發射衛星的可能性。此行使他們認為研製和發射衛星的時機已趨成熟。1965年8月，中央批準中國科學院提交的《關於發展我國人造衛星工作規劃方案建議》，確定由國防科委負責組織協調。衛星研製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但研製者們克服重重困難，使“東方紅一號”衛星在1970年4月24日成功發射。1984年，利用“長征三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了“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
如今，中國北鬥衛星導航係統（BDS）與美國全球定位係統（GPS）、俄羅斯格洛納斯衛星導航係統（GLONASS）及歐盟伽利略定位係統（GALILEO）一樣，是聯合國衛星導航委員會已認定的供應商。
石油被譽為現代工業的血液。美國地質學家布萊克韋爾德（E.
Blackwelder）在1922年撰文斷言：“中國絕不會生產大量石油。”（張文昭，1995）實業部地質調查所的潘鍾祥在20世紀30年代曾數次到陝北勘探石油，1941年對當時的生油理論提出挑戰，認為陸相（湖相）也可以生油。這種“陸相生油”論被中國學者進一步豐富，為尋找油礦指明了方向。1953年，翁文波、謝家榮、黃汲清等地質學家認為鬆遼平原很值得關注（大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1954年，地質部部長李四光也認為華北平原和鬆遼平原值得勘察。1956—1957年，東北地質局對鬆遼平原進行勘察，發現包括大同鎮（後來改稱大慶）在內的可能儲油構造（李玉琪等，2013）。經過大規模的地質普查和勘探，1959年鬆基3號井噴出油流，1960年鬆遼平原實現高產，中國借此實現石油基本自給。毛澤東讚賞大慶油田開發者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於1964年初號召“工業學大慶”，為中國工業樹立了一麵旗幟。
1958年5月，煤炭部副部長沈鴻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聽了毛澤東關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的講話，深受鼓舞。會議142第三章?現代化建設與科技突破結束前一天，他致信毛澤東，建議製造萬噸水壓機。毛澤東很重視這個提議，不久就派他去上海主持製造一台萬噸水壓機。沈鴻組織江南造船廠和有關單位進行協作，承擔水壓機的調研、設計、試驗和製造任務。為了克服上海不能生產大型鑄鍛件、大型機加工件等困難，設計製造者們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例如，采用全焊結構，用電渣焊以小拚大；用多台移動式小機床加工大件，即“螞蟻啃骨頭”（孫烈，2012）。1962年6月，這台12000噸自由鍛造水壓機在上海重機廠製成並投入使用a。這台大機器，加上沈陽重型機器廠和第一重型機器廠等單位合造的12500噸水壓機，表明了中國重型機器製造技術水平不斷提高，解決了某些技術從“無”到“有”的問題。類似的技術進步使製造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b。
糧食生產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首要問題，也是人口大國發展與安全的重大戰略問題。中國糧食作物的生產力提高主要得益於育種、化肥、農藥、農業機械等科技的突破。例如，在水稻育種方麵有“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而在小麥遺傳育種方麵有“中國小麥遠緣雜交之父”李振聲。袁隆平在1964年開始做水稻的有性雜交試驗，1974年和助手們成功配製出雜交稻種子，試種平均畝產超過500公斤。在中央支持下，1976年雜交水稻開始在全國推廣生產。到1988年，全國雜交a這項特殊的工程在毛澤東的直接支持下立項，曾得到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等中央領導人的關心和支持，屬於不多見的成功的“躍進”。1960年，在因資金困難而可能終止項目時幸得周恩來批款支持。
b製造技術進步的事例還有不少。例如，1966—1976年完成了3萬噸模鍛水壓機等9套大型成套設備，製成了高精度精密機床、冷加工成套設備、年產700萬噸的大型金屬露天礦設備、年產150萬噸的鋼鐵聯合企業成套設備、年產250萬噸的煉油廠成套設備、年產合成氨6萬噸和尿素11萬噸的化肥設備、20—30萬千瓦的水力和火力發電成套設備、2.5萬噸級輪船，等等。
143科技革命與中國現代化水稻種植麵積累計達1.94億畝，稻穀增產超過1000億公斤。袁隆平的科研團隊在1995年完成“863計劃”支持的二係法雜交稻研究，實現增產5%—10%。1997年，袁隆平在《雜交水稻超高產育種》中提出超級雜交水稻育種的技術路線和超高產株型模式。經過幾個階段的努力，超級雜交稻百畝示範田平均畝產從2000年的700公斤提高到2013年的988.1公斤，打破了世界紀錄。2003年，中國大陸50%以上的水稻都是袁隆平的雜交品種。迄今，雜交水稻品種或技術已經推廣到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保障中國和世界的糧食安全做出了卓越貢獻。
人口健康是現代化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麵。中國政府和科學家在醫學領域有很多作為，傳染病防治就是成就顯著的一個方麵。1964年，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請求中國政府幫助解決抗瘧疾藥物的問題，以減少抗美作戰中的非戰鬥減員。1967年5月23日，國家科委與解放軍總後勤部聯合召開會議，討論部署抗瘧疾藥物的協作研究（饒毅等，2016）。中醫研究院屠呦呦研究小組的餘亞綱和從軍事醫學科學院借調到中醫研究院的顧國明，從808種中藥中篩選出民間驗方裏頻繁用於抗瘧的十幾種藥。餘亞綱製備出近百個提取物，經過篩選檢驗，發現青蒿提取物對瘧疾有60%—80%的抑製率。1971年，屠呦呦意識到高溫可能破壞青蒿中能治療瘧疾的有效成分，於是改用乙醚低溫提取，從而將提取物的抗瘧效果提高到95%以上。之後，她帶領研究小組分離出有效抗瘧的結晶體，即青蒿素。她又與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合作，鑒定了青蒿素晶體結構及其分子的絕對化學構型。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和廣西桂林製藥廠還先後研製出青蒿素的衍生物，解決了青蒿素不溶於水、生物利用度較低的問題。屠呦呦與一名日本科學家及一名愛爾蘭科學家榮獲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