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的《詩心：從〈詩經〉到〈紅樓夢〉》一書即將出版，可喜可賀。我有幸拜讀了這部書稿，趁此機會說幾句話。
從某種意義上說，王軍的這本書可謂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擷英或日選萃，從先秦、兩漢、魏晉、隋唐、宋元，下訖明清，擇取了引發作者感動於內心的作品。其中當然有選家的眼光在，有選家的用意在，但絲毫未陷入偏執，倒是更真切地傳達出了中國文學的神韻。因為作者的“詩心”與中國文學的“道統”，已然圓融無礙，泯然為一。王軍對中國古典文學情有獨鍾，多年來在學習和工作之餘，體貼入微，頗得趣味。這種雅興可以陶冶性情，增進涵養，增添書卷氣。這本書作為審美體驗的記錄，濃縮著作者徜徉在文學愉悅中的感受，它可以讓我們跟隨作者一道去重溫和領略對古典的體認。該書表麵看上去不過是對中國古典文學代表性作品的解說，屬於古典文學賞析的範疇，但又絕非一般的文學賞析。通常的賞析文字無非是把作品當作解剖的對象，去條分縷析地加以外在的闡釋，結果是味道全無。這正是為什麼很多人不願意讀這類文字，而更喜歡直奔主題，閱讀原典的緣故。王軍此書所取的角度全然不同於旁觀者的姿態，而是逗留於作品中，因而是一種參與者的角色。這讓我想起了海德格爾所謂的“親在”（Dasein）。正是基於“親在”立場，海德格爾才特別地推崇“當下上手狀態”，而拒絕“現成在手狀態”。
讀中國的典籍，需要“品”，就像飲茶，需要融進飲者全部的經驗去不斷地回味。因為中國文化是體認式的，所謂“鴨子飲水，冷暖自知”，它不像西方文化那種認知的方式。“品”就是必須融入讀者自身的人生況味，去體驗，去反芻，是一種反身性的功夫，是一種相互發明。中國人講究看戲要“入戲”，不然就難以獲得真正的審美體驗和陶冶。“入戲”就是要進入情境，進入角色，融進戲曲所營造的情節和劇情中去，達到忘我的境界，這樣才成。可以說，融入人生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大特點。哪怕是被魯迅先生稱作“文學自覺時代”的魏晉，其作品骨子裏也從未離開過人生這個母題。唯有整個人生的納入，才能成就審美活動，完成欣賞過程。一方麵，文學作品激活讀者的人生體驗；另一方麵，讀者也必須從人生角度去生成作品的意義世界。就此而言，作品不過是為讀者反芻自己的人生提供的某種機緣。王軍此書亦重在一個“品”字，“品”得用心去體會、體貼、體認、體味……用哪個詞都感覺好像欠那麼一絲火候。唯有融入讀者自己的人生況味，才能使古人的想法“活起來”。《詩心》一書頗合孟夫子“以意逆誌”的讀法，深得古人之妙。
在中國文化中，詩必須有所寄托，所謂“詩言誌”。中國的文學作品不是一種單純的審美遊戲，相反，它總是有其價值負荷。中國古典文學成就的是“人”，這個“人”當然是大寫的“人”，是人格意義上的“人”。因此，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審美愉悅就不再是普通意義上的快感，也不僅僅是美感，而是有其人生內涵在的。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無邪。”所謂“思無邪”，就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說到底不過是“誠意正心”罷了。它關乎人生的陶冶、人格的塑造、境界的提升，因而開辟了中國悠久的詩教和樂教的傳統。所以，審美不融入人生是絕對不成的。讀王軍的書稿，不難感受到字裏行間洋溢著的禪意。這種禪意不僅是文字的，更是融入人生感悟之後帶有的自然而然的效果。於是便有了味道，從而拉開了與一般文字的距離。
中國古典文學本然地帶有濃厚的現象學意味。作家丁玲在回顧自己的創作時，曾感慨道：“幾十年來自己很後悔，一開始寫小說我就走西洋的路。我是受‘五四’的影響而走上文學寫作道路的，因此，我開始寫的作品是相當歐化的，有很多歐化的句子。三十年代，我發現自己文章的囉唆，怎樣才能不囉唆，把人物寫出來，而又能吸引讀者呢？光靠作者在那裏絮絮叨叨地說，人物是出不來的，作者敘說得越多，讀者反而越煩，而中國古典小說完全用具體的故事來描寫人，不要作家講話。”中國文學作品的策略是讓人物、故事自我顯現，而非直陳。這種“顯現”，就是“現象”。這種中國式的敘事方式，恰恰是原生態意義上的現象學的。從《詩經》到《紅樓夢》，其本身就是一種現象學建構。其中，每個作品都是一個全息元，它不僅是一種自足的現象過程，而且構成整個文學史在曆時性的展現中完成的整體的縮影。於是，一部文學史就變成了一種有生命的機體，它在時間性的開顯中“現象”（動詞性的），變成一部曆史。如此一來，它便不再是一部狹義的文學史，而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心靈史，一部中國人的人生史，還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存在史。這也恰好是《詩心》一書給予讀者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