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在版編目（ＣＩＰ）數據
從文物考古透視六朝社會 \/ (德) 安然著；周胤等譯.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1.1(2021.3重印)
（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書係. 丙種譯叢. 第貳號）
ISBN9787305235238
Ⅰ. ①從… Ⅱ. ①安… Ⅲ. ①曆史文物－考古－研究
－中國－六朝時代 Ⅳ. ①K871.42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20)第183006號
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漢口路22號郵編210093
出版人金鑫榮
叢書名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書係·丙種譯叢·第貳號
書名從文物考古透視六朝社會
著者［德］安然（Annette Kieser）
譯者周胤等
責任編輯黃雋翀編輯熱線02583592409
照排南京南琳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徐州緒權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787×10921／20印張 10.6字數 183千
版次2021年1月第1版2021年3月第2次印刷
ISBN9787305235238
定價5800元
網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號： nju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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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物考古透視六朝社會
總序
總序
一
晃晃悠悠的節奏、斷斷續續的過程，也許是“萬事開頭難”吧，從2017年3月14日“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成立儀式暨學術座談會”召開、計劃出版係列圖書至今，竟然已經三年又八個月過去了，具有“標誌”意義的南京大學出版社版“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書係”首批四冊，終於即將推出，它們是：
劉淑芬著《六朝的城市與社會》（增訂本），“甲種專著”第叁號；
張學鋒編《“都城圈”與“都城圈社會”研究文集——以六朝建康為中心》，“乙種論集”第壹號；
[美]戚安道（Andrew Chittick）著、畢雲譯《中古中國的蔭護與社群：公元400—600年的襄陽城》，“丙種譯叢”第壹號；
[德]安然（Annette Kieser）著、周胤等譯《從文物考古透視六朝社會》，“丙種譯叢”第貳號。
既然是“首批四冊”，如何“甲種專著”卻編為“第叁號”呢？這緣於此前“書係”已經出版了以下數種：
胡阿祥著《東晉南朝僑州郡縣與僑流人口研究》（修訂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甲種專著”第壹號；
吳桂兵著《中古喪葬禮俗中佛教因素演進的考古學研究》，科學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甲種專著”第貳號；
（唐）許嵩撰，張學鋒、陸帥整理《建康實錄》，南京出版社，2019年10月版，“丁種資料”第壹號；
胡阿祥著《“胡”說六朝》，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戊種公共史學”第壹號；
胡阿祥、王景福著《謝朓傳》，鳳凰出版社，2019年12月版，“戊種公共史學”第貳號。
據上所陳，“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書係”的總體設計，應該就可以瞭然了。
首先，“書係”包含五個係列，即甲種專著、乙種論集、丙種譯叢、丁種資料、戊種公共史學，這顯示了我們對六朝曆史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全麵關注、對話學界之“學院”史學與麵向社會之“公共史學”的兼容並包。
其次，“書係”出版采取“1+N”模式，“1”為南京大學出版社，“N”為其他出版社，“1”為主，“N”為輔，但仍按出版時序進行統一編號。所以如此處理，自然不在追求“差異美”，而是隨順作者、譯者、編者的意願以及其他各別複雜情形。
再次，“書係”雖以“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書係”冠名，但隻是冠名而已，我們會熱忱邀約、真誠接受所內外、校內外、國內外的書稿，並盡遴選、評審、建議乃至修改之責。
要之，五個係列的齊頭並進、出版單位的靈活安排、書稿來源的不拘內外，這樣有異尋常的總體設計，又都服務於我們的相關中期乃至遠期目標：通過若幹年的努力，使學界同仁共襄盛舉的“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書係”漸具規模、形成特色、產生影響，而“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也因之成為學界同仁信任、首肯乃至讚譽的研究機構。如此，庶不辜負我們回望的如夢的六朝時代、我們生活的堅韌而光榮的華夏正統古都南京、我們工作的誠樸雄偉勵學敦行的南京大學、我們鍾情的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南京大學曆史學院。
二
南京大學曆史學院有著厚實的六朝研究傳統。蔣讚初、孟昭庚等老一輩學者宏基初奠，如蔣讚初教授開創的六朝考古領域，在學界獨樹一幟，若孟昭庚教授從事的六朝文獻整理，在學界備受讚譽；近20多年來，張學鋒、賀雲翱、吳桂兵、楊曉春等中年學者開拓創新，又形成了六朝人文地理、東亞關係、都城考古、墓葬考古、佛教考古等特色方向。推而廣之，南京大學文學院程章燦之石刻文獻研究、趙益之知識信仰研究、童嶺之思想文化研究，南京大學地海學院陳剛之建康空間研究，皆已卓然成家；又卞孝萱師創辦的 “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已曆半個多甲子，一批“後浪”張羅的“六朝曆史與考古青年學者交流會”，近期將舉辦第七回，本人任館長的六朝博物館，成為六朝古都南京的璀璨“地標”，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曉莊學院等，也都彙聚起不弱的六朝研究力量。凡此種種，既有意或無意中彰顯了學者個人之“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義理”追求，也主動或被動地因應了現實社會對曆史記憶、文化遺產等的“經濟”（經世濟用）需求。
即以現實社會之“經濟”需求而言，就南方論，就江蘇論，就南京論，六朝時代既是整體變遷過程中客觀存在的一環，又是特別關鍵、相當榮耀的一環。以秦嶺淮河為大致分界的中國南方，經過六朝時代，經濟開發出來了，文化發展起來了；跨江越淮帶海的江蘇，喚醒曆史記憶，弘揚文化遺產，同樣無法繞過六朝時代；而南京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第四大古都、中國南方第一的古都，也主要是因為六朝在此建都。
六朝的意義當然絕不僅此。舉其“義理”之犖犖大者，以言孫吳，經過孫吳一朝的民族融合、交通開辟、政區設置，南中國進入了中國曆史的主舞台，並引領了此後北方有亂、避難南方的曆史趨勢，比如東晉、南朝、南宋皆如此；以言東晉南朝，當中國北方陷入十六國大亂，正是晉朝在南方的重建以及其後宋、齊、梁、陳較為平穩的遞嬗，才使傳統華夏文明在南方得以保存與延續、發展並豐富，這樣薪火相傳、“鳳凰涅槃”的南方華夏文明，又給北方的十六國北朝之“漢化”或“本土化”的演進，提供了鮮活的“樣本”、完整的“模範”，其結果，便是南與北交融、胡與漢融鑄而成的輝煌燦爛的隋唐文明，特別是其中的精英文化；再言雖然分隔為孫吳、東晉南朝兩段而諸多方麵仍一以貫之的六朝，就頗有學者把包括六朝在內的漢晉文化與羅馬文化並列為世界古代文明的兩大中心，這又無疑顯示了六朝文化在世界史上的超凡地位。
然則圍繞著這樣的“義理”與“經濟”，筆者起2004年、至2018年，為《南京曉莊學院學報》“六朝研究”專欄寫下了50篇回旋往複甚至有些囉嗦的“主持人語”，這些“主持人語”，現已結集在“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書係”最先問世的《“胡”說六朝》中；至於“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書係”過去近四年的“萬事開頭難”、今後若幹年的“不忘初心，而必果本願”，我們也就自我定位為偉哉斯業，準備著無怨無悔地奉獻心力了……
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所長胡阿祥
2020年11月16日
序
序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德國慕尼黑大學讀漢學及中國藝術和考古專業碩士學位。當時，Kte Finsterbusch教授特別強調南北朝時期的重要性，這極大地影響了我們。那時的西方漢學界對這一時期的研究不多，這就使得她的學生，包括我在內，都選擇了南北朝時期作為碩士論文研究目標。從此我對南北朝時期的熱愛就一發而不可收。我的碩士論文是考察位於今天山東地區的北朝崔氏家族墓葬，從1988年至1989年我曾在濟南山東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語言學習，讓我有機會了解這一地區。
此後，我的博士論文選擇以南京地區六朝家族墓葬為研究中心。特別幸運的是，我在1995年至1996年在南京大學學習期間遇到像蔣讚初教授一樣的學者，給我啟發、令我受益。在德國，我對六朝時期隨葬品的認知主要來自博物館。在蔣教授的指導下，在好友傅江的陪伴下，我有機會在南京看到大量考古發掘地和發掘資料，對研究對象有了豐富且清晰的認識。他們的幫助給我留下了美好記憶，至今每每念及。我非常感謝羅宗真、梁白泉以及我在南京遇到的所有令人尊敬的老師和同事，感謝他們的友善、他們與我的交流以及對我的幫助。
博士論文完成以後，我在慕尼黑大學從事漢代墓葬研究工作，在美因茨羅馬—日耳曼中央博物館研究唐代考古發掘和金銀器工藝，同時出版了一冊為德國大眾讀者介紹中國藝術的簡明曆史書。但是我仍然不斷地回到六朝這個主題，這是一個以其富於變化並涉及各個文化方麵因而始終吸引我的時代。目前我在明斯特大學漢學暨東亞研究所主持一個由德國科學基金會資助的六朝時期長江中遊墓葬研究項目。
為什麼我對六朝時期如此感興趣呢？長期以來，六朝研究一直處於漢、唐研究的陰影之下。然而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對六朝時期進行深入探索的可能，比如，六朝時期創造的重要文化成果曾為大唐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也為中華文化的傳承留下了印記。考古發現證實，六朝時期中原與邊疆地區保持著外交聯係及密切的商業貿易往來。
我在研究中探討的重點問題，長期以來隻能通過文本證據來回答，現在可以從考古學的角度去驗證。在這個過程中也會產生一些全新的問題，因此，考古材料應始終與研究工作緊密結合，並用於對傳統觀點的批判性核查。考古發掘反映了六朝時期人們所經曆的曆史變遷和政治變革，因此，通過對文化遺產的研究，我們可以為過去的時代打開一扇窗，用物質遺產去解答曆史疑問。當時人們是如何麵對戰亂和由此而產生的逃亡遷移？他們怎樣去適應陌生的環境？南方的考古發現揭示出流民與本土居民之間怎樣的應對策略與互動關係？這一時期的巨變對物質文化和人民信仰的影響在考古發現上有怎樣的表現？在對南京周邊地區家族墓葬及長江以南其他墓葬的研究時，這些都是我所關注的關鍵性問題。
考古材料所顯現出的西晉和東晉之間的變化是我經常關注的主題。《魂返故土還是寄托異鄉?——從墓葬和墓誌看東晉的流徙士族》（2002）和《建康東晉流徙士族墓葬新解》（New insight on émigré tombs of the Eastern Jin in Jiankang, 2011）以當地的家庭墓葬為曆史背景分析了當時都城地區墓葬的特征，並嚐試從他們的墓地去了解流徙到南方的士族采取的生存的策略。《“廣州皆平康”：南朝廣東的墓葬與移民》（‘Nur Guangzhou ist ruhig und friedlich’—Grabkult und Migration whrend der Sechs Dynastien im heutigen Guangdong, 2004）和《“長眠於他摯愛的山中”？尋找王羲之墓》（‘Laid to rest there among the mountains he loved so well’? In Search of Wang Xizhis Tomb, 2011）兩篇文章，分析比較了長江中遊、浙江和廣東的墓葬，依據考古資料描述了當地的移民流動，探討了可能的墓主。《從考古角度看東晉社會——初探》（Eastern Ji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 Preliminary Survey, 2019）嚐試對已知的中國南方六朝時期不同的墓葬類型依照曆史資料所記載的當時的社會族群進行歸類。《葬禮對犯罪與道德的態度》（Attitudes towards Crime and Morality as reflected in Burial, 2014）和《孝子賢孫不見了？一個在時代變遷中消失的主題（東漢至南北朝）》（Kein Raum für kindliche Piett? ber das Verschwinden eines Motivs im Wandel der Zeit ［stliche Han bis Nrdliche und Südliche Dynastien］, 2019）這兩篇文章意在觀察社會規範中的行為，特別是差別極大的行為模式和社會規範，如犯罪、道德及孝道如何在考古資料中得以反映。以現實生活世界為參照，具體細致地對不同的隨葬品進行分析則見於《六朝（220—589年）漆器之考察》（Six Dynasties (220—589) Lacquer Warea Survey, 2019）和《香袋和豬圈：中國南方六朝墓葬中的廁所模型明器》（Von Duftsckchen und Schweinekoben: Toilettenmodelle aus Grbern der Sechs Dynastien in Südchina, 2017）。
這本論文集中的許多文章以我在“漢唐之間”會議上所做的報告為基礎，以參加巫鴻在芝加哥大學和北京大學發起的同名係列國際討論會（1999—2002）為肇始。除了以六朝為主題的專業會議之外，“中國中古研究會”及美國“亞洲研究協會”（AAS）的年會為學者們提供了研究討論交流的機會。中國中古研究會雜誌也為專業文章的發表提供了平台。此外，在歐洲關於“中國中古研究”的工作坊以及幾年前新成立的“歐洲亞洲藝術和考古協會”（EAAA）都提供了與同事交流思想的機會。在“東亞考古學會”（SEAA）的會議上，我有機會將我的研究主題介紹給考古專業學者。
胡阿祥教授為我提供機會，將這些文章翻譯成中文在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莫大的榮譽。本書的出版，會使更多的中國讀者可以看到這些文章，當時，我主要是為那些不熟悉六朝時期研究的讀者而寫的，其中有些已經是15年前的舊文。我非常高興得到這次機會，能通過這本論文集與我的中國同事、與所有那些樂於分享這一時代魅力的人們加強交流。在此我謹衷心感謝南京大學出版社，特別感謝胡阿祥教授！
同樣，我還要感謝諸位翻譯者：在德國的李敏、趙圓、陸岸和陳鋼林以及在中國的周胤和吳駰，感謝我在明斯特大學的同事於宏博士。最後，我要表達我對中國考古界同仁的謝意，通過他們不辭勞苦的工作使得出土文獻和發掘報告大量問世，為深入而全麵的專業研究奠定了基礎。
安然（Annette Kieser）
2019年6月於明斯特
目錄
目錄
總序（胡阿祥）1
序（安然）1
魂返故土還是寄托異鄉？——從墓葬和墓誌看東晉的流徙士族1
建康東晉流徙士族墓葬新解14
“廣州皆平康”：南朝廣東的墓葬與移民36
“長眠於他摯愛的山中”？尋找王羲之墓58
從考古角度看東晉社會——初探83
葬禮對犯罪與道德的態度104
孝子賢孫不見了？——一個在時代變遷中消失的主題（東漢至南北朝）112
六朝（220—589年）漆器之考察148
香袋和豬圈：中國南方六朝墓葬中的廁所模型明器176
譯後記（周胤）196
從文物考古透視六朝社會
魂返故土還是寄托異鄉？
魂返故土還是寄托異鄉？
——從墓葬和墓誌看東晉的流徙士族原刊於《東南文化》2002年第9期，第4549頁。
邀我撰寫此文的是我尊敬的蔣讚初教授，我想在這裏向他致謝。2000年，我在慕尼黑大學完成了以《鄉豪、流民、新貴——公元3至6世紀中國南方的家族墓地》（LandadelEmigrantenEmporkoemmlinge. Familienfriedhoefe des 3.6. Jh. n. Chr. in Südchina）為題的博士論文，本文係該論文幾個部分的摘要。1995年至1996年，我在南京大學，進修期間，我得到了蔣教授的可貴幫助和支持。
一、導論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近15年裏，在南京市區及近郊，大量東晉時期的墓葬得到發掘。清理出來的不僅有常見單個的墓葬，而且還有集中埋葬的家族墓群，後者呈單行或雙行有序排列，通常坐落在山坡上。
這些士族大多能見於史書。永嘉五年（311)，匈奴軍隊攻下洛陽，西晉隨後滅亡，北方從此為異族所統治，這些原籍北方的士族便紛紛南徙避難。317年，司馬睿於建康（即今日南京）建立東晉，此後，正是這些士族的成員被授高官顯職。琅邪（今山東臨沂北）人丞相王導（276—339）即當時名流之一，聲勢顯赫。而王導家的一支旁係便葬在南京象山。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人台山東晉興之夫婦墓發掘報告》，《文物》1965年第6期，第2633頁；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象山東晉王丹虎墓和二、四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65年第10期，第2945頁；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11期，第2341頁；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8號、9號、10號墓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7期，第420頁。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謝安（320—385）位至宰相，知名當世，他的家族墓葬在司家山。南京市博物館、雨花台區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謝珫墓》《南京南郊六朝謝溫墓》，《文物》1998年第5期，第414頁；南京市博物館、雨花台區文化局：《南京司家山東晉、南朝謝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第3649頁。此外在老虎山發掘了祖籍同為琅邪的顏氏家族墓群，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老虎山晉墓》，《考古》1959年第6期，第288295頁。在呂家山清理了來自廣平（今河北省）的李氏家族墓。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呂家山東晉李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第2135頁。
通過所發現的墓誌，可確考這些墓與上述士族的歸屬關係。墓誌通常記述死者的家世，本人及父輩、有時包括祖輩的職官，他的年壽和故世日期，他的葬地以及其後嗣同他們的配偶。在所發現的墓誌中，有一方為東晉初年（324）去世的謝墓誌。謝係後來宰相謝安的伯父，他的墓誌除了包含通常的內容之外，還透露了其他的信息。現錄如下：
晉故豫章內史陳國陽夏謝幼輿，以泰寧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縣石子罡……舊墓在熒陽。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戚家山東晉謝墓簡報》，《文物》1965年第6期，第34頁。熒陽在今河南省鄭州西麵。
按這方墓誌的說法，謝墓並未被墓主人當作最後的安息之地，而是視之為假葬，也就是說，僅作為臨時葬地。羅宗真：《從考古資料看六朝謝氏家族的興衰》，《東南文化》1997年第4期，第15頁。倘若想到東晉初年流民的處境，便不難理解此話的特殊意味。異族占領北方後，許多人被迫匆忙地離開北方故裏，流散到陌生的江南一隅。人們並不滿足於流徙生涯，相反，他們都懷著不久便恢複中原的心願。克倫威爾（William G. Cromvell）：《北方流民和人口普查登記的問題》，丁愛博（Albert E. Dien）編：《中國中古早期的國家與社會》（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0年，第175176頁。屆時回歸故土，亦可把在南方死去的家族成員帶上，讓他們歸葬舊塋，得到最終的安息。將在南方故去親人的遺體遷葬故鄉的義務，乃是出自為先人送終的傳統。顏之推便試圖將他臨時安葬在江陵的雙親，遷回建康的舊塋。見《顏氏家訓·終製》“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已啟求揚都，欲營遷厝。”
南徙移民謝的墓並非作為其永久之墳塋，而隻是為短時過渡而建，這一點已在其墓誌中得到清楚的表明，那麼需要澄清的是其他墓的情況，即東晉時期由北方移民在南方所建的那些墓葬，是否有另外的墓誌、墓葬形製和隨葬物能夠揭示墓葬屬於臨時的還是最終的性質。（作者注）可惜謝墓在這些方麵幾乎不能給我們提示，因為它遭到了嚴重破壞，盜墓者僅留下一個青瓷碗。最後，東晉時期移民對墓葬的態度發生的變化，是否有一發展的脈絡可循。迄今為止所清理的南渡移民的墓葬，為解答這些問題提供了良好的事實依據，因為這些墓葬的時間跨度大，早的建於東晉初年，晚的止於劉宋伊始。
二、企望回歸——王興之和王丹虎
1965年迄今，在南京北郊象山發掘了王彬家族3代的10座墓葬。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人台山東晉興之夫婦墓發掘報告》，第2633頁；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象山東晉王丹虎墓和二、四號墓發掘簡報》，第2945頁；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第2341頁；《南京象山8號、9號、10號墓發掘簡報》，第420頁。2000年進行發掘的墓葬M11的報告目前尚未發表。從其子女的墓誌來看，鹹和八年（333）去世的王彬亦葬在象山（但其墓未保存下來)，他是丞相王導的堂兄弟，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叔輩。他本人在東晉任侍中，即皇帝的顧問。其兄王廙在朝廷威望甚高[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七十六《王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0022005頁。，永昌元年（322）故世後，很可能便葬在M7中。在這十座墓葬中，M1和M3這兩座墓尤其具有研究價值，因為它們屬於最早的、可明確斷代的移民家族墓。同時它們未被盜掘，保存狀態良好，這樣便可確認隨葬物的種類及其在墓中的擺放位置。兩座墓葬中均置墓誌，但誌文沒有交代安葬的方式。
表11王氏家族墓
M1王興之和宋和之341\/348未擾亂
M2墓主不明劉宋初頂塌落
M3王丹虎359未擾亂
M4墓主不明東晉遭盜掘
M5王閩之358可能未盜過
M6夏金虎392頂塌落
M7有可能王廙322未擾亂
M8王仚之367遭盜掘
M9王建之和劉媚子371未擾亂
M10墓主不明東晉遭盜掘
鹹康七年（341）安葬在M1裏的是王彬之子王興之，其墓室甚小，隻有3.7米×1.75米的空間，係磚結構，有券頂和短甬道。7年後，其妻在同墓合葬。放在男棺頭部的有一把青瓷壺、3個青瓷碗和1個青瓷香熏，而放在女棺頭部的隻有一把青瓷壺。牆上置燈盞和石刻墓誌。王興之的棺內放著個人的隨葬物，包括幾件容器、用具、銅鏡、銅弩機和一隻金環，與他隨葬的還有罕見的器物，如一個鸚鵡螺杯和一個鉛人。為防潮，女棺底部灑有石灰，相比男棺，這裏除了弩機、鐵鏡和石板之外，僅存一根金簪。王興之的姐姐王丹虎於升平三年（359）卒，她的墓即M3的情景亦類似。她也葬在一座券頂隻有1.34米高的小磚室墓中，麵積為4.25米×1.15米，墓門前有一道排水溝。棺室壁龕中有兩個青瓷燈盞，除了磚質墓誌之外，棺頭那僅有一把青瓷壺。墓室布置得極其簡陋，這與棺內墓主人的大量陪葬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該棺下也鋪有一層石灰，起防潮作用。這裏除了一些容器、鐵鏡和銅弩機之外，還有日常用器皿、數量可觀的首飾以及大批穿孔貝殼。而最引人矚目的發現，則是那200餘粒丹丸，有人認為那是“攝生”的仙丹。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六朝書法中的某些道教成分》（“Some Taoist Elements in the Calligraphy of the Six Dynasties”），載《通報》（Toung Pao）, LXX(1984), 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