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兩墓均為券頂單室磚墓,棺室極小,又窄又矮,在裏麵幾乎無法行走。除燈盞外,在入口處棺頭部位擺放的容器寥寥無幾,這些器物形製單一,毫無裝飾價值。相反,棺內卻置有不少,有的隨葬品部分甚至十分珍貴。這些墓葬在規模和隨葬品的數量上表現出的節製這一特征令人驚異,這裏安葬的可是當時最顯赫的家族之一的成員,而且有的家人作為政治精英與皇室過往甚密。從這一點來看,再考慮到王丹虎豐厚的隨葬首飾,墓葬建得過小,墓穴容器過少,不可能是出於經濟因素。

探索墓葬簡樸之因,先得弄清是否有這種可能,即這種墓葬形製和隨葬品的規模,反映了移民從北方老家帶來的喪葬傳統。從墓中置墓誌來說,情況確實如此,因為東晉之前,這種習俗尚不見於江南。至於墓葬的其他隨葬品,移民在江南所建之墓與其先人在北方所建之墓的區別頗大:與M1和M3正相反,西晉時期北方的墓葬不僅有大量容器,而且還有第二類即模型器隨葬,包括家用器具、倉、井、家畜模型、陶俑、陶馬及牛車。這一類模型器在王氏家族墓M1和M3中未見。除此之外,北方墓葬的規模絕不小,某些甚至建成雙室墓。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穀水晉墓》,《文物》1996年第8期,第3745頁。

東晉建立之前,地方豪族在南京地區所建的墓葬無不奢華,在這一背景下,更無法理解王氏家族墓的這種處理。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板橋鎮石閘湖晉墓清理簡報》,《文物》1965年第6期,第3745頁。因為人們會期待,新來者為了與世代居住此地的人競爭,同樣要建豪華的墓葬,以便炫耀自己的家族。這些土著士族的墓葬為雙室墓,有高大的穹窿頂,內置祭台,上麵擺著數量可觀而造型各異的青瓷容器。與僅晚幾年的王氏家族墓中使用的沒有紋飾、形製簡單的青瓷器正好相反,這些青瓷器有飾模印紋和獸頭圖案作裝飾。除此之外,還有獅子形的插器、虎形的虎子及特製的單件器物,如造型優美的獸形尊。宜興縣周氏家族墓地M4出土的神獸尊、江寧縣秣陵公社出土的熊尊。南京博物院:《江蘇六朝青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圖版38、40。西晉時,無論江南抑或江北的墓葬中,首先少不了第二組隨葬品,即各種模型器,它們屬於大墓的常規隨葬器物。

由於王氏把家族墓建得簡陋窄小,未追隨北方傳統,也談不上欲同江南大戶的墓葬見高低,這一點隻能有一種適宜的解釋:即同謝墓一致,王興之和王丹虎這兩座墓也隻是臨時葬地。在這種背景下,可對這些特征做如下闡釋。建這些臨時墓葬,絕非是為死者提供一個長久的居室,它們隻是要在遷葬那天之前,起到盡量安全存放棺木和防止其腐爛的作用。建券頂墓,裏麵恰可容納棺木和幾件祭祀用的容器,乃是一種簡易可行的解決方法,且結構又不失牢固。王丹虎墓的棺室修得如此矮小,人隻能彎腰在裏麵站著。為了防止水的滲入,墓中設有一條排水溝,同時棺底施石灰。也許隻是基於江南土壤的特性,更簡便和更省時的土洞墓葬恐會坍塌,人們才選擇了磚券頂。在江蘇六朝時期的所有墓葬中,沒有一座采用土洞形式,也說明了這一點。相反,北方卻能發現這種土洞墓。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穀水晉墓FM6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9期,第4954頁。常見的墓室裝飾亦予放棄。墓中沒有模型和陶俑,就是說墓無陳設,非死者之新居。人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希冀在不久之未來,於北方家園修築最終的歸宿,屆時再顯示那種排場。同樣,臨時墓葬中的容器也減到不能再減,安葬當日,燈盞照明墓室,靠一把壺、一隻碗和一個香熏盛著供品,作第一次祭祀。王丹虎墓入口處僅有一把壺,說明所需器物可以少到何種程度。這一禮儀隻用無裝飾的簡單器物,也許是因為這些器物價廉易得的緣故。西晉時,獸形尊或其他特別的器形見於江南墓葬,現無人再為此定做。江南人這種對裝飾複雜的青瓷器的偏愛,似乎並不為江北人所重。與幾乎空空如也的棺室相反,棺內死者的隨葬品卻十分豐富,這一現象亦頗能說明問題。遷葬時開棺的可能性極小,連棺帶人一並運回北方顯得更合情合理。因此,死者入殮時已裝飾完備,如同最終的安葬,他們佩戴首飾,其他特別珍貴的個人財富,可能還有唁勞之贈以及對死者必不可少的器物,均擺放在身旁或棺首。王興之和王丹虎,或安葬他們的親人,懷有不久光複中原之熱望。一旦能安全地返回北方,人們便會打開墓葬,將他們同棺木遷回故鄉。他們將最終被安葬在故裏,正如西晉時他們的先人在北方安葬時那樣,建大墓室,裏麵放置模型、陶俑以及大量供盛大祭祀禮儀之用的器物。

1958年清理的4座顏氏家族墓是臨時的還是最終的,其特征就不那麼明顯。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老虎山晉墓》,第288295頁。顏含是東晉第一個皇帝司馬睿的心腹,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兒媳和一個孫子葬在老虎山,同樣在南京北郊。[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八十八《顏含傳》,第22852287頁。

表12顏氏家族墓

M1顏謙之妻劉氏345也許未遭盜掘

M2顏綝與妻東晉未擾亂

M3顏約與妻東晉也許未遭盜掘

M4顏鎮東晉未擾亂

顏氏家族墓建得雖比王氏家族墓要高大些,隨葬品看上去亦更多。但這些主要是容器,可能是針對臨時墓葬中第一次規模大一點的祭祀,因為這裏又缺少本來用來充實墓葬的模型器。(作者注)發表的發掘報告太簡要,而且沒有說明,哪些器物放在墓室,哪些又在棺中隨葬,因此很難讓人把握墓葬的特征。唯一發現的劉氏的墓誌,也沒有提供其他的線索。

三、接受現狀:王廙、李繤、王閩之和王建之

王興之墓M1和其妹王丹虎墓M3的狀況表明,它們均係臨時墓葬,而象山另一個墓葬的麵貌卻全然不同。M7的墓主人有可能是王彬兄王廙,他卒於永昌元年(322),但墓中沒有發現墓誌。此墓亦未遭盜掘,它位於象山的西側,離八座排葬的王彬的後嗣墓葬較遠,但該墓明顯特殊的情況還不僅是由它所在位置決定的。該墓建在較大的近乎正方形的平麵上,上有3.5米高的穹隆頂,壁置直欞假窗,甬道原由中間一道木門封閉。就其隨葬品而言,該墓在許多方麵都顯得非同尋常。甬道中有一架牛車和一匹馬,旁邊立著14個陶俑。不光是這組牛、馬、俑的出現,而且其數量在東晉初期也是極不尋常的,因為大約要到東晉晚期,江南的墓葬中才置陶俑,而即使如此,也不過2—4個一組而已。在墓室的入口處,為墓主設有一個寬大的陶案幾,上麵放著一個陶憑幾和一個陶盤,盤上有兩個盛飲料的陶耳杯。另外還有一個散發可人馨香的青瓷熏,旁有一個青瓷唾壺和一個陶硯。案幾的腳下有一個供取暖的銅方爐。除了壁龕中的青瓷燈盞外,照明墓室的還有角落裏的青瓷燈。墓室靠牆處擺著為數可觀的青瓷囷,旁邊是飲、食器,在所葬3人的棺首,也有飲、食器和香熏。王廙個人和他兩個妻子的隨葬品亦超過其他的王氏家族墓。不少金、銀簪以及珠寶裝飾著兩位女子的頭部,也許還有她們的衣裳。王廙右邊女子的棺中有一件珍貴的、西域傳入的玻璃杯,另一件在王廙的棺中,旁邊是墓主人的生前用品,如玉帶鉤以及一枚嵌金剛石的金指環,在東晉考古中所發現的金剛石指環僅此一枚。

倘若像M1和M3這樣的小型墓室和不完備的隨葬品說明這是臨時處理,那麼,M7便應視為最終的墓葬。我們已經看到,其規模和裝飾之出眾,使王廙墓成為舒適的最後安息之地。這便意味著,墓主人並不打算重返北方,也不願往那遷葬。此事乍看著實讓人驚訝,有別於後來在江左出生的幾代人,王廙可是屬於最早一代人,這些人仍未忘懷中原。王廙與皇室相交甚篤,隨葬豐厚恐怕與此有關。他是後來晉明帝的繪畫老師,安葬王廙時,皇室還以家禮相待。《曆代名畫記》卷二。《晉書·王廙傳》:“帝猶以親故,深痛湣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七十六,第2004頁。興許是靠這一層與皇室格外密切之關係,保證了王廙一生得以過著奢侈的生活,玻璃杯和金剛石指環便說明了這一點。這種生活是他在北方從未經曆過的吧?

1999年在南京東麵呂家山清理了三座廣平李氏家族墓,這些墓葬係東晉中葉所建。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呂家山東晉李氏家族墓》,第2135頁。從李緝墓M1、王氏(李繤之妻)墓M2和李摹墓M3出土的3方墓誌,由於墓誌記載的時間都是升平元年(357)的同一天,所以人們推測,這三座墓為同時遷移改葬墓,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三人死於非命的可能。李繤後來於寧康三年(375)與其先亡之妻合葬在M2中。任何一位墓主均不見於《晉書》,其親屬關係,隻有依據李摹和李繤名字寫法上的相似性來推斷。他們有可能是兄弟倆,M1中安葬的興許就是他們的父親。

表13李氏家族墓

M1李緝和陳氏357遭盜掘

M2李繤、武氏和何氏357\/375遭盜掘

M3李摹357遭破壞

3座墓的墓室通長不過4.5米,與王氏家族墓M1和M3一樣,規模頗為節製,裏麵亦未置模型器。盡管M1和M2已遭盜掘(M3破壞嚴重),然而還是可以看出,這裏隨葬的容器雖然有限,但其數量仍要多於王氏家族墓中的容器。在M2中可以發現,兩把青瓷盤口壺、兩隻缽以及7個陶盤為幾組祭祀容器,分別於357年安葬武氏時及18年後即375年合葬李繤和他第二任夫人時隨葬。在李緝和陳氏墓M1中有好幾隻碗、兩把盤口壺和一個筒形罐。如何對這些墓葬進行解釋呢?其性質是臨時的還是最終的呢?墓誌給了我們進一步的提示:357年撰寫的李緝和李摹的墓誌上記載,位於今日河北省的廣平郡,即北方,為墓主的故鄉,而18年之後去世的李繤的墓誌上卻寫著:

晉故宜都太守魏郡肥鄉李繤寧康三年十月廿六日。

鹹康四年(338),東晉成帝時,在建康設置了魏郡,作為移民居住的僑郡。《晉書·地理誌》:“鹹康四年僑置魏郡、廣川、高陽、堂邑等諸郡。”[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十五,第463頁。既然李繤墓誌稱此郡為他的家鄉,那麼在18年期間,在妻子、兄弟和父親故去後,李氏家族的思想仿佛起了變化。李繤於寧康三年(375)甘心留在江左,看來已接受南方作為他新的故鄉。考古發掘報告上也這樣認為:“同時反映當時一部分南渡士族逐漸麵對現實,更加實際的複雜心態。”倘若《晉書》記錄了死者的生平,說不定便會提起這一態度的轉變。而現在我們隻能依賴墓誌了。

在尋覓南渡移民觀念轉變,接受南方為他們新的家鄉這方麵的文字資料時,發現了象山王氏家族另兩座墓葬中的墓誌。這裏葬的是王彬的兩個孫子,即王氏第三代的兩個成員。王閩之和王建之分別於升平二年(358)和鹹安二年(372)葬在M5和M9中。他們的墓誌記載沒有李繤的墓誌那麼清楚,但還是稱琅邪,即山東為他們的老家。在大家豪族中,人們以這一地名來區別來自其他地方的王氏士族(如太原王氏或東海王氏)。琅邪王氏家族是東晉最重要的士族,恰恰作為這一家族的成員,與無足輕重的廣平李氏相反,他們是絕不會放棄名字前麵的地名的。然而,到了東晉晚期,琅邪的稱謂已不再暗示與祖籍老家在精神上的特殊聯係了。在這些墓誌中,更為重要的是象山家族墓的名稱,它現在被稱為“舊墓”。而在太寧二年(324)撰寫的謝墓誌中,“舊墓”還在指北方謝家的祖墳。態度方麵的轉變還可通過以下事實說明,王閩之和王建之娶的都是南方豪族的女子,即吳興的施氏和南陽的劉氏。墓誌清楚地表明,東晉初期,子女還隻願與北方來的士族聯姻。這一思想的改變,看來並(還)沒有通過隨葬品或墓葬的變化表現出來。即使王閩之,亦像他的表兄弟王建之一樣,兩人的墓葬都不大,裏麵沒有模型器,祭祀容器也寥寥無幾。

四、在接受現實和寄托希望之間徘徊:謝球和謝珫

通過移民墓葬中的一些墓誌,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南渡移民對其流徙之地的觀念已逐漸發生了變化。1984—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城南郊的司家山清理了謝氏家族墓,這些墓的考古資料為我們提供了一次檢驗機會,看移民的觀念變化是否也在墓葬結構,特別是隨葬品中得到了表現。南京市博物館、雨花台區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謝珫墓》《南京南郊六朝謝溫墓》,第418頁;南京市博物館、雨花台區文化局:《南京司家山東晉、南朝謝氏家族墓》,第3649頁。所有七座墓均建於東晉晚期和劉宋初期。在這裏安葬的有謝和謝球,他們是宰相謝安的兩個侄孫,也是謝的曾侄孫。在上麵提到的謝墓誌上,記的還是“假葬”。

表14謝氏家族墓

M1墓主不明南朝初遭擾亂

M2墓主不明南朝初遭擾亂

M3墓主不明南朝初遭盜掘

M4謝球和王氏407遭盜掘

M5謝溫402遭盜掘

M6謝珫421遭盜掘

M7墓主不明南朝遭破壞

這些墓葬在規模上均建得較大,其墓室可長達6米,高可過3米,祭祀時可從容地直身站立。甬道中可能原有木門,棺木放置在磚砌的棺床上。在墓室的設計上,又著意模仿居室。如謝球墓和謝珫墓,墓室設直欞假窗,側壁和後壁上的假窗最多可達5個,假窗上方設龕置燈。墓室附加之燈取三足盆形,置於盤上。為了墓主人的舒適,墓中還放置了憑幾。遺憾的是,無一墓能逃脫盜掘的厄運。但總的看來,隨葬品的數量有增多的趨勢,而器型亦更加豐富。如容器不像在王氏和李氏家族墓,僅限於盤口壺、罐和碗,這裏還有雞首壺、唾壺以及盛飲料的耳杯和盞托。即使這兒也未置模型器,但是M1中畢竟還有兩件石俑。從墓葬形製和隨葬品來看,這些墓更像是最終的墓。

相比之下,誌文的記載,令人吃驚:墓誌稱北方陳郡為故鄉,像琅琊王氏的情況一樣,這裏的陳郡也應視為士族身份的標誌。謝球於義熙三年(407)下葬,但其墓誌不像其他墓誌通常那樣用“葬”字,而是使用“厝”字,後者也許如同“假葬”,要作為臨時安葬來理解。見羅宗真:《從考古資料看六朝謝氏家族的興衰》,第15頁。並請參考前注《顏氏家訓》中“厝”的含義。9年之後,謝球之妻與其合葬,為此所刻的磚文又重複了“厝”字。東晉時期,人們盼著王室恢複中原。但到了公元421年,即劉宋永初二年,東晉王朝已不複存在,謝珫墓誌卻仍寫著“厝”字。

墓誌和墓室裝飾之間的矛盾十分明顯,墓葬既要建得比先前舒適,又要稱作是臨時的,這恰好說明南遷移民在務實和懷盼之間徘徊的心態:由於在江左生活的已是第三代和第四代人,他們業已安於現狀。人們不再抱著很大的希望,重返中原的願望也許已經蕩然無存。正是出於此因,人們才為他們死去的親人建造這樣的墳塋,它們要比東晉初期移民的墓葬寬大舒適。同時,獻祭之物亦更豐富,因為這很可能即最後一次獻祭。盡管如此,人們仍保持謹慎,不願完全擯棄返回北方故土的念頭。出於此因,誌文稱其為臨時墓葬。在死者的家中,也許保留著一份載此誌文的拓片,它提醒家人,有朝一日返回北方家園時,勿將死者棄在江南——當年人們離開北方時過於倉促,便發生過這樣的事。

五、結束語

南下移民與其故鄉和他們流亡之地的關係究竟如何,墓誌和墓葬裝飾給人的印象並不一致。恰恰在東晉的動亂時期,不同的士族、甚至一個家族的不同成員,都會按照個人的境遇和地位,有不同的觀點。早在東晉初期,北方移民中便明顯的有兩派:一方麵是像謝和王氏家族中的幾位成員,他們堅信,在不遠的未來,無論生與死,一定能重歸北方故裏。另一方麵是像王廙這樣的人,他們早已甘心於現狀。50多年後,如同李繤一類的許多人已接受江南的生活,但依舊有些人如謝家成員,在許多年之後,仍對回歸抱有一線希望。

對墓葬作臨時性抑或最終性的劃分,其界限並不總是一目了然。參照的範疇之一,在某些情況下為隨葬品,在另一些情況下,又要看誌文的選詞,或者它們向我們指出不同的趨向。總之,在闡述東晉墓葬時要謹慎,因為在東晉結束160年之後,中國才由隋重新統一。因此,那些本來隻為幾年過渡而建的墓葬,最終還是成了北方移民的最後的安息之地。但是,在今日所發現的這些墓葬旁,穿插著另一些墓葬,它們的建造,乃是為了永恒。

陳鋼林(德國慕尼黑大學)譯

建康東晉流徙士族墓葬新解

建康東晉流徙士族墓葬新解原刊於羅亞娜(Rosker, Jana S.)、娜塔莎(Natasa, Vampelj Suhadolnik)編:《轉型之作:早期中古中國的文學、藝術和哲學》(The Yields of Transition: Literature, Art and Philoso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ers 2011.

公元311年,洛陽淪陷於異族,西晉隨之滅亡。大批的北方民眾不願留在外族的統治下,等待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遂選擇了背井離鄉,遷往南方。南遷的浪潮出現過幾次,北方流徙家族迅速掌握了政權,並於公元317年在建康重建了晉室,是為東晉。許多流徙士族成為新政權及朝廷核心集團的重要人物,最著名者,即東晉初年的王導和公元385年去世的謝安。流徙家族雖很快在南方安頓下來,但他們從未放棄過北歸的念頭,盡管隻短暫地收複過洛陽。桓溫短暫收複洛陽一事,參見其本傳。[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568頁。

在過去數十年中,南京地區的考古發掘揭露出不少這些北方移民的家族墓群,包括皇室司馬家族的一些墓葬。關於南京地區出土的200多座墓葬的數據和分析,參見安然 (Kieser):《鄉豪、流民、新貴——公元3至6世紀中國南方的家族墓地》 (LandadelEmigrantenEmporkmmlinge. Familienfriedhfe des 3.6. Jh. n.Chr. in Südchina), Asiatische Forschungen 144.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2.第一座流徙士族墓發掘於20世紀50年代末。

對這些地下建築及其隨葬品的分析表明,它們從未作為永久的安息之所,而隻是暫時的塋墓。一旦北方被收複,都城遷回洛陽,這些墓葬就將再次打開並隨之遷往北方[安然(Kieser, Annette):《東晉時期北方移民對南方墓葬影響的重新評估》,巫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31272頁。]。

近代南京的建築活動導致了考古發掘的激增,並出現了更多的北方家族墓群。下文將對此進行分析,並說明它們是否也能支持臨時墓葬的觀點。同時,其他有關建康流徙士族生前死後的方麵,在文中也將進行探討。

圖21琅邪王氏族譜

一、南京琅邪王氏家族墓

1965年,當考古工作者開始著手發掘據稱在南京北郊象山發現的磚室墓時,對其期望是很高的。畢竟一件墓誌已證實,其中一座墓內埋葬的是王興之(王羲之的堂兄弟),東晉著名的琅邪王氏家族成員(圖21)。既然當時最重要家族的成員就埋在那裏,那麼人們會有怎樣的期待?琅邪王氏是公元307年追隨司馬睿南渡建康的眾多家族之一。長安西晉傾覆後,其在公元317年晉室重建為東晉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統治階層中最傑出的代表即王導,其在公元339年去世前都是權傾一時的丞相。與皇室緊密的聯係、聯姻及其自身的血緣關係,使得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始終舉足輕重,並由此成為了東晉初年的名門望族。當時流行的一句俗語即道明了這種形勢:“王與馬,共天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十八,第2554頁。)

表21南京的北方流徙士族埋葬地

家族郡望南京葬地

王氏琅邪象山

顏氏琅邪老虎山

李氏廣平呂家山

謝氏陳國戚家山、司家山

溫氏太原郭家山

圖22南京象山琅邪王氏家族墓示意圖

摘自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11號墓清理簡報》,《文物》2002年第7期,第34頁。

然而,墓葬被探明後,考古人員的期待卻落空了(圖22):12座墓葬中除一座外,其餘皆為非常小的墓室,且僅隨葬了少量的物品。當然,漢代地下宮殿的輝煌時代已過,但這些畢竟是琅邪王氏的家族墓葬!

為闡明公元4世紀王氏家族墓的情況,讓我們從這些墓葬的更細節處開始說起:王彬(前述王興之父)家族共三代人葬於象山之麓。根據墓誌,12座墓葬中有7座的年代在公元341至392年之間。

表22琅邪王氏墓葬發掘報告參見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人台山東晉興之夫婦墓發掘報告》,《文物》1965年第6期,第2633頁。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象山東晉王丹虎墓和二、四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65年第10期,第2945頁。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11期,第2341頁。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8號、9號、10號墓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7期,第420頁。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11號墓清理簡報》,《文物》2002年第7期,第3440頁。

墓葬墓主人墓誌時間

M1王興之與宋和之1341\/348

M2未知—劉宋早期

M3王丹虎1359

M4未知—東晉

M5王閩之1358

M6夏金虎1392

M7王廙(?)—322

M8王仚之1367

M9王建之與劉媚子3372\/371

M10未知1東晉

M11王康之與何法登2356\/389

M12未知—報告未刊布

所有這些墓葬(除M7外——很可能是王廙之墓,留待下文探討)顯示出了相同的特征(圖23):它們都是小型的磚砌單室墓,低券頂。有些有入口甬道,以磚牆封閉。多數有排水溝,部分設置棺床。墓磚通常無裝飾,且無銘文。極少量的素麵青瓷或陶製飲食器被集中安放在入口附近或磚砌的祭台上,在某座墓中甚至僅有一把壺!燈或素麵燈盞被置於壁龕內,下葬時為墓室照明之用。偶有熏爐或其他的隨葬品。不少墓中的墓誌被放於棺木的前部,其數量從一件到三件不等,視墓中埋葬的人數而定;其墓誌多為陶製,且刻工草率。